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正案（草案）”，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下決心完善科技成果處置收益分配製度，著力用法治的辦法確保創新者得到應有“回報”，收穫好評一片。

　　創新成果轉化率低，一直是“老大難”問題。據科技部門提供的資料，目前全國5100家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完成的科研成果3萬項，但其中能夠轉化並批量生産的僅有20%左右，形成産業規模的只有5%。教育部門公佈的統計數字也表明，我國高校科技成果80%左右都在躺著“睡大覺”，專利實施率不到15%，而發達國家高達70%至80%。

　　創新困局背後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根子在“利益”上。在現行科研和技術資産管理體制下，科技創新成果的處置收益，大多歸“公家”所有，和發明創造者的利益沒有明晰的“掛鉤”。而且，“變現”技術資産需要主管部門、財政部門層層審批，程式多、週期長。得不到什麼“好處”，還要勞心勞神，這種現狀使得很多搞研究的人，更願意走“拿項目、做課題、出成果、評職稱”的常規路子，而沒有動力在創新性和産業化上下功夫。同樣，由於考核主要看科研成果，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對參與創新成果的中試、商業化也缺乏足夠動力，對重大項目研發的連貫性不太感興趣。對企業創新來説，也面臨著利益“回報”驅動弱的問題。創新鏈與産業鏈、金融鏈脫節，與科研機構合作不順暢，技術成果轉化投入大、風險高、預期回報低，讓相當多企業對創新“敬而遠之”，有些企業家還發出了“創新是找死”的感嘆。

　　激發萬眾創新須解利益“疙瘩”，實現創新驅動需要“利益”驅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提高創新“回報”，絕非什麼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事關研發人員和企業主體創新積極性的大事。“回報”問題解決不好，“萬眾創新”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氣，轉變過去那種不屑講、不能講“利益”的思維定勢，打破一切陳舊的、有礙創新的“舊框框”、“土框框”。

　　重視創新“回報”，迫切需要研究制定合理的收益分成比例，並用法治的方式固定下來。目前，發達國家大都建立了一套極其具有誘惑力的利益分配機制。如美國夏威夷大學的《智慧財産權的管理條例》就規定，一般專利收益2/3分配給發明人，超過30萬美元的按1/3比例歸發明人所有。我們一些地方也在探索。被譽為“中國光谷”的武漢東湖高新區，早在2013年就專門出臺《促進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暫行辦法》，允許高校師生休崗休學“下海”創業，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可“七三開”，研發者得70％，尺度非常之大。目前，四川成都等地也出臺了類似政策。實踐證明，大“回報”能帶來大創新。在這方面，我們不要“小家子氣”，要大膽卸下科技成果收益分配“舊枷鎖”，實施股權期權等激勵政策，讓創新者都能在創新中賺“大錢”。

　　降低創新成果轉化成本，也很關鍵。創新的“中試”、“商品化”環節，投入成本較高、時間較長，重大關鍵技術的中試一般需要2年左右時間，後續商品化和産業化需要的時間更長。採取發展科技孵化、優化創新支援政策等積極舉措，降低技術轉化的成本、門檻和風險，縮短轉化週期，才能有效調動企業的創新積極性。同時，要允許有能力的高校教授兼職或者離崗創新創業，打通大中院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的人才流動通道，降低企業創新的人力成本。

　　強化智慧財産權保護，同樣茲事體大。目前在科技領域，“十年心血，一朝‘山寨’”的現象很是普遍，這大大降低了創新的回報率。一個跟風、複製、抄襲的市場，不僅會打擊企業參與創新的積極性，制約産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還會衝擊整個市場經濟的創新環境和法治基礎，“劣幣驅逐良幣”，必須下“猛藥”攻克這個“頑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