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年紀增加，我也確實有了更多想要表達的東西，僅僅通過音樂已經不夠，所以，我想要通過電影來表達。”2005年，沒有接受過任何編劇訓練的崔健寫出自己的第一個電影劇本，像一首長詩，一行一行，沒有標點。

　　崔健讓懂電影的朋友給自己的“詩”提意見。其中有寧浩，當時他還在拍自己的成名作《瘋狂的石頭》。但崔健沒有在2005年的中國電影市場中找到足夠的資金。

　　崔健沒有中斷自己在電影創作上的嘗試。2007年，崔健拍攝了8分鐘的手機電影短片《修復處女膜年代》，關注女性人格獨立的話題，這是他第一次嘗試電影這種藝術表達手法。2009年，崔健與導演陳果合作執導的電影《成都，我愛你》被威尼斯電影節選作閉幕影片。崔健負責的“未來篇”長達30分鐘。

　　2010年，找到投資的崔健，撿起了擱置數年的劇本，並將電影以專輯中的一首歌命名———《藍色骨頭》。

　　平衡的“三腳架理論”

　　“一首歌，兩代人，三個故事”，崔健對自己執導的第一部長片總結得惜字如金。

　　《藍色骨頭》講述了80後地下搖滾歌手兼網路駭客的鐘華遇到默默無聞的小歌手，在陷入愛情的過程中偶然發現父輩一段藏在“文革”歲月中的愛情故事。通過同一首歌，父親、母親、自己都對各自生命達成了諒解。電影既有對當下年輕人生活的關注，也有對“文革”年代的回望。

　　崔健很欣慰經紀人幫自己爭取到最終剪輯權。從而在第一次執導長片時，自己不是一個招牌，真正體會到完全掌控電影創作的快感。而即使電影中有隱射“葉群為林立果選對象”的敏感情節，影片也最終過審。

　　崔健不止一次提到，希望觀眾在欣賞這部電影時，不要總惦記“這是崔健的電影”。但他自己清楚，如果不是因為自己在中國搖滾樂的教父級地位，觀眾很難關注到這部電影。他甚至懷疑，如果自己不是崔健，這麼一部充滿自我表達的電影能否走進影院。

　　如今的崔健早已坦然接受被符號化的自己“有人説我現在圓滑、狡猾、入世，他們説，這個社會都墮落了，你還有什麼好唱的？”崔健覺得好笑，在他看來，那些質疑他的人沒有找到生活中的平衡。而平衡正是53歲的他追求的完美狀態。

　　“任何事物都像這個三腳架。需要三個支撐。”崔健指了指對面攝影師的三腳架對記者説：“有三個支撐，你必然會成功；有兩個支撐，且足夠強大，你有可能會成功；如果你只剩一個支撐，那必然會失敗。”這就是他這幾年接受採訪時，一直宣揚的“三腳架理論”。

　　在知天命的年紀，崔健力求在藝術和商業中找到平衡。現在的他不再反感發行方為了電影票房給他安排的專訪，也會在各地巡演時不忘唱歌迷們最喜歡聽的老歌，前兩年他開始參加電視臺的綜藝節目。“我上了時尚雜誌，上了電視……這很容易被某些人看成是頹廢的跡象，他們會認為我不想再批判了，接受了時代給我的賄賂。但這些是成熟的藝術家必須要經過的平衡點。”

　　去年，崔健還發佈了一款名為“藍色骨頭”的個人定制手機。這款亞馬遜定價3999元的手機，內置65首崔健重新編曲製作的歌曲、700分鐘具有珍藏價值的視頻集錦、100多張崔健成長時期的照片，還有專屬的A PP……

　　當製造商找到崔健提出這個想法時，他的第一反應是回絕。直到2008年，滾石的吉他手K eithR ichards和LV合作了一款廣告，經紀人拿給崔健看這個廣告，讓崔健開始相信，即便與商業結合，藝術家也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據説，這是中國第一款與名人合作作為品牌的定制手機。

　　記者想問他對《中國好聲音》以及汪峰的看法。保持警惕的他揮了揮手説：“這個問題很八卦，有危險。我並不是反對商家、反對商業，我是在乎藝術家的主動性有多少。我把握平衡把握得很嚴格，如果我做了這個事情，就希望在創作上更完美一些，或者努力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多一些，讓我自己內心好接受這個事情。”崔健説。

　　市場？我在意個性

　　或許是因為太認真。2005年，崔健發行了自己的第五張專輯《給你一點顏色》。迄今，尚無新作。

　　很多人問他下一張專輯什麼時候面世。在2013年的一次綜藝節目中，崔健坦承，自己近十年的音樂都不成熟，“我發現我與這個時代的互動靈感沒有了”。

　　即使《給你一點顏色》在問世時也備受爭議。以激進聞名的樂評人楊波以《作為符號的崔健，已然遠去》為題寫道：“一個人的青年永遠屬於他正年輕的年代，一個人的老去也永遠屬於他正在朽腐的年代。老了就是老了，還説什麼呢？”

　　服輸就不是崔健：“老一代人、新一代人可能都不喜歡我的新歌，不著急，還可以再等10年。”他表示，自己的批判性比過去強一百倍。

　　但事實上，更多的聽眾留在了上一個時代。崔健的演唱會最能引爆現場歌迷的還是《一無所有》《新長征路上的搖滾》《花房姑娘》《假行僧》……崔健的好友K ennyBloom曾在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表示“或許微網志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10月17日，中國搖滾教父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份電影答卷將接受觀眾的考驗。在公認浮躁的中國電影界《藍色骨頭》的成績無疑要打上一個問號。至少，上一部以崔健個人品牌為賣點的電影，在商業上遭遇了失利。

　　2010年，崔健準備在北京辦一場演唱會，名為“超越那一天”。剛剛回國創業的白強決定投資，把這場演唱會做成一部3D電影。有資料顯示，這部耗資700萬元製作的電影，最終票房僅30萬元。

　　在10月10日，《藍色骨頭》試映後的交流中，崔健稱自己並不看重票房。他説：“《藍色骨頭》最早立項是在2005年。當時的電影市場和今天大相徑庭。很多人説老崔，你是不是也趕時髦做一個票房電影。我説我十年前根本就沒想到會有什麼票房誘惑或者壓力。”

　　崔健説：“我並非不了解電影市場，但我依然堅持拍有個性的電影。現在市場上很成功的電影都有很專業的團隊包裝，但我的電影不需要為了迎合市場去做什麼包裝。我認為我的演員是最好的，他們就是最大的腕兒。”

　　“藝術家是社會的預警系統”

　　姜文是崔健好友，也是他最欣賞的中國電影導演。《鬼子來了》被崔健稱作中國電影藝術史上的奇跡。和姜文的第一部導演作品《陽光燦爛的日子》一樣，崔健將《藍色骨頭》的故事背景放在了“文革”時期部隊大院中。

　　與大院外的世界相比，大院裏的年輕人生活更加自由。崔健回憶，上世紀70年代中期，自己有很多機會觀摩國外的“參考片”。電影裏的文工團，年輕的團員們聽西方的搖滾樂，自由戀愛，甚至還有同性間的曖昧。“這都是真實的，我那時候聽的葷段子跟現在沒什麼兩樣。我們是勝利者的後代，就是‘紅旗下的蛋’。”

　　但崔健不只在一個場合聲稱，成年後的自己並不享受這種特殊身份帶來的快樂“我知道很多人會憎恨我的表態，很多人在那場浩劫中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家人，我拍這些不是得罪了那些人嘛。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有這場浩劫，我們要對真實的東西更關注。讓大家正視真實的重要性。但我有權利表現真實的東西。”崔健表示。

　　真實，一向是崔健衡量周圍世界的重要標準。2002年8月7日，崔健在北京發起“真唱運動簽名行動”，並在不久之後放炮：“那英二十多年一直是假唱”。

　　崔健説女主角倪虹潔的角色表達的是大院生活帶給那代年輕人並不是快樂，而是更深層次的痛苦。“她在認定自己終極價值的時候，是更痛苦的。對自己的信心和生命的否定是心靈深處的。”

　　談到體制的問題，一旁的助理提醒記者注意問題緊扣電影。但崔健打斷了助理“沒問題。我在説電影。”他鬆開了一直握在身前的雙手。那一刻，那個成為一個時代烙印的搖滾青年活了回來。

　　“藝術家是社會預警系統。一個健康社會總是有人預警。”崔健對記者説。

　　事實上，崔健從來沒有放下對社會的預警，他用自己的方式愛著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