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以油田、糧倉著稱，但黑龍江這個中國版圖最北端的省份，似乎正面臨著十年來最嚴峻的考驗——在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上半年數據中，黑龍江以4.8%的經濟增速墊底全國31個省區市。

　　斷崖式的下滑，讓不少黑龍江人有點難以接受。過去十年間，除2013年外，黑龍江經濟增速持續保持在兩位數以上，平均增速達11.25%，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去年，黑龍江經濟增速首次跌破兩位數。今年以來，黑龍江已連續兩個季度成為全國經濟增速最低的地區。

　　這並非偶然。今年以來，煤炭全行業虧損，石油利潤逐步下滑，以油、煤為支柱産業的黑龍江自然首先感到了“寒意”。事實上，吉林、河北、山西等長期依賴資源發展的地區，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響，上述三省上半年的經濟增速分別為6.8%、5.8%和6.1%，均低於全國平均水準。

　　“傳統的經濟增長動力正逐漸消退，而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還未真正成長起來。對於資源型城市來説，這一形勢尤為嚴峻。”在近日舉辦的“資源型城市轉型與可持續發展”高層研討會上，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表示，資源型城市轉型工作總體上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內容，要通過深化改革來推動資源型城市轉型，走出“礦竭城衰”的發展怪圈。

　　用改革破解“資源詛咒”

　　在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資源詛咒”理論，即豐富的自然資源可能是經濟發展的詛咒而並非祝福，大多數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或地區比那些資源稀缺的國家或地區增長得更慢。

　　這種“資源詛咒”的現象在黑龍江表現尤為突出。今年一季度，在黑龍江省14個地市中，雞西、鶴崗、雙鴨山、伊春、七台河5個資源型城市的地區生産總值出現了負增長。

　　“由於對資源過分依賴，資源型城市在享受了資源帶來的中短期效益後，卻帶來了更多的經濟社會問題。”國家發展改革委東北司原副司長彭會軍認為，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還是産業結構沒能真正調整過來，當經濟運作出現波動時，“一業獨大”的資源型經濟往往會起伏更大。

　　過去十多年裏，在重化工業高速發展的拉動下，資源型城市特別是能源城市獲得了快速發展。但隨著中國經濟步入中高速發展新階段後，這些資源依賴型地區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轉型壓力與發展危機。

　　在彭會軍看來，破解“資源詛咒”，首先要改變發展觀念，“相當一部分資源型城市中，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的資源開發觀念仍然當道，資源開發強度過大，綜合利用水準比較低，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十分嚴重”。

　　“這些現象要引起警覺，這也更加説明瞭資源型城市加快轉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資源型城市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體制改革司副巡視員彭邵宗指出，資源型城市轉型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它面臨的最大瓶頸不是資源要素的約束，而是有效供給的不足。實現資源型城市産業良性發展和“自我造血”，需要通過推動包括産業更新與接續、産權保障、金融改革、城鎮化等在內的一系列改革。

　　轉型須有制度保障

　　2013年11月，國務院出臺了《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將全國262個資源型城市劃分為成長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種類型。其中，141個處於資源穩定階段的城市被列入“成熟型城市”，而67個城市被列入“衰退型城市”。

　　“不能等到資源枯竭了才轉型，資源成熟型城市恰恰處在轉型發展的黃金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宋曉梧認為，資源型城市轉型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在不同類型的資源型城市裏，政府所要發揮的作用不完全一樣，要對資源型城市進行分類指導。

　　宋曉梧指出，不少資源衰退型城市有很多歷史欠賬，涉及資源價格、安全生産、生態破壞、基礎設施、勞動力成本等諸多方面，這些欠賬不能推給市場，必須由政府主導解決；成熟型城市也要未雨綢繆、提早轉型，避免“一業獨大”導致的“礦竭城衰”。

　　事實上，資源型城市的轉型與可持續發展不僅是經濟轉型，還包括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德國魯爾是世界上公認的資源型城市成功轉型的代表。從上世紀60年代起，魯爾就開始城市轉型，時至今日，儘管當地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其失業率仍是德國最高的。

　　“這説明資源型城市産業轉型的艱難。轉型不只是上幾個項目，還面臨著向哪轉、怎麼轉的問題，不僅需要借鑒成功地區的做法，還需要結合實際大膽創新，突破體制機制的束縛。”彭會軍表示，實現資源型城市轉型與可持續發展，不僅需要正確的發展理念、積極主動的具體行動，更需要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和約束。

　　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相關條例仍在起草中，離正式出臺尚需時日，而完善資源型産品價格形成機制也面臨著眾多問題。值得關注的是，《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首次提出了資源開發秩序的約束機制和利益分配的共用機制，這兩點對於實現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

　　因地制宜的路徑選擇

　　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路徑是什麼？東北師範大學資源型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支大林認為，轉型主要有三種途徑，即轉變、轉向和轉移。

　　所謂轉變，就是利用現有資源圍繞主業實施深度開發和相關産業多元化的發展戰略，由一業獨大變多元産業；轉向，即發展與資源産業不相關的産業，重新培育主導産業，資源城市走多元的發展道路，産業由資源型轉向非資源型；轉移，則是對區位條件不好且難以發展其他産業、轉型成本比較高的城市，實施整體遷移。

　　貴州萬山曾是我國最大的汞工業生産基地，被譽為“中國汞都”。但隨著汞資源逐漸枯竭，萬山發展陷入了困境。“我們調研後建議，萬山只有搬到另外一個地方才有出路。萬山接受了這個建議，現在成了銅仁市下轄的萬山區。”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所所長肖金成曾是萬山轉型規劃的負責人，他告訴《經濟日報》記者，轉移重建的新萬山建起了總面積30平方公里的“萬山轉型工業園區”，目前已有51家企業入駐，轉型發展成效初顯。

　　“不同類型的資源型城市有不同的轉型途徑。”支大林指出，與萬山這樣的獨立礦區城市不同，以伊春為代表的林業枯竭型城市，主要是通過提升優質産業，推動傳統産業轉型升級，同時大力發展特色産業及生態旅遊業；以煤炭、石油為支柱的資源型城市，轉型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根據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産業生命週期，採取不同的發展路徑和模式。

　　同樣是煤炭資源型城市，遼寧阜新和山東濟寧有著截然不同的轉型路徑。

　　阜新的煤炭資源接近枯竭，因此選擇了固定投資相對較低的現代園區農業作為替代産業，同時依託剩餘煤炭資源發展煤化工，打造煤化工基地，形成了資源型城市轉型的“阜新模式”。

　　濟寧屬於煤炭資源成熟型城市，按探明儲量至少還可再開採20年以上，但濟寧在煤炭效益非常好的情況下，主動提出經濟轉型，大力發展機械製造、紡織、資訊技術等産業，探索出了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濟寧樣本”。

　　“科技創新是實現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根本出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強調指出，資源型城市的轉型發展，從根本上來説要靠科學技術，無論是濟寧還是阜新，採用現代先進技術，從當地的資源實際出發，實現自主創新，這才是轉型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