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上半年情況來看，長期以來依賴資源的地區，比如吉林、河北和山西三省經濟增速分別只有6．8％、5．8％和6．1％。在過去，煤炭、鋼鐵、有色金屬等企業發展形勢好的時候，只要有項目，銀行就貸款。但現在這些企業基本虧損面都達到了40％以上。”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8月2日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資源型城市轉型與可持續發展”高層研討會上表示，傳統的經濟增長動力正逐漸消退，而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還未真正成長起來。“當前對於資源型城市來説形勢尤為嚴峻。”

　　在這次研討會上，包括發改委、科技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的相關負責人和該領域的權威學者集體為資源型城市轉型把脈。攀枝花、婁底、焦作等資源型城市代表亦分享了轉型經驗。

　　多次調研東北地區、為東北資源型城市轉型多次獻計的國家發改委東北振興司原副司長彭會軍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即便前有資源衰退型城市的教訓，資源成長型、成熟型城市為了保增長仍然對轉型的長遠規劃未有仔細考慮，甚至很多城市在轉型之後還尷尬地面臨“二次轉型”的問題。

　　“資源詛咒”

　　“因為目前資源成長、成熟型城市仍有足夠的資源支援其經濟增長，出於對GDP增長的考慮，並且採掘業的成本相對其他産業的投入要小得多，這些城市目前仍然對‘資源詛咒’的認識不足。”彭會軍説。

　　資源富饒本可以為一個地區經濟增長加分，但大量實踐證明，由於對資源過分依賴，資源型城市在享受了資源帶來的中短期效益後，卻面對了更多的經濟社會問題，這便被稱為“資源詛咒”。

　　根據2013年12月國務院印發的《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年—2020年敗罰撘韻錄虺啤豆婊》敚在其公佈的262個資源型城市中，東北（黑、吉、遼，及內蒙古東部）有37個，佔14．1％。其中67個資源衰退型城市中，東北就有21個，佔31．3％。因為數量多，“資源詛咒”在東北的表現也更為明顯。

　　今年一季度，資源大省黑龍江GDP增速為4．1％，名列全國最後一位，而雞西、鶴崗、雙鴨山、伊春、七台河這5個城市的GDP甚至出現了負增長。“這5個城市全是資源型城市，這説明它們的産業結構還沒有調整過來。煤炭所佔的比重相當大。而一季度的時候，煤炭的價格是相當低的。”彭會軍告訴記者，一業獨大的資源型經濟容易出現大起大落，這在其他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中也有類似的情況，只不過程度沒有這些城市嚴重而已。

　　根據《規劃》中公佈的數據，資源枯竭型城市中尚有近7000萬平方米棚戶區需要改造，約14萬公頃深陷區需要治理，失業礦工人數達60多萬，城市低保人數超過180萬，採掘業佔二次産業的比重超過20％。

　　“資源型城市要改變産業結構的難度非常大，一些已經轉型城市仍然面臨著‘二次轉型’的問題。比如一些就是在挖煤的基礎上，增加坑口電廠，或者做煤炭産業鏈的延伸，説到底還是圍繞煤炭這個産業。”彭會軍説。

　　試點或可先行

　　在這次“資源型城市轉型與可持續發展”高層研討會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提出了建立自然資源資産産權制度、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通過科技創新實現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的建議。

　　“建立自然資源資産産權制度，首先要建立自然資源資産的負債表，這樣就能把自然資源的損壞還是修復有定型定量的界定；其次就可以建立地方官員對自然資源損壞情況歷任的審計制度及自然資源資産損害的責任終生追究制度。地方官員任期結束後，可以清晰地清算任期內自然資源資産是欠賬還是資産增加了，如果出現了自然資源資産重大損害，要進行終生追究。”鄭新立特別提到建立自然資源資産産權制度的重要性。

　　鄭新立還極力贊同德國魯爾的工業區改造方式。德國魯爾區是公認的資源型城市轉型典型，與我國資源衰退型城市類似，魯爾區依靠豐富的煤炭、鐵礦在一戰後獲得了飛速發展，但上世紀60年代後便陷入“資源詛咒”。“魯爾區現在已經培育了電子和生物工程為主的新興産業。當初為了使原來的礦工在新興産業就業，政府出錢對他們進行技能培訓。政府還出面建立了實驗室和‘孵化器’，將新的技術産業化、工程化。”鄭新立説。

　　多位參與該研討會的專家表示，建議先建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試點，向國外“取經”的同時，摸索出自己的經驗。

　　事實上，我國已有一些成長、成熟型資源城市未雨綢繆。

　　“資源型城市轉型要早轉，但往哪個方向轉得有長遠謀劃，要基於自身條件。”山東省濟寧市委副書記、市長梅永紅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表示，濟寧傳統工業基礎還不錯，紡織、制藥、機械等領域已是國家和地方布點，在此基礎上，加大科技投入，引入科技金融服務，推進産學研合作，以此促進傳統産業升級。另外，濟寧也根據自身文化底蘊豐富的特點，對旅遊資源進行了包裝和重新整合，甚至連採煤塌陷地區也修復成濕地公園。

　　不過，目前國家僅對衰退型資源城市有財政支援，也讓濟寧這樣的成長、成熟型資源城市面臨了一些問題。“目前濟寧塌陷地規模已經有63萬畝，但若要各方參與治理卻不容易。如果被劃入煤炭企業開採用地，農民無需勞動就可以從煤炭企業得到每年1000多元／畝的補貼，這跟辛苦勞作一年所得差不多；煤炭企業只需要按照煤炭法交納非常少的保證金就可以開工，而這個保證金對修復塌陷地來説卻根本不夠；而地方政府也財力有限。”

　　因此，梅永紅非常希望得到更多支援。“一些塌陷地已經存在幾十年了，不可能恢復成耕地，但在國土規劃上還是‘基本農田’，希望國土部門能夠核減，按照採煤塌陷地恢復治理面積，適當增加部分建設用地指標，這樣就可以引入更多社會資金共同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