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地方更多的自主權，讓他們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階段性地、適當地下調‘五險一金’的繳存比例是可以做的。總的是讓企業多減輕一點負擔，讓職工多拿一點現金。”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的表態，讓不少人看到了降低社保費率的希望。

　　3月21日，上海市政府發佈消息，決定下調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三個險種共計2.5%的單位繳費率。在多地先後啟動降低社保費率措施的同時，阻力和質疑也從未消減。

　　現狀

　　“月薪8000提到1萬，公司額外支出千元左右，

　　水漲船高的五險一金成為加薪阻力”

　　拿到上個月的工資單，馮林有些哭笑不得，“應發工資看上去挺唬人，有9819元，也算是小1萬元了，可緊挨著的一欄實發工資，只剩下6975元，心一下子涼了半截。”碩士畢業至今，馮林已經工作五年，面對實際到手不足七千元的收入，他更多的是無奈，“單單是養老保險，每月扣掉小一千元，可這錢等我退休以後究竟還能值多少？”

　　在一家IT雜誌社工作四年的吳英娜同樣對每月數額不菲的養老保險心存疑慮。“距離退休還有二三十年的時間，其間變數很大。如果我不能在北京連續繳納十年，最後回到老家領養老金的話，就只能按照省平均工資來，那現在在北京的高繳費肯定是要吃虧的。”吳英娜琢磨著，倒不如養老保險少扣些，個人也可以選擇購買商業保險進行補充。

　　去年春天，張思雅跳槽到目前的公司，老總給她開出了8500元的月薪。“8500元聽起來挺高的，但扣完五險一金和所得稅，實際到手的工資最多剩下四分之三。”不過，相較于之前公司而言，這家公司至少算得上正規。

　　“以前公司規模不大，工資實際是分兩部分發的，一部分是按照五險一金繳納的最低標準來，另一部分則是績效工資。”入職時，張思雅被要求在財務那裏登記了兩張銀行卡，“績效工資部分跟五險一金不掛鉤，説是給員工增加些實際到手的收入，其實主要是公司希望減輕些負擔。”

　　對於企業的壓力，在人力資源部門工作的徐銘頗有體會，“以稅前月薪1萬元為例，企業的用人成本其實要多出四千多元。作為員工，自然都希望能夠加薪，但隨之水漲船高的五險一金很可能成為加薪的阻力。”徐銘舉例説，一個員工從月薪8000元提到1萬元，企業要額外為其支付的五險一金就要相應多出1000元左右，實際用人成本的增加並不是表面看到的兩千元而是將近三千元。

　　“只是需要有個社保連續繳納的記錄”

　　從2005年註冊公司算起，秦磊已經在中關村打拼了十年有餘。公司主要做電腦零售，如今行情不景氣，員工只剩下七個人。

　　“這裡面真正繳納五險的也就四個，還都是按的最低標準。”秦磊坦言，他們並不指望到時候用這些保險看病或養老，只是覺得在北京長期發展的話，需要有個社保連續繳納的記錄，畢竟很多地方會用得到。

　　由於戶口在老家青島，秦磊前些年一直都是以當地失業居民的身份單獨繳納醫療保險，直到2013年孩子出生，才特意轉為在北京繳納五險，“孩子長大後要在北京上學，那就得有入學資格。現在政策不斷調整，誰知道等我們家孩子長到六歲那會兒，要求最低連續繳納多少年，只能提早開始準備。”

　　至於公司裏不繳納五險的，通常都是親戚朋友介紹來打工的，“頂多幹上三兩年，掙點錢就回農村了，壓根兒沒打算長留，更談不上在北京養老。你説醫保有用，可人家二十歲的年輕小夥子，一年都看不到起付線，在起付線之內還是要自己掏，圖什麼呢？”秦磊算過一筆賬，以送貨員每月實際到手四千元為例，如果繳納五險，公司要額外支付一千多元，意味著花五千多元的月薪雇一個送貨的，負擔太重，顯然不合算。而個人哪怕只需出三百元，對他們來説，也相當於一年三千多元打水漂，倒不如把這錢直接漲到工資裏來得實在。

　　“幾乎沒取出來用的機會，自然不願每月被扣這筆錢”

　　作為創業公司合夥人，陳俊在社保繳費問題上面臨著類似的窘境。兩年多前公司剛成立時，陳俊甚至説不清自己究竟算創業還是失業，“從社保和工資的角度來説，其實是進入一種失業狀態，之前那麼多年連續繳納的記錄就此中斷，也不再有穩定的收入。”剛開始的半年裏，陳俊連工資都沒有，五險一金更是無暇顧及，“前期初創團隊裏，大家形成一種默契，都沒有五險一金的概念，也不談稅前稅後，只講凈工資。”

　　去年3月，公司完成A輪融資之後，規模逐漸達到四五十人，包括五險一金在內的各項制度陸續被提上議程。即便如此，也並非實現全員覆蓋。“在辦公室工作的正式員工，以及工廠裏面從事研發工作的專業崗位，一般會把這部分納入，但也都不是按照實際工資為基數繳納，只圖有個繳費記錄，畢竟創業公司起步階段都有很多困難。”

　　而工廠裏的一線工人，始終不在繳費範圍內，“工人流動性非常大，平均就職時間不超過半年，就算我們給他繳納，他換到下家也未必能續上，那就等於是白白浪費了。更何況，他們也知道幾乎沒有取出來用的機會，自然不願意每月被扣這筆錢。”

　　觀點

　　“養老保險費率佔比最高，具較大降費空間”

　　李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多年以來，我國的“五險”總費率都處在40%左右的高位，而高費率引發的道德風險體現在企業少報瞞報工資基數，少報職工人數，非正規就業者的收入基數更是不透明。有研究認為，實際繳費基數大約只有應繳費基數的70%左右。另外，高費率還是斷保的重要原因，所有這些問題最終都會減少保費的收入，也會影響到受益人的保障水準。降低費率不僅有利於減輕繳費主體的負擔，也有利於提高參保率，控制逃費漏費的道德風險，提高社會保險制度有效的再分配功能。

　　儘管去年已經對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費率分別下調了1%、0.25%和0.5%，但由於這三項本身所佔比例較低，減負力度有限，對企業來説，還是很難緩解勞動力成本高所帶來的問題。相比之下，養老保險費率所佔比例最高，達到28%，具有較大的降費空間。

　　但我們也應看到，降低費率必須與制度的結構性調整和參量調整同步進行。無論是從制度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還是從參保人的養老金待遇看，降低費率的同時都還需要通過夯實繳費工資基數、提高繳費年限等措施來擴大費基。

　　過去，主流輿論一直在推動職工養老保險向“統一”的方向發展，希望用一個制度覆蓋所有人，但事實證明效果並不理想，費率就高就低都不行。尤其是全國各地差異巨大，收支情況各不相同，“一刀切”很難實現公平。

　　我們可以考慮在現有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之外，建立國民養老保險。前者以單位就業人口和中高收入的非單位就業人口為主要保障對象，在降低當前費率的情況下，提高其他條件，參保人盡較高的義務並可獲得較高的養老金，即“高進高出”，確保中等收入者終生收入平滑；後者以非正規就業者為主要保障對象，以較低的費率和較低的資格條件參保和退休，政府給予制度適當補貼，“低進低出”，同樣確保終生收入相對平滑。

　　這樣一來，可以使更多人有與自己的就業收入和社保貢獻相當的養老金收入，而不是一部分人被排斥在外，只有制度內的社會成員“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