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這一綱領性文件，標誌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正式落地，中國有望邁向新的“資本輸出”時代。

　　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於本國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集聚來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中國必須通過“走出去”拓展全球資源佈局，重構中國全球價值鏈。

　　商務部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01.7億美元，同比增長16.8%。2014年1~11月，中國境內投資者累計實現對外投資898億美元，同比增長11.9%；同期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062.4億美元，但同比增幅只有0.7%。如果該趨勢得以延續，中國對外投資額超過吸引外資額，成為凈資本輸出國只是時間問題。

　　事實上，謀求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是中國對外戰略轉型的必然選擇。

　　一方面，長期以來，中國對外經濟的不平衡集中表現在國際收支賬戶持續“雙順差”，但這種模式不可能長期持續，也蘊藏著極大的國際市場風險。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資産規模、國內儲蓄、結構調整等方面的發展與變化，中國已經具備了大規模海外投資的基礎條件。原因有三：

　　一是“雙缺口”已變成“雙剩餘”。在2000年以前，中國的國際投資政策是以鼓勵吸引外資、限制對外投資為主要特徵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比較典型的儲蓄短缺和外匯短缺同時並存的“雙缺口”格局，吸引外資可以同時彌補這兩個缺口。但“雙缺口”格局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得到改變，到目前已完全變成儲蓄過剩和外匯過剩的“雙過剩”的局面。在“雙缺口”基礎上形成的鼓勵吸引外資和限制對外投資的邏輯均已經不存在了。大量的國民儲蓄和外匯儲備資産為開放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條件，也為海外投資和“走出去”提供了本金支援。

　　二是進入對外投資的歷史階段。根據鄧寧的投資發展路徑(IDP)理論，一國經濟發展到達一定階段時 (每人平均GNP為2000~4750美元)，進行投資階段的轉變就成為必然選擇——推動這一轉換的關鍵是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率，促進本國資本競爭優勢的形成。當前，中國正處於鄧寧所指的資本大規模輸出的歷史發展階段。

　　三是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産業仍然是我國的比較優勢所在，另一方面，新興産業的競爭力日益增強。我們在全球生産鏈中佔有的環節不斷擴展。中國市場日益龐大，並正在成為我國規模經濟型産業的優勢來源。我們不僅是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直接投資東道國，也正在成為世界主要的投資母國之一。

　　中國經濟發展正在步入全面重構的新階段，由加入WTO之前的積極參與全球化分工，到如今的全面融入全球化體系，需要全球範圍內配置各種要素資源。

　　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輸出和“走出去”絕不應該僅僅是並購發展所需的能源、原材料，也不僅僅是基於消化內部的過剩産能，而應如當年日本由“貿易立國”轉向“投資立國”一樣，通過資本輸出帶動全球貿易佈局、投資佈局、生産佈局的重新調整，進而帶動産品、設備和勞務輸出，全面對接全球價值鏈。

　　未來，我國裝備製造業、高鐵等行業“走出去”的步伐將越來越快，為此需要進一步通過異地投資、兼併重組、國際産業技術聯盟、參與全球創新網路的等手段，實現由産品輸出到産品、技術、資本、服務輸出的轉變，實現中國産業鏈的整體升級。

　　與此同時，根據勞動力成本和各國的自然資源稟賦相對比較優勢，未來5年，我國勞動力密集型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有望依次轉移到周邊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帶動沿線國家産業升級和工業化水準提升，完成中國全球價值鏈的重構。(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