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流通與消費研究室副主任王蘊、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曾錚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APEC峰會上指出，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是我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的重要特點之一。事實上，經濟結構演變和是否最優在各國很難找到統一的標準，卻總體上有一些普遍的規律：比如産業結構從以一産為主到以二産為主，再到以三産為主；也如，需求結構先是依靠投資，然後更多依賴消費；再如，收入分配先是差距拉大，然後是差距縮小；另如，區域先是非平衡發展，然後是平衡發展。但是，這些經濟結構的演進與轉變都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才能實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雖然針對經濟結構不優的質疑一貫有之，但這些經濟結構特徵總體上都是與我國特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轉換，經濟結構優化開始呈現出明顯的特徵性事實：一是服務業增加值佔比超過第二産業，二是高新技術産業和裝備製造業增速高於工業平均增速，三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投資。由此，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開始呈現出“品質更好，結構更優”的特點。

　　需求結構：由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

　　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需求和凈出口之間的比例關係構成了一國經濟的需求結構。從世界各國發展一般趨勢來看，隨著經濟發展水準提高，投資比例呈倒U型變化，而消費比例則呈U型變化。改革開放30餘年我國需求結構大體經歷了投資率逐步上升和消費率逐步下降的過程。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後，隨著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求結構的轉折性變化，以及通過深化改革和消除政策性扭曲影響，我國需求結構將出現自動優化調整，由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投資率將出現趨勢性下降，消費率將出現趨勢性上升，這在根本上有助於增強我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保障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一)需求結構調整面臨多重因素影響

　　從理論上看，在相對較長時期內，世界各國需求結構變化的一般趨勢可以作為衡量我國需求結構的基本標準。從比較的結果看，總體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需求結構的變化趨勢基本符合世界需求結構變化的一般趨勢，即隨著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消費率呈現下降趨勢，而投資率則呈上升趨勢；但就水準高低而言，我國確實存在消費率偏低和投資率偏高的問題，這既與我國發展階段和要素稟賦相關，也與體制性、政策性扭曲因素有關。

　　從我國需求結構影響因素的變化看：一是“十三五”時期我國人口結構將發生轉折性變化，人口撫養比將出現趨勢性上升，總儲蓄率將會下降，更多收入將被用於消費。二是在勞動力供求結構變化、服務業佔比高於工業以及勞動者權益保護制度更加完善的背景下，要素報酬將出現有利於勞動要素的變化，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佔比將上升，為消費的增長提供支撐。三是財稅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有利於消除制度性、政策性扭曲對需求結構的影響，為需求結構優化調整提供制度基礎。四是金融壓抑的減弱為需求結構調整提供條件。

　　(二)需求結構將出現特徵性變化

　　按照世界各國需求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隨著我國進入新常態，從中等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需求結構將出現自動優化調整，即由投資主導型轉向消費主導型，投資率出現趨勢性下降，消費率出現趨勢性上升，凈出口率將保持大體穩定。

　　在本文上述因素的影響下，“十三五”時期我國需求結構將出現有利於消費的變化。在此基礎上，定量預測結論表明，“十三五”時期，將是我國從投資主導型經濟向消費主導型經濟過渡和轉變的時期。具體而言，“十三五”時期，我國消費率將出現趨勢性上升，投資率則會出現趨勢性下降，消費率和投資率將可能分別為54.5%和44%，分別較2011～2013年的水準提高約5個百分點和下降約4個百分點。預計到2020年前後，我國內需結構會進一步優化，消費結構升上新臺階，逐步形成消費、投資協調發展的新格局。

　　就發揮三大需求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而言，需要通過釋放消費潛力發揮消費在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創新投融資方式、消除投資障礙和優化投資結構，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在出口低成本優勢發生轉換的背景下，通過培育新的比較優勢，積極影響國際貿易投資規則重構，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揮支撐作用。

　　如何看待我國需求結構及其變化

　　當前判斷我國需求結構問題主要從兩個角度進行，一是通過跨國大樣本數據的比較，得出需求結構變化的一般規律，另一個角度則是依據黃金率資本存量建立社會最優積累率，然後在一系列假設條件下反推出社會最優消費率，從而得出社會最優的需求結構。根據現有文獻的研究結果來看，對於我國投資消費結構是否存在失衡問題，結論是模糊的。一種為人們廣泛接受的觀點是，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要素投入，投資需求非常強烈，但消費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費需求相對較弱。然而，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們認為，如果我國長時間存在嚴重的需求結構失衡，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是不可能實現的，過去30多年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至少説明，我國即使存在需求結構失衡，也不會像通過簡單數據反映出來的那麼嚴重。然而這些論斷缺乏充分的論據支援。實際上，需求結構應該具有明顯的國別特徵和階段特徵。我們建立了需求結構的判斷模型，對我國需求結構進行判斷。

　　我們利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WDI)數據庫對消費率進行國際比較，構建了個體固定效應面板數據模型，分析表明一國的消費率與每人平均GDP增長率、服務業佔GDP比重、商品和服務出口占GDP比重和城鎮化率等因素有關，這些因素可以解釋消費率的95%左右，其中每人平均GDP增長率、商品和服務出口占GDP比重和城鎮化率與消費率顯著負相關，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與消費率顯著正相關。基於上述模型，將我國的結構特徵數據帶入，得到我國理論消費率水準。1980-2012年期間，從比較結果看，1989年以前我國實際消費率持續高於理論消費率，1990-2005年實際消費率與理論消費率水準非常接近，相差在2個百分點以內；2005年以來實際消費率持續低於理論消費率，並且兩者差距呈擴大趨勢，2007年之後兩者差距迅速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説明我國2007年以後消費率存在偏低問題。

　　使用相似的方法，我們得出了我國的理論投資率水準，並將其與實際投資率相比較。結果表明，2000年以前，除個別年份外，實際投資率和理論投資率相差不大。2000年以後，實際投資率開始高於理論投資率，2008年以後，由於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出臺，實際投資率迅速走高，與理論投資率的差距最高年份達到10個百分點。

　　同樣使用類似方法對我國凈出口率水準進行判斷。模型分析結果顯示，我國凈出口率與理論水準基本相同，只有2007和2008年這些特殊年份凈出口率偏離理論水準較多，大約為5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