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數量經濟理論方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蔡躍洲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明年及今後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標誌著深化改革的重點正式由以往注重需求側管理轉向注重供給側管理。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運作中供需錯配矛盾日益突出，其核心問題在於既有供給結構和生産能力難以適應需求結構的迅速變化。而需求結構轉換又是由我國自身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大趨勢所共同決定的。

　　從國內發展階段來看，當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後期，每人平均GDP約為7800美元，躋身於中上收入水準國家。按照著名經濟史學家羅斯托五個發展階段的劃分，中國整體發展水準應該基本跨越“起飛階段”進入“成熟階段”；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甚至進入到“大眾消費階段”。跨越“起飛階段”之前，中國經濟屬於典型的“短缺經濟”，供需之間存在較大缺口，很多産品都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供給側形成生産能力後基本不用考慮需求側的約束；社會需求結構則以基本的生存、溫飽以及實現工業化為主要目標。在實現經濟趕超的起飛階段，圍繞上述需求結構形成了以傳統重化工業為主要特徵、有效滿足中低收入水準需求的供給結構和生産能力。受資産壽命和更新週期等因素制約，供給結構和生産能力一旦形成，在較長時間內都將被固化。而在需求側，伴隨著發展階段的轉換，人們對高品質産品、高品質生活的需求迅速攀升，社會需求結構也在不經意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於是便形成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之間的錯配，並成為部分傳統産業産能過剩的重要根源。

　　從全球發展趨勢來看，以資訊通信技術為代表，包括能源、原材料等在內的通用目的技術(General Purposed Technology, GPT)領域正不斷涌現出各種激進式創新，孕育著一輪新的技術革命。通用目的技術領域的激進式創新，創造出廉價且廣泛易得的新關鍵要素，如“數據資訊”。圍繞“數據資訊”這一新關鍵要素，生産、流通、支付、消費等方式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革；電子商務、移動支付、智慧製造、分佈式網路化生産、産業融合等等，各種新模式、新業態正在形成全新的技術-經濟範式。在新舊範式並存的階段，傳統産業既有産能與新範式下快速成長的全新需求同樣也是供需之間結構性錯配的根源之一。

　　未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須順應上述宏觀需求結構變化的兩大趨勢，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從既有産能和新增産能兩方面入手，優化供給結構、緩解供需矛盾、提高全社會要素資源配置效率。

　　一方面，著眼于提升産品品質和技術性能，對傳統産業實施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和結構性重組，切實化解産能過剩，實現提質增效。傳統産業領域普遍存在的産能過剩，主要是産業低端産品的過剩而非産業本身；例如，在産能過剩較為突出的鋼鐵行業，高端的特種鋼材依然供不應求。政府部門應綜合運用財稅、信貸、産業等政策手段，支援過剩産業內部技術水準較高的龍頭企業，瞄準産業高端需求，加大研發和創新力度，特別是加強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資訊通信技術與傳統産業的融合，不斷提高企業技術水準、産品品質和全要素生産率水準，向産業鏈高端穩步邁進。與此同時，要鼓勵有實力的企業，通過兼併重組等市場手段，對技術基礎較好既有産能進行整合，並實施相應的升級改造。至於産業內部技術和效率低下的落後産能、“僵屍企業”，在妥善解決好職工安置工作基礎上應予以堅決淘汰。

　　另一方面，還應瞄準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各種新興産業，特別是新一代資訊通信、生物、新材料、高端裝備製造等領域，大力推進自主創新，不斷壯大其産業規模和國際競爭力。除綜合運用各種普惠性財稅政策外，政府部門需著力優化現行監管規制手段；要主動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要求，提高行業監管規制彈性，為新興産業發展預留更多空間，儘量減少滯後監管規則帶來的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