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博鰲亞洲論壇于3月22日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為“亞洲新未來：新活力與新願景”。可以説，三個“新”字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亞洲國家通過創新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強烈願望。

　　根據本屆博鰲論壇發佈的報告，在複雜的全球經濟形勢下，亞洲貿易、投資和金融出現結構性變化，表現為增長速度明顯放緩並出現低於國內生産總值的情況，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在消退。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形勢同樣不容樂觀。2016年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速將明顯放緩，受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影響顯著，外需萎縮貿易形勢嚴峻，金融市場脆弱性突出等特徵。

　　要減少經濟脆弱性、真正獲得“新活力”，制度層面的革新必不可少。在參加本屆博鰲論壇的東亞國家領導人之中，不少人都有這樣一個共識，即只有不斷深化區域一體化，各國才能增強自身抵禦風險的能力、實現更穩健的經濟增長。就實際行動而言，東亞地區的區域合作也的確在不斷地推陳出新，此次博鰲論壇期間，瀾滄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領導人會議的召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事實上，在過去的20年間，東亞經濟“韌性”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地區經濟合作的發展。回望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夕，東亞區域一體化遠落後於北美與歐盟。金融危機的爆發，讓東亞各國意識到IMF等區域外國際組織的有限作用、以及本地區區域合作的重要性，這成為東亞區域合作快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此後，東亞經濟一體化沿著“10+1”、“10+3”、東亞峰會、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等多條路徑同時開展。

　　東亞區域合作的成果在2008年次貸危機不斷升級時得到初步體現，東亞各國經濟的脆弱性明顯降低。當美歐經濟受到衝擊時，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仍保持了難得的經濟活力。同時，與歐盟的重重困難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東亞地區區域一體化機制得到了不斷發展。2009年，溫家寶在博鰲論壇上宣佈成立總規模達100億美元的“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2010年，該基金正式開始運作。同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建成。另一方面，東亞地區合作的成果也對區域外國家産生了強烈的吸引力，繼2005年東盟10國和中、日、韓、印、澳、新6國領導人在吉隆坡舉行首屆東亞峰會後，2011年，美國和俄羅斯也成為該峰會成員國，這標誌著“10+8”機制運作的開始。

　　儘管成績斐然，但必須看到的是，東亞經濟一體化仍面臨著多重挑戰，這首先體現在東亞市場仍不是一個內需主導的市場、對歐美市場仍存在較高程度的依賴上。這一貿易結構在短時間內仍無法扭轉，此次博鰲論壇公佈的《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報告》就指出，亞洲內部的貿易依存度甚至出現了下降趨勢。

　　而進一步強化以上這一不利經濟結構的是諸多政治因素。第一，東亞經濟一體化仍缺乏有力的合作軸心。學界的一個普遍觀點是，中日韓三方合作具有類似于法德在歐洲一體化中起到的主導作用，而中日、韓日政治關係發展的滯後，以及三國對區域合作主導權的競爭，將掣肘東亞一體化進程。

　　第二，以美國為代表的區域外大國仍對潛在的東亞共同體充滿戒備，並對東亞合作採取了具有離心作用的政策措施。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主導建立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目前，汶萊、日本、新加坡、越南已正式簽署了TPP，該協定對成員國的嚴格約束很可能導致原材料進口市場、産品生産地向區域外轉移。亞太合作與東亞合作的競爭，可能會進一步造成東亞地區貿易依存度的降低。

　　最後，東盟國家在大國之間尋求平衡的心態十分明顯。邀請區域外大國參與地區事務，已經成為東盟國家平衡中國影響力、維護自身主導地位的重要手段，這也決定了東盟不願在推動東亞一體化問題上傾注更多資源。

　　能否消減以上政治障礙直接關係著東亞國家是否能克服經濟結構上的先天不足、進一步推進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東亞經濟是個有機的整體，歷史反覆證明，危難關頭最有可能伸出援手的還是利益深度交織的、搬不走的鄰居。在嚴峻的經濟形勢面前，加強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可謂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