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販子”問題是本次兩會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之一。

　　5日下午，衛計委主任李斌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表示，從根本上解決號販子問題，還是需要推進分級診療體系，重構三級醫療體系。

　　分級診療體系該如何破局？對此，新京報專訪全國人大代表、衛生部原副部長王隴德。王隴德現任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專訪中，王隴德還回應了院士改革的相關問題。

　　★新聞記憶體

　　醫改中政府如何定位

　　從國際醫療衛生事業的趨勢來看，提供醫療服務大部分都由民營醫院完成。在發達國家，公立醫院是極少數的，它的重要職責是解決貧困人口、弱勢群體的醫療需求。

　　“我們恰恰相反。”王隴德説，我們現在並沒有真正意義的公立醫院，公立醫院必須是政府承擔的、收支兩條線。可現在的大醫院都是自己賺錢養活自己。

　　“各界都在呼籲恢復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可如果都恢復了，可不可行？不可行，因為政府承擔不了。”

　　王隴德認為，根本問題還是明確政府和市場的定位，比如社會資本辦醫，政府該怎麼管？發達國家非公立的社會醫療機構，承擔了大部分醫療需求，政府就是購買服務，主要做兩件事：把醫療保險搞好，醫療保險都是同等支付；把監管搞好，監督醫療服務品質。

　　談醫療改革

　　加強分級診療 分流患者

　　家庭醫生跟老百姓簽合同

　　新京報：號販子存在的深層原因是什麼？

　　王隴德：號販子的存在，是因為醫療資源分配不均，技術水準比較高的醫生，大部分都集中在大醫院，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能力比較欠缺。解決這個問題，還是需要加強和建立分級診療制度，合理分流患者。基層醫療機構必須能實實在在解決問題，患者才會留在基層。

　　新京報：解決號販子問題，需要建立分級診療制度，分級診療的核心是做強基層。

　　王隴德：是的，世界衛生組織一直推薦一種方式，一些國家的家庭醫生制度，就是比較好的基層醫療服務模式。家庭醫生不是治療疑難症的，而是提供基本醫療服務。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主要責任在政府，由政府來購買服務。

　　新京報：家庭醫生制度具體怎麼運作？

　　王隴德：家庭醫生不是政府的僱員，他們或是以個人形式，或是形成一個組織，他們和老百姓簽約，政府就按這個家庭的人口數量，跟他結算。如果服務品質好，政府就按他跟老百姓簽訂的合同，付給他費用，如果服務品質差，就會受到懲處。

　　新京報：中國是人口大國，家庭醫生制度在中國有可操作性嗎？

　　王隴德：我覺得不是可操作性的問題，而是觀念問題。我們現在還是全科醫生的概念，你看我們的全科醫生係專業培養出來的醫生在等什麼？在等著國家分配，你把我分到哪個醫療機構去。所以我的觀點是最好叫家庭醫生。我這個專業，這個係就是培養家庭醫生的，當然這需要國家也建立家庭醫生制度。

　　“多點執業”成本應由政府支付

　　新京報：既然不會馬上培養出大批家庭醫生，那麼現階段該怎麼做強基層？

　　王隴德：可以以團隊的形式，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一個團隊裏，內科、外科、婦科等常見疾病的專科醫生都要有。還要建立上下聯動的制度，上級醫院的醫生定期下到基層機構，解決疑難雜症。

　　新京報：“上下聯動”不是多點執業該做的事情嗎？

　　王隴德：從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至今，多點職業沒有大的進展。多點執業推不開的一個原因就是，所謂的公立醫療機構仍然是自己賺錢養活自己。院長自然要考慮，我的醫生走了，不給我創收了，我還要發他一份工資、支付他差旅費，短期可以，長期怎麼維持？

　　新京報：“多點執業”的成本該由誰承擔呢？

　　王隴德：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上級醫院的專家支援基層，應該是政府責任，政府應該支付這部分費用。政府承擔成本，醫生在不影響醫院的運作機制、不影響醫院創收的條件下，支援基層，院長就容易接受。這樣才能把多點執業機制建立起來，才能真正提高基層的醫療服務水準。

　　★新聞記憶體

　　院士遴選近年變化

　　2014年，我國陸續推行了院士遴選的改革措施，去年12月，兩院公佈了2015年院士增選結果，這次增選，是一系列改革之後的首次增選。

　　這次增選，一個變化就是取消了單位和歸口部門推薦，這樣候選人推薦就剩下了兩種方式：院士直接推薦、組織推薦。

　　另一個變化就是增加了“終選”環節，由全體院士投票“終選”。

　　王隴德説，對於這次增選，社會各界的評價很不錯。不過也有可以完善的地方。比如推薦方式，取消了單位和歸口部門推薦之後，組織推薦是不是也應該取消？再有就是“終選”，由全體院士投票，可各個專業之間有差異，有的院士不了解候選人的學術領域，這樣就難以對候選人的學術水準作出全面精準的評價，“所以增加的這個整體投票環節，還需斟酌。”

　　談院士改革

　　院士推薦可學學諾獎

　　建議不需要“組織推薦”

　　新京報：近日有代表提出，像屠呦呦這樣做出國際認可的重大科學貢獻的人，卻不是院士，值得深究，建議屠呦呦直接當選兩院院士。作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對此你怎麼看？

　　王隴德：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了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我覺得，遴選體制的改革，將來可能還是從推薦程式和推薦方式上入手。

　　能不能像諾貝爾獎那樣，不是每個人自己去申報的，有時候獲獎者評上了，可他自己還不知道。因為候選人本人都不知道，不知道評選誰，候選人是誰，就避免了走路子、事先活動等不正常現象。所以真正需要改的就是現在這種提名方式。

　　新京報：現在的推薦提名方式是怎樣的？

　　王隴德：現在主要是兩種方式，一個是院士直接推薦候選人，另一個就是組織推薦候選人，比如科協、高校等機構。

　　新京報：你覺得這兩種推薦方式該怎麼改？

　　王隴德：我覺得將來就不需要這些組織來推薦了。院士內部、學部內部大家來討論，我這個領域我覺得誰符合院士標準，大家取得一致意見以後，然後再評審。

　　新京報：可假如取消了組織推薦，如果某人很想當院士，覺得自己也符合標準，即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候選人，還是可以根據公開的院士名單、學部委員名單，公關走路子。

　　王隴德：我覺得如果整個評審制度改了，出臺一些制度規範還是能管住這類現象的。而且，通過公關搞定整個學部的委員，讓大家意見一致，這是很難的。

　　行政崗位上退休 稱號不退休

　　新京報：還有不少人一直建議，打破院士終身制。

　　王隴德：2014年一系列的改革當中，就已經完善了院士退出機制，明確了哪些情況“勸退”，哪些情況撤銷院士稱號，比如違反科學道德、品行嚴重不端，就會被“勸退”。後來還出臺了院士退休制度，跟其他人一樣，到了一定年齡院士也要從行政工作的崗位上退下來，一般人是60歲退休，院士則是70歲。院士退休制度指的是從行政崗位上退休，而不是院士這個稱號退休，院士是一個榮譽稱呼，是對他以前工作業績的一種認可，這個稱號沒有退休的説法。

　　新京報：70歲從行政工作崗位上退休之後，院士的待遇會有多大變化？

　　王隴德：院士本身的身份待遇，其實並沒有什麼，北京市就是一個月補助1000塊錢，作為院士津貼。

　　70歲從行政工作崗位上退下來，我覺得是合理的，不過退下來以後，工作條件基本沒有了，比如研究團隊可能就沒了，怎麼提供一些條件，讓從行政崗位上退下來的院士在業務崗位上繼續發揮作用，這個可能下一步還要研究。院士工作經驗和工作閱歷都很豐富，只要身體條件允許，還是能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