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科研人員報賬‘像孫子一樣’困難。“重慶市中醫院風濕科主任吳斌感慨説，“我們一直盼望著能為一線的科研人員鬆綁，過去的管理實在是太機械了。”
吳斌于2005～2007年在復旦大學從事中西醫結合博士後工作，此後在上海華山醫院工作了4年，2011年年底作為人才引進回家鄉重慶。在從事臨床醫療工作的同時，開展自己的科學研究，已發表SCI論文9篇，中文論文100余篇。
吳斌之所以感慨報賬“像孫子一樣”，是因為在科研經費的使用和報銷方面有不少“撓頭”的時候。
不久前，他在做“基於‘腎為先天之本’理論防治紅斑狼瘡及甲基化遺傳機制研究”的課題時，需要進行動物實驗。和眾多類似研究一樣，他需要用到老鼠。
項目申報時，他按照市場上的一般售價申報了所需老鼠的價格，獲得了批准，這意味著，他需要按申報的價格去購買老鼠，再完成研究。
此前，南京大學動物中心有售吳斌所需要的那种老鼠，大約250元/只。可是，等他簽字完成相關的手續，著手做這項科研，打電話去求購老鼠時，才知道該中心當時正好沒有這种老鼠了。
更讓他絕望的是，儘管盡力打聽，也沒有聽説哪有這种老鼠出售。
沒有老鼠，就無法完成這項研究——除非作假。
“病急亂投醫”的吳斌找到北京維通利華實驗動物技術有限公司，委託其聯繫老鼠，可是，將各種費用全部加在一起，折合出的價格在3000元/只左右。
這是他完全無法接受的價格。“把我這個課題的全部經費拿來買老鼠都不夠；而且，要是真把全部費用用來買老鼠，報賬時肯定過不了關。”
沒有辦法，他只能改弦易轍，換模型，調整計劃，更換老鼠的種類。
他在上海斯萊克實驗動物有限公司買了另外一种老鼠。為節約經費，他只買孕鼠，1200元/只，然後自己繁殖老鼠，千方百計讓購買老鼠的費用不要超出自己當初寫下的預算。“完全沒想到這個預算整出這麼多麻煩來。”
可是，新老鼠的繁殖率卻很低，一隻老鼠最多生6隻，有時候還流産，平均一次生育只能得到3隻老鼠。
按照此前的規定，按照相關的規定購買科研所需的老鼠後，應該進入單位的“庫”，需要時，再從庫裏領出來。可是，老鼠還需要繁殖，顯然無法入庫。而在報銷時，財務人員就會按規定詢問，“你用的這些老鼠入庫了沒有？”
對方依規行事並沒有錯，卻讓吳斌很苦惱。更讓他抓狂的是，餵養和繁殖老鼠儘管比購買節約很多，仍需要一些經費，怎麼報賬？
最初，他無法預見到這筆開支，自然不會有相關的經費預算。這意味著，這筆意外的經費已屬“違規”。經過很多繁瑣的過程和步驟，最終，作為實驗材料的老鼠只能按照測試實驗加工費去報賬。
類似的事情，讓吳斌期望能適度修正科研經費管理規定。“科研過程中發生的情況是無法預見的，要根據實際情況隨時調整。報銷經費時如果過於剛性地執行項目申報時編制的預算，就會出現問題。”
很多細化的管理規定，單純從政策設計者的初衷來説，是非常必要而且合理的，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有些管得過死的規定，會讓科研人員無所適從。
比如，吳斌的一個項目需要用到Sigma的試劑，但財務系統對代理公司的資質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説，吳斌可以選擇的公司是有限定的。可是，正好這些公司沒有代理該種試劑。而他們只需要三五個試劑盒，為此組織一次招標，時間、精力都很不划算。
再比如，研究中常需要用到移液槍頭，為了實驗更準確，他希望選購的是進口移液槍，可是，指定公司的槍頭卻只有國産的，導致移液槍與槍頭不匹配。因此，他只能要麼放棄對準確度的要求，要麼走很多繁瑣的程式和步驟去申請進口槍頭。
“幸運的是，‘七條新政’對此進行了放權，這是一線科研人員非常歡迎的好政策。對我來説，最大的好處在於不用再花精力做預算了。”他説，之前做預算，涉及到相關的材料，每一項材料都需要提供3家公司的報價，這既耗時間，又冒風險：真正做科研的時候，價格可能又會變。“面對變化著的市場價格，要求編制預算就成了形式。”
“處理財務，佔了一半的精力”
上海中醫藥大學中藥學博士徐衝2011年畢業後，來到重慶中醫院藥劑科，主要從事醫院製劑的研發。工作5年來，他已在SCI所收錄的期刊上發表了5篇論文，在CSCD收錄期刊上發表6篇。
他所在科室是醫院從事科研的“主力部隊”，性格沉穩的徐衝經手了科室很多項目的財務工作——為自己和同事報賬。這個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差事”讓徐衝很快陷入苦惱。
“處理財務上的事情，佔了我近50%的精力。”他感嘆到，因為經常要花很多時間去找各級領導簽字，時常是對方臨時有事不在“白跑一趟”，非常無奈。“我們有時自嘲，專業上的長進不大，卻成了半個專業的財會人員。”
“尋領導不遇”尚可以通過多跑腿來彌補，科研中，有的不合規的經費難於報銷，會産生更多煩惱。
徐衝負責了重慶市科委基礎科學與前沿技術研究項目“三峽民族民間‘還陽藥’凹葉景天抗腫瘤活性和藥效物質基礎研究”，該項研究需要民間“還陽藥”凹葉景天，當時沒能通過常規渠道買到。
這種土家族藥用植物大多生長于海拔600～1800米處山坡陰濕處，因為民族藥物應用範圍較窄，多為野生，於是，他需要雇人去山裏採，花費的兩三千元只能先由自己墊付。
嚴格地説，這種採集草藥的人工費用是不能報銷的。可確實屬於研究的客觀需要，他不得不進行“處理”。具體什麼辦法？“你懂的”。
介入了10多項科研項目之後，經手了多個結題前財務結算的“歷練”，讓他“初步成長為一名合格的財務人員”。
有一次，徐衝所在科室做一個醫院製劑，一個方子有20多味藥，實驗中發現，過多的藥味造成提取過程産生複雜的化學變化，同時，成分的疊加對指標成分的干擾很大，藥效物質的色譜優化及含量測定需要反覆進行實驗。
每做一次實驗，就會消耗一批藥材。最後，材料費就超了，預算5萬元，實際用了6萬元，只能用其他的費用來“衝抵”。
“七條新政”出臺後，讓徐衝很是高興，“不用再找發票了”。
能做50萬元的“橫向項目”卻無法申報職稱
在中國此前的科研評價體系中，來自政府的“縱向”課題、經費被認為比來自企業和社會的“橫向”項目更有“級別”、“層次”，前者被視為“高大上”且“正宗”，而後者則通常被認為含金量不高。
評職稱時，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或社科基金項目，以及發表論文的情況，成為評職稱的“剛性”指標之一。“橫向項目”不能與之“平起平坐”。
這樣的遊戲規則，讓重慶某高校一位青年教師望而興嘆：“根本不敢報職稱，因為明知自己不符合條件。”
儘管，在同行看起來，該教師的科研能力已經達到一定的水準，他甚至令人艷羨地獲得了一個總額50萬元的橫向項目。
該項目要求他為一個地産開發公司設計公司治理及人力資源管理體系，並全面參與該體系的執行和完善。公司的資産規模比較大，從搭建整個公司的制度框架，到人力資源管理的規劃、招聘、培訓、績效、薪酬、勞動關係等等，事無巨細，歷時3年，他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思考，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可是，因為與公司簽訂了保密協議，相關的經驗成果不能形成論文在期刊發表。職稱也評不了。
“令人頭疼”的經費報銷故事同樣發生在他和他的同事身上。
比如，他的同事曾做了一個關於農民工的課題，需要通過問卷了解相關的情況，可是，農民工並不搭理他——請人答問卷，素來被科研人員戲稱為“世界性的難題”。
沒辦法，他只能去買了1000支牙膏，農民工認真填寫問卷，就給1支牙膏。新點子立竿見影，1000份問卷很快就完成了，農民工很高興，還給他講述了很多有助於研究的資訊。
“很快，問題來了。”這1000支牙膏的費用卻沒法報銷。
“再比如説，如果做的課題是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有時，需要驗證書籍對提升員工向心力方面的作用，這就需要買書，其種類顯然不可能全部是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學術書籍，但一旦超出了學科領域，報銷就可能出現問題。”
雖然有各種感觸，最讓他興奮的還是“七條新政”中“縱向課題與橫向課題一視同仁”的規定，對於這名入選重慶市高校就業創業指導教師首批專家庫的青年老師來説，可以挺直腰桿了，“我已經在準備申報職稱了。”
“單項看起來節約，總體上其實有巨大的浪費”
鄭光澤，曾受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公派日本九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主編過很多教材，發表了幾十篇學術論文，並作為項目負責人或主研人員參加了10多項重慶市攻關項目、重慶市應用基礎項目，承擔了各類企業委託項目20余項。
現年44歲的他，因為在發動機動力總成設計與開發階段振動與噪聲預測與控制技術等方面造詣深厚，早早就評上了教授。看上去順風順水的他，依然有自己的困惑，他認為科研管理的一些細則“真是需要修訂了”。
“過去的科研管理規定，站在一個項目的角度看，項目結題時對每一筆開支都進行了嚴格的審核，規範了經費支出；但是，如果從多個項目的角度看，這種規定其實導致了巨大的浪費。”
他解釋，過去科研項目實行嚴格的預算制，一是項目審批過程長，科研設備價格波動無法準確預測；二是不同主持人的科研項目之間的設備計劃與預算相互不透明；三是對大型貴重科研儀器設備公共平臺的設備資訊掌握不充分。這可能導致一些浪費。
比如有的項目需要的高端感測器，價格波動大的時候，同一款産品價格變動可能有幾萬元，項目申報時預算時很難預見到這些波動。遇上價格上行時，項目的設備經費使用就存在困難。這時，為完成科研項目任務，項目負責人會想盡辦法通過一切渠道找到需要的設備完成研究內容。雖然很麻煩，但相對調整項目預算需要完善的各種手續相比更省事。項目結題時為了符合預算，也有買些預算範圍內的、相對便宜的感測器來充數的情況。可是，這些廉價的設備在測試精度上有很大差距，買來以後基本不能用於科研項目，閒置的設備就是一種浪費。“如果把這些購置設備的經費用於其他用途，也許可以創造更大的價值。”
他表示，這就是過分強調過程管控而造成的經費浪費。在“七條新政”中，項目承擔單位可以自行確定和調整科技經費支出結構，結余的經費歸科研單位，這將有助於科研單位對科研設備進行統籌安排，“累加起來，這將是一筆數額巨大的節約”。
他的一位曾做過老師的博士朋友，因為做科研的限制過多，感覺看不到將來，“不太想在學校待著”，就辭職去公司了。“汽車專業的博士，畢業兩三年內，每年拿一二十萬元很容易。相比之下，做科研就很難拿到這樣的收入。青年博士應該是國家科技創新的未來，但如果大部分博士都不願意投身於科學研究，而到公司從事應用技術研究或産品研發，是否也是一種人才浪費？”
儘管自己已經有了教授職稱和“江湖地位”，但“七條新政”的出臺仍讓鄭光澤非常高興，他認為這“釋放出很好的信號”。
作為一名身在高校、但主要從事技術諮詢服務的工科教授，他的工作主要是解決汽車廠家的各種技術難題。“新政”中把橫向和縱向項目等同對待，“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為我們正名。”
實行“七條新政”後，工科類科研項目的人力資源費能夠達到30%，鄭光澤對此極為認同，“既體現了對科研人員智力投入的價值認可，又可以用活科研經費，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開展科研活動。”
(責任編輯：胡愛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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