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桌上小車內 貪官為何喜歡在這5大場所收錢

　　近日，《中國紀檢監察報》刊發文章《“飯局”風險須防範》。文章講到，“飯局”對於國人來説，是重要的社交方式，但有些人卻在“飯局”中栽了跟頭。

　　文章指出，梳理落馬官員的貪腐路徑，不少與“飯局”有關。有的官員是商人老闆“飯局”的常客，奉行“飯桌學問”並樂此不疲；有的以溝通感情為由，頻繁出入高檔酒樓，享受高檔菜肴和服務；有的主動張羅到處聯絡，“吃吃喝喝習以為常、拉拉扯扯屢屢貪腐”……這些“飯局”重點不在“飯”，而在“局”。

　　飯局是貪腐官員收受賄賂的重要場所。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去年5月山西“三嚴三實”教育活動啟動儀式上，曾講道：山西某廳長斂財已到瘋狂的地步，大小通吃，甚至在公開的飯桌上，5萬、10萬、數十萬地集體收受委託人的錢財，這種赤裸裸的權錢交易讓人嘆為觀止。辦案人員追繳贓款時，在該廳長家內隨處可見成箱成袋的現金，上面落滿灰塵，有的發黴變質。

　　飯桌上

　　在上述《中國紀檢監察報》的文章中，講到“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觥籌交錯、推杯換盞、‘感情到位’的背後，往往是權錢交易的陷阱。”

　　貪腐官員赴宴，在餐桌上杯酒下肚，人容易放鬆心理防線，從而在半推半就中收受賄賂，是眾多貪腐官員的特徵。

　　除了前述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講的飯桌收錢案例。另外比較典型的有湖南衡陽賄選案中飯桌上的送錢與收錢。

　　2014年8月19日，中紀委官網發表《衡陽破壞選舉案透視：瘋狂的紅包，失控的選舉》一文，其中提到湖南省人大代表候選人送錢時，會將現金和本人宣傳資料用信封裝好，再在信封上釘上名片，以兩種方式送出：一種是委託各代表團隨團工作人員或和市人大代表熟識的朋友轉送，而另一種就是在會前集中宴請時送紅包。

　　據該文介紹，代表送錢有詳細的送錢明細表：一張A4紙上，按照“送紅包個數、姓名、職務、金額”的順序，密密麻麻地記錄著送錢情況。在金額一欄，只是依次寫著幾個大寫字母。辦案人員介紹説，字母表示的就是金額，比如“FC”，表示的就是6300元，因為26個字母中，F是第6個字母，C是第3個字母。“這樣做，是為了掩人耳目。”

　　2014年，中共中央對湖南衡陽發生的以賄賂手段破壞選舉案件嚴肅問責，給予黨紀政紀處分467人，移送司法機關處理69人。在今年初的第十八屆中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對衡陽賄選案點名批評。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也曾在飯店收取賄賂。據媒體報道，2008年3月，開發商武某某為報答王素毅在工程施工許可上的幫助，在北京國際飯店給王素毅送上每塊重1公斤的黃金10塊，價值人民幣234萬元。

　　辦公室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在回答記者關於“腐敗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如何”的提問時，也舉了一個例子：

　　“我們查處了一個廳長，有一個素不相識的老闆找他辦事，他不同意，老闆就從他的辦公室桌子上拿了一張紙，寫上給你3000萬，幹不幹？廳長看完之後，老闆馬上把它塞到嘴裏、吞到肚裏去了，廳長一看：此人可靠。事辦了，3000萬也如數收到了。”

　　官員個人辦公室因為具有一定的隱蔽性。這也成為貪官直接收錢的“自留地”。查辦大老虎時，多會發現其辦公室藏有鉅額現金。

　　在西南某省，當地一些單位領導不僅用公款送錢，甚至還召開黨組會議，討論給縣委書記和縣長送錢的具體數額，而送錢地點就是直奔辦公室。按當地“潛規則”，一般由兩名領導幹部去送，其中一人進縣委書記的辦公室，另一人則站立於門外，進去的領導幹部出門時再用手拍一拍空口袋，以示紅包已送出。

　　具有“窮縣巨貪”之稱的河北大名縣委原書記邊飛，就是坐在辦公室斂財的典型代表。　　

　　

邊飛

　　據媒體報道，2012年2月，邊飛擔任大名縣委書記時，在辦公室收受大名縣某鎮黨委書記所送現金人民幣40萬元，這名行賄人隨後被任命為大名縣某局局長。一年後，邊飛又以藉為名向此人索要15萬元，這名局長籌集了20萬元放到邊飛辦公室文件櫃內。2013年春節前，當地一家公司董事長，為了讓自己的企業有好的發展環境，便到邊飛辦公室送給他現金10萬元。

　　2015年6月23日，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河北省大名縣縣委原書記邊飛受賄、鉅額財産來源不明、濫用職權一案進行了一審宣判。邊飛被判處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産。

　　中紀委網站也曾以《生日成“進貢日”，辦公室變受賄“寶地”》為題，通報重慶市永川區招投標辦原主任戴兵貪腐情況時稱，戴兵最常收受賄金的地方竟是在自己的辦公室，如建築商王某19次送錢，有17次是在戴兵的辦公室裏，還有一次是在招標辦樓下；此外，戴兵還喜歡到老闆們的辦公室收取“紅包”。

　　而據媒體報道，瀋陽市原市長慕綏新，春節都不回家和家人團聚，居然坐在辦公室等人送錢到府。據他交代説：我在瀋陽市任職的4年中，180余人，“每逢年節，大事小情，以各種名義給我送錢送物多達幾百萬元。”

　　家中

　　相對於辦公室，家的隱蔽性更強。而對某些官員來説，在家中進行權錢交易不易被察覺，故此，家中收錢，是眾多貪腐官員的選擇。眾多貪腐官員收受的鉅額錢財，也多是儲存在家中。

　　在家中貪腐，官員親屬多會參與其中，造成“家庭式腐敗”。

　　據媒體報道，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被檢方指控有45筆受賄記錄，其妻子王志宏收取了13筆，其中有11筆是在內蒙古的家中完成，另2筆是在北京接受。王志宏成為了王素毅的“財務總監”。　　

　　2014年7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王素毅因受賄1073萬元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産，他當庭表示認罪並不上訴。

　　2012年11月29日，山西省國土廳原副巡視員王有明因腐敗問題被查。據官方通報，王有明擔任國土資源局局長後，求他辦事的人多了，送錢送東西的人也多了，逢年過節的人情來往使得王有明家中門庭若市。王有明也曾在收與不收中徘徊，但“錢是別人拜年留下的，又沒説讓我辦什麼事”的思想佔了上風，他在半推半就中接受著別人的財物。而其妻子不但不勸夫戒貪，反而直接參與鉅額受賄中。

　　在家收錢，不僅給官員帶來物質財富，還帶來精神成就感。“十八大”後山東省首位落馬的高校黨委書記徐同文就是典型。

　　齊魯工業大學原黨委書記徐同文，在2000年至2014年4月，利用職務便利，為多家單位和個人謀取利益，本人或通過其妻秦桂芳、特定關係人等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賄賂折合人民幣423萬餘元。2009年5月，徐同文還虛列支出，套取科研經費1.4萬餘元佔為己有。

　　徐同文落馬後懺悔道，“2003年前後，在籌建臨沂大學期間，每當為學校籌集到一筆建設經費，我就會從內心感到很有成就感。可到了2012年之後，每當聽到有人給家裏送錢，我才會從心裏感到很有成就感。”

　　賭桌上

　　除了在飯桌上、辦公室和家中，賭桌和小車上也是最常出現的官員行賄受賄地點。　　

　　5月16日，備受關注的“五毒書記”深圳市政法委原書記蔣尊玉涉嫌受賄案，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開庭。檢察機關指控蔣尊玉涉嫌收受財物共計超過7000萬元。

　　五毒書記，是指其被查出近乎瘋狂地收受鉅額利益、用公款送禮，還隱瞞“裸官”身份、在私企老闆的安排下多次嫖娼、參與賭博、與多名女性通姦，被一線辦案人員形容為“五毒俱全”的幹部。

　　參與賭博，是蔣尊玉權力尋租的好時機。據媒體報道，蔣尊玉與私企老闆不僅勾肩搭背，更發展到了親密無間、水乳交融的地步，形成了江湖氣息濃郁的圈子文化。表面上，蔣與這些老闆稱兄道弟，但實際卻“利”字當頭、抱團共腐、亂象叢生。工作之外，蔣尊玉與他們打高爾夫、打牌鬥地主，享受著被人以“老闆”“大哥”相稱的權力快感。在蔣外出開會期間，這些社會老闆成群結隊，以與其賭博、代其理財為由間接行賄，進行隱秘的利益輸送。

　　小車內

　　部分貪官利用小車來收受不義之財。在車上，一般是行賄人員送官員上車，在車內再送上現金，官員一般很少有時間推辭和拒絕。

　　據媒體報道，廣西防城港市政協原副主席黃福明，2009年至2012年期間，收受行賄人覃某錢款160萬元，7次收錢地點除辦公室及飯店各一次外，其餘5次均發生黃福明的小車內。

　　而成都市武侯區原副區長鄭勇用車直接裝錢，則有著電影大片中的既視感。

　　據媒體報道，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劉某約鄭勇在一家茶樓喝茶，喝完茶後，劉某從車裏拿出一個塑膠袋，説是一點心意，然後把塑膠袋放在了鄭勇的車內。當晚，鄭勇回到家裏，打開袋子一看，全是嶄新的百元大鈔，共兩捆，每捆10萬元，整整20萬元。

　　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劉某又約鄭勇在一家茶樓喝茶，喝完茶後，一起離開停車場，劉某從車子後備廂取出一個塑膠袋放在了鄭勇的車內，説感謝在工程項目上的支援，鄭勇回到家裏，打開袋子一看，又是整整20萬元。

　　2012年鄭勇被一個企業老闆實名舉報後被紀委調查，2013年鄭勇因受賄罪獲刑14年。

　　“軍老虎”谷俊山也有用車裝上金條後行賄的經歷。據媒體報道，谷俊山在向下斂財之餘，也會時時向上進貢，其送禮方式是“準備一輛12缸的賓士600，裏面放上上百公斤的金條，車鑰匙直接給送禮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