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詳解供給側改革如何全面減稅

　　近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首次提出了“供給側改革”。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院長劉蓉接受記者專訪時認為，供給側改革是一種尋求經濟新增長新動力的新思路，主要強調通過提高社會需求來促進經濟增長。

　　劉蓉認為，供給側改革核心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目前從財稅改革角度來講，政府需要做的是逐步選擇減稅減負的稅收政策，這包括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和增值稅稅率，結合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加大稅前扣除項目，降低個稅邊際稅率，並與通貨膨脹率掛鉤。

　　中國稅負重應全面減稅

　　如何理解供給側改革以及減稅是供給側改革的一大主要內容？

　　劉蓉：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強調要著力加強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是一種尋求經濟新增長新動力的新思路，主要強調通過提高社會需求來促進經濟增長。中國前段時間主要採用需求側管理。需求側管理認為需求不足導致産出下降，所以拉動經濟增長需要“刺激政策”(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提高總需求，使實際産出達到潛在産出。但現在這些刺激政策效果不明顯。

　　供給側管理最早的淵源是美國的供給學派，他們認為市場可以自動調節，使實際産出回歸潛在産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謂的“刺激政策”來調節總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需要提高生産能力即提高潛在産出水準，其核心在於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這對政府來講，就是採用包括簡政放權、放鬆管制、金融改革、財稅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等方式，來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如果從財稅改革角度來看，供給側改革的一大工具就是減稅。這不再是結構性減稅，或者僅僅針對小微企業的減稅，而是全面適當地降低企業稅負。

　　中央首提“供給側改革”，短期上是為了應對當下的嚴峻挑戰，長期上追求的正是一個“供需相匹配”的新經濟結構。經濟主要矛盾發生變化，“投資出口占比太大，消費佔比太小”的時代正在遠去，而“供給跟不上需求”正凸顯經濟增長的重要障礙。“供需不匹配”，是理解“供給側改革”最基本的背景。

　　目前中國企業和家庭的稅負狀況怎樣？

　　劉蓉：我個人認為，中國的企業和個人稅負還是比較重的。

　　按宏觀稅負寬口徑(政府收入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來算的話，2014年我國的宏觀稅負大約為37%，已經進入一個高收入國家階段。從稅負結構來看，由於中國的流轉稅佔比大，個人和家庭稅負更重。

　　考察宏觀稅負高低，不僅僅從絕對比重來看，還需要聯繫財政支出。比如挪威、瑞典等北歐國家宏觀稅負達到40%~50%，但這些國家實行“高稅負、高福利”的政策，這些國家的住房、醫療、社保、教育基本上是國家買單。而中國是在低福利水準上實行高稅負，稅負明顯偏高。

　　經濟不景氣原因在於企業成本過高，其中就包括稅收較重，目前企業對減稅的呼聲應該到了比較強烈的地步。

　　降低企業有效稅率

　　政府其實近兩年也在加大力度減稅，包括營業稅改增值稅一年減稅規模大約在2000億元。在供給側改革背景下，你對未來減稅政策有哪些具體建議？

　　劉蓉：就具體減稅政策制定來説，我認為在簡政放權的推動下，應該全面降低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目前的稅率為25%)。此外，目前我國對應納稅所得額低於30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予以20%的低稅率優惠。這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壓力，但是惠及面較為狹窄，可放寬標準，使更多中小企業可以享受優惠政策。

　　另外，隨著營業稅改增值稅推進，第三産業中一些服務業也納入增值稅徵收範圍。而降低這些行業的增值稅稅率對這些企業是十分有利的。比如對稅負較重的金融業在下一步營改增可以將該行業增值稅率適當降低；而對於抵扣項較少的旅遊業其增值稅率可採用較低的徵收率。

　　就增加勞動力要素供給而言，政府可以採用降低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的減稅政策。此外，個稅稅率的降低還可以減少人們提薪的需求，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勞動力價格上升的速度，緩解企業生産要素成本上升的壓力。

　　你認為削減企業所得稅邊際稅率時不僅僅降低企業法定稅率，還要實際降低企業的有效稅率，能詳細談談嗎？

　　劉蓉：我主張適度降低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雖然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但具體到徵管層面，企業可能並沒有按照25%來交，這就涉及有效稅率。有效稅率是指企業已付總稅款除以應課稅收入，它反映納稅人真實稅收負擔。實踐中，企業的所得稅有效稅率可能高於25%，也可能低於25%。

　　稅務機關徵收企業所得稅前提是企業有利潤，在目前經濟下行情形下，個別地區提前徵稅情況，即企業沒有利潤，但稅務機關認定企業財務核算不健全，採取核定徵收，根據企業銷售額來核定一定比例徵收企業所得稅，這涉及稅收法治化問題。這種現象在發達地區之外還具有一定普遍性。

　　因此，我強調減稅不僅僅只是降低企業法定稅率，還要實際降低企業有效稅率。

　　你提到降低個稅的邊際稅率，結合目前的個稅改革你有哪些具體建議？

　　劉蓉：個稅在工薪階層稅負重，稅率等級之間極不公平。個稅改革可能明年要推出，個稅稅率應該優化，必須要實行減稅，比如個稅稅率與通貨膨脹率掛鉤。

　　另外，個稅改革是朝著綜合所得稅制方向，所以個稅減稅寄希望於綜合稅制加大扣除項目來解決。

　　近日看到有專家説提高個稅免征額，這種説法實際上沒有意義。未來的改革方向是綜合所得稅制，考慮家庭基本生活水準、贍養人口來進行稅前抵扣。我認為個稅改革在明年會有所突破，改革已經比較成熟。

　　減稅改革應與簡政放權同步

　　減稅政策對經濟增長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有人認為裏根政府減稅政策是失敗的，你怎麼看？

　　劉蓉：裏根政府的減稅政策在開始幾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確不明顯，但是我研究發現，裏根政府減稅政策效應在10年之後顯現了。減稅政策對經濟增長是有效果，只是有滯後效應。因為在減稅之後，企業成本降低，利潤增加，資金再投入生産，提高生産效率，需要一段時間。

　　高稅率是經濟增長的“抑製劑”，只有降低稅率才能增加生産要素供給、提升資源的配置效率，刺激經濟增長。

　　在財政剛性支出加大，收入增長低迷的背景下，中國減稅空間還有多大？

　　劉蓉：的確，現在有部分人反對減稅，理由就是財政減稅空間不大。

　　我認為減稅的前提是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而且減稅需要與簡政放權及其他改革同步進行。

　　財政供養了龐大的人員(公務人員、事業單位人員等)，減稅規模就要考慮政府規模。只有隨著簡政放權的推進，政府機構的精簡，財政供養人員的減少，減稅空間才會有所擴大。

　　供給學派就是小政府理念，這與目前我國的大政府格局要求不同。全面減稅需要頂層設計，是國家一盤棋的問題。從全面改革的視野來看，減稅有很大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