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全球參與者變身主動構建者

　　拓展雙向開放提升制度性話語權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簡稱《建議》)提出，“十三五”期間，“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建議》還強調，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內外需協調、進出口平衡、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引資和引技引智並舉，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産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的業內權威專家指出，“十三五”對開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雙向開放中更加主動積極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産品供給，提升制度性話語權，將成為“十三五”對外開放的著力點。

　　新要求 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

　　《建議》明確提出，“十三五”期間，“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這是對我國外向型經濟提出的新要求。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宋泓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從建議內容來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將主要有三點變化，一是服務業的開放程度更高，二是高端製造業的進一步開放和發展，三是自貿區建設沿著從試點到推廣的路徑與國際規則對接。

　　如何理解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在宋泓看來，“十三五”的開放是在現有基礎上、結合現實國情，增加開放的領域，提升開放的水準，除了即將推出的“負面清單”上的內容之外，其餘領域都做到內外無差別、自由平等地開放。

　　在商務部研究院原院長、研究員霍建國看來，“十二五”時期我國改革開放已經進入快車道，而“十三五”將是我國外向型經濟調整提升的關鍵期。他表示，三十多年來，與初始階段工業化相適應，我國實現了製造業大開放和大發展，促進了貨物貿易繁榮。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只有更加開放，才能獲得更大發展空間和更多發展機遇，才能提升參與更高水準國際競爭的活力和實力。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應在幾個方面著力：加快實施高標準自貿區戰略，加快推進上海自貿區等特殊區域開放舉措在更大範圍複製和推廣，主動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同時更大膽地開放服務貿易市場。

　　與之前的五年規劃比較，記者注意到，這次首次提出“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此外，在提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同時還強調了“公共産品供給”。

　　專家表示，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最大外匯儲備國、最大吸收外資國，對外投資也位列全球第三位，我國和世界經濟的融合聯繫進一步加深。因此，與三十年前打開國門招商引資、擴大出口的側重單向開放不同，新五年的開放是在全球經濟版圖上的謀篇佈局，是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基礎上的“雙向開放”，堅持內外需協調、進出口平衡、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引資和引技引智並舉。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推動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新站位 從全球經濟參與者到構建者

　　專家表示，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産品供給，這都與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相輔相成，而且也體現出我國從全球經濟參與者到構建者的轉變。

　　“之前我們談開放，認為外部條件是給定的，我們是被影響者，是接受者和承擔者，而現在一方面我們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外部提供機遇，另一方面，我們也會影響到外部，既要謀求自己的發展，也要考慮國際經濟社會的發展，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宋泓説。

　　在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看來，制度性話語權應該主要指的是，基於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各方面實力，系統地引導和影響國際經濟領域重大議程、發展方向及相關決策和實施過程的能力。之所以稱“制度性”，是因為這指的是制度層面、機制性的影響力。他對記者表示，提高制度性話語權需要全面著手，主要還是機構、程式和規則等幾方面，涉及治理體系的存量改革和增量導入兩個方向。

　　從全球視野來看，梁國勇指出，傳統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在提供公共産品方面存在明顯不足。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在於，由於發展融資規模的限制和條件的約束，在向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基礎工業建設等提供支援方面做得很不夠。

　　他表示，隨著對外投資增長，特別是在“一帶一路”的推動下，中國將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發展和工業産能建設方面發揮核心推動作用。而通過推動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開發銀行等新機構，以及向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相關項目提供資金支援，中國正在國際公共産品供給方面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此外，順應全球範圍內的“新區域主義”浪潮，進一步強化自貿區戰略，在區域和雙邊層面大力推動自由貿易和投資，並積極參與和引導國際經濟新規則的制定。

　　新佈局 以有序開放促價值鏈提升

　　在《建議》勾勒出的未來五年開放新圖景中，負面清單、自貿區戰略、“一帶一路”等戰略將全面深入推進。對外開放上強調形成新機制，包括建立便利跨境電子商務等新型貿易方式的體制，有序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擴大銀行、保險、證券、養老等市場準入，擴大金融業雙向開放，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

　　梁國勇認為，“十三五”期間，開放層次的提升要特別針對原有的短板，如貿易領域的服務貿易出口、外資方面的服務業、壟斷行業對外開放、對外投資方面的製造業、服務業海外投資、行業價值鏈定位等“傳統弱項”。而開放程度的深化要符合整體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要強調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他指出，未來政策的一個重要著眼點是競爭：不僅是國內競爭，而且是國際競爭；不僅是企業間的競爭，也包括國家間的競爭；不僅包括目前的競爭，也包括未來的競爭。面對國際經濟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除了“以變應變”，還要“以變促變”，以求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相應地，我國也將在推動全球化進程和促進世界經濟治理結構改革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引領作用。

　　宋泓也認為，未來五年，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進産業結構升級是重點。一部分自主開放的內容，是我們已經在做的相對容易的，而還有一部分是要升級的、要進入的部分，是有不確定性的，同時也恰恰是未來的立足點。總體而言，就是要推進有序的、有針對性的合作，以提高競爭力的方式去適應新的國際競爭。

　　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邢厚媛表示，要把握節奏次序，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堅持以試點為基礎、梯度開放的戰略步驟，通過自由貿易園區(試驗區)成功經驗的推廣、改革開放新高地的輻射帶動，有序推動對外開放，維護好宏觀經濟發展大局和秩序，處理好穩定與改革、開放與發展的良性互動關係，實現可持續發展。要統籌國內國外發展兩個大局，用全球視野破解困局。堅持高水準引進來和大規模走出去相結合、對外開放與對內改革相互促進，通過“一帶一路”、國際産能合作，構建由我國引領的跨國産業體系，進而在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合力之下，促進國內産業轉型升級，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