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副主任陳凱的名字從外辦官網上消失，此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已發出任免通知，免去其外辦副主任職務。多個消息源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證實，這名45歲的副廳級官員係主動辭職，辭職後的去向或為一家民營金融機構，該機構主要從事網際網路金融業務。

　　近半年來，包括陳凱在內，上海已至少有3名廳局級官員辭職。3月19日，原浦東新區區委常委、副區長衛明離職；7月9日，原浦東新區副區長丁磊離職。浦東新區是上海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其在上海的行政級別要高於其他區縣，為副部級。

　　這些人離職後的去向，暫不明朗。此前有消息稱，衛明被某房地産私企“挖”走當高管，但很快有人澄清，稱其實際是赴海外留學深造。而7月離職的丁磊和陳凱，據悉離職後將赴外企或民企任職。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此前都有企業從業經歷。丁磊從1988年到2011年的23年間，均在汽車行業工作，歷任上汽集團自主品牌項目商務副總經理、上海通用汽車有限公司總經理、上汽集團副總裁等職務；陳凱則歷任上海東海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總工程師、上海長江新成電腦系統整合公司總經理等職務。

　　2013年8月，丁磊開始擔任浦東新區副區長。然而，擔任副區長未滿兩年，他就辭去公職。據《21世紀經濟報道》，“特斯拉已向丁磊伸出橄欖枝。”

　　這些人的共同特徵是——身居高位，年齡優勢明顯，其中衛明43歲、丁磊52歲、陳凱45歲。很多人據此分析，上海是否會在全國率先掀起公務員離職下海熱潮？

　　中國青年報記者日前採訪了多名從處級、科級崗位離職的上海“原官員”，以期多維度呈現上海公務員離職現狀。

　　真出來了，朋友湊不夠“兩隻手”

　　上海長寧區一處狹小的辦公樓內，李朋(化名)笑著給客戶倒茶水。就在幾分鐘前，他剛剛擺出一副小微企業老闆的架勢，把一名多次不能理解他意思的員工批評了一頓。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就在兩年多以前，李朋還是上海某區一個政府部門的“一把手”。除了區裏的分管領導，他不需要向任何人陪笑臉，也不需要親自教底下的一線工作人員做事。

　　事實上，最大的不同在於，過去他可能會因為開會等事務，讓下游供應商等著與他會面；現在他卻要以下游供應商的身份，等領導“接見”。“接見”他的領導，可能級別還沒有他過去高，但他卻要為此付出最短1個多小時、最長近3個小時的耐心等待。

　　但所有的苦，在李朋看來，都是值得的。因為他現在在為自己幹活，他的每一次付出，都能養活數十名員工以及他自己。公司是他自己的，“愛幹嗎幹嗎，愛怎麼花錢就怎麼花！自己説了算。”

　　儘管一下子從“朝南坐”變成了“朝北求人”，但李朋現在比過去多了灑脫和快樂。“現在只要有付出，就有所得。”李朋説，自己現在每個月只糾結兩件事：一是拿什麼發工資，二是拿什麼付房租。

　　為了避嫌，他把公司註冊在了別的區縣，並且與過去的供應商完全斷了聯繫。這些供應商，大都是他現在所從事行業的上游企業。也就是説，以前賣東西給他的那群人，現在成了他兜售産品的對象。

　　“真的出來了，你會發現，剩下的朋友湊不夠兩隻手。”李朋的搭檔張平(化名)，也曾是一個副處級幹部，他説他見過最極端的一個人，過去幾乎天天要給他打電話，但他一走，對方在最近一年多裏，一個電話都沒來過，“我還算好，以前就不愛去飯局，難以想像那些以前被前呼後擁的人，出來後會是什麼感覺”。

　　離職跟“八項規定”無關

　　“八項規定”以及中央政府出臺的一系列反腐舉措，此前被認為是造成公務員離職的一個重要原因。但記者採訪的4名離職公務員均否認了這一説法。

　　一名從上海某郊區副處崗位離職的官員告訴記者，在“八項規定”出臺以前，他就一直堅持不跟任何政府項目供應商吃飯，“處長級別的，一般對方會塞些(購物)卡來，但他提的一些小要求，你是滿足他，還是不滿足他？所以乾脆不吃。”

　　這名前任副處長告訴記者，他過去一下班就“逃”，防著別人來約飯。據他説，自己在一年多前離任審計時，財務處沒有一張他在下屬單位報銷的發票。

　　另一名正在辦理離職手續的80後科級幹部告訴記者，“八項規定”與自己離職沒有關係，據他所知，他身邊那些像他一樣年資較淺的公務員，都不是因為“沒了灰色收入”而離職。

　　他們離職的原因主要是工資太低。“聽説社保馬上還會有所改革，會變相降低公務員收入。上海公務員收入其實比周邊的江蘇、浙江要低一些，再加上生活水準較高，很多人撐不下去”。這名科級幹部説，年輕些的公務員大多只是把“公務員”當作一份普通工作，“跳槽嘛，很正常”。

　　據他透露，他身邊離職的公務員朋友，大多去了企業，有的去了外企，有的去了財務公司，“跟我同齡的同學，不當公務員的，年收入幾十萬元的有很多”。

　　而李朋的辭職，則更多出於個人價值的追求，“待在那裏養老？我不願意”。

　　李朋原來在一家全球知名的外企擔任軟體工程師，此前通過公開遴選機制進入公務員隊伍，一進單位就是副處。但在幹了七八年、升任正處後，他卻發現這份工作並沒多麼“好玩”，“主要是體現不出人生價值來。”

　　3年前，他遞交了辭呈，自己創業。這當時在區裏引起不小的轟動。但如今，他的紀錄或許即將被另一名副廳級幹部刷新，據説此人辭職後也將創業。

　　中山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説，不論辭職公務員本人承認與否，反腐高壓確實對公務員的灰色收入和彈性空間進行了擠壓，“把他們(公務員)的後門堵死了，制度外收入一下子沒有了”。

　　倪星注意到，上海的確有一批年輕有為的公務員辭職，雖然這些人在整個公務員隊伍中是少數，但這一現象及其背後的趨勢還是值得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後門是堵死了，但正門沒打開。”倪星説的“正門”，是一套合理的、能夠留住精英公務員的薪資設計，“薪資達不到預期，有能力的人自然會另尋價值”。

　　倪星説，指望有能力的公務員僅憑“人民公僕”的精神“吃草擠奶”不現實，表面上看好像國家省錢了，實際上“虧大了”，“一，他們提供公共服務時，工作懈怠；二，貪污腐敗；三，損公肥私。”他認為，給予公務員中上收入水準的“高薪”不是為了“養廉”，更應為了“攬才”。

　　“哭”出晉陞的行情，易使劣幣驅逐良幣

　　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到，除了薪資水準外，模糊的晉陞制度，也正成為公務員的一大“痛點”。説白了，能不能晉陞，很多公務員無法憑藉自己的努力或者成績説話，不確定因素太多。

　　張平説，離職的公務員，大多有兩種情形：一是覺得能力不夠，提拔不上去；二是性格不合適。而他本人，就屬於後者，“見不得一些人的所做作為”。

　　張平辭職前，是單位的“第二號人物”，沒能得到提拔。“能不能提拔，是對你這個人價值的肯定。如果技不如人、提拔不了，我也認了，但被提拔的那個人沒本事。”張平説，在副處提正處的當口，他被一個“沒啥本事，卻會找領導哭”的女同志比了下去。

　　“這説明什麼？説明你提拔與否，跟你工作幹得好不好，沒有關係。”對晉陞提拔制度的不滿，成為張平後來辭職的導火索。

　　這一説法，也得到了另一名在區縣政府部門任職後離職的年輕幹部的證實。“工資是一方面，但提拔晉陞其實更重要。有追求的人，不會只盯著工資。”這名年輕幹部説，他所在部門提拔空間相對大一些，但在更多部門，因為人員之間能力差距不大，很少有合理的選拔機制。

　　這個年輕人一個月前報名參加了上海財經大學創業學院的“匡時班”，決定“憑本事”創業。“我本來就喜歡公益，招募過一兩千名志願者，想把新項目和志願者資源整合利用起來。”他很慶倖，自己在當公務員時，沒有花多少精力鑽研陞官，而是把時間花在了公益組織上，“至少出來創業，有真朋友。”

　　倪星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他説，我國目前的確沒有一套完善的公務員晉陞機制，公務員能不能提拔，不確定因素太多，“幹好幹壞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進入領導的視野。提拔主要依靠領導的注意力，沒有多元化機制”。

　　據他介紹，在一些歐美國家，公務員主要分為政治與行政兩條線。政治線選拔政府主官(即地市、各部門正職官員)，即使是一個18歲的年輕人，只要選票足夠，就能擔任；行政線為常務副職以下的職業文官，這些人主要依據年資來晉陞，論資排輩。但在我國，這樣的分條線方式，並不適合國情。

　　另一個“大問題”是評價，一個企業可以按照産品的盈利情況以及每個環節工作者對産品的貢獻度來評價一個人該拿多少錢，但政府提供的公共産品和服務，卻無法定價、無法測量，“公務員幹的事，到底對世界有什麼效果、他貢獻了多少，沒法測量”。

　　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有些國家曾嘗試破題，比如按照項目執行情況來估價，政府部門如果可以節省預算，省下的錢可以用來發獎金。但這種做法，爭議極大。

　　“公務員離職，對個人是好事，對政府而言，雖然整體影響不大，但需要多反思。”倪星説，總體而言，公務員中的精英還是很多的，甚至“有浪費”，他們適當流向社會是件好事，應予以鼓勵和支援。

　　據上海某區發改委工作人員透露，此前該區曾考慮在科創人才優惠條件中，出臺有關“公務員創業保留一定時間崗位”的措施，但後來出於種種壓力未能寫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