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的性質是什麼，是這個大國經濟增長正常換擋以及我們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的可控變化，還是中國經濟已經窮途末路再也藏不住的極端信號？這恐怕是當前一些爭論的中心問題。

　　西方主流輿論不時釋放後一種判斷，而且這種分析中明顯包含了一些西方精英的願望。中國官方輿論支援前一種説法，當然應當承認，這裡面也包含了我們的願望。

　　客觀説，如果中國的經濟及輿論環境都是獨立的，那麼可以相信，國家的調控及掌控能力會很強。今天的下行壓力與改革一路上甚至更早我們遭遇過的困難相比，簡直不值一提。當前市場繁榮，消費活躍，就業沒出現大的滑坡，創新能力在穩步增強，中國似乎“沒什麼問題”。

　　然而中國經濟及輿論已經同世界融為一體，我們的“好壞”論不再僅僅取決於我們的自身感受和評估，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看法的影響。比如6.9%增速好不好呢？好像西方輿論説好不好“挺重要的”。

　　不能不承認，國人很在意西方輿論的評論，媒體機構勤奮地蒐羅、翻譯著西方從大腕到名不見經傳者的每一條涉華言論，輿情工作者不斷對它們進行總結。西方出各種排名，中國人都要找一找自己的國家在第幾位。現在這個時候如果要國人輕視西方的“第三隻眼”，只能是裝出來的。

　　問題是西方評論中國經濟有兩大問題，一是教條主義，除了拿西方經濟學的尺子測量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一直沒有什麼新的創意。二是西方一些人的評論明顯帶有價值觀偏執，他們可能會説一些聽眾和他們自己都感到悅耳的話，總是傾向把中國的經濟形勢説得更糟些。

　　西方當然提供了看中國經濟的有趣角度，儘管其中一些評論有“巴不得中國完蛋”的明顯傾向。但是靜下心來閱讀那些評論，需要非常強大的自信，而現實是，我們的信心確實有一些低窪處，這讓有時給那些詛咒我們的評論消毒，看上去比從中發現一些有益之處更加緊迫。

　　仔細看一些西方的評論，其實蠻逗的。比如《華盛頓郵報》在一篇最新評論中批評中國經濟下行“威脅到非洲的脫貧”，因為該報説，之前中國進口大量原材料帶動了非洲，加上過去10年內中國對非投資增長26倍多，這一切“令非洲從饑荒和種族屠殺邁向繁榮”。

　　華郵大概還從沒有這樣“表揚”過中國，西方一直批評中國對非搞“新殖民主義”，只是現在為了批評中國經濟下行“拖累了世界”，才“説穿了幫”，讚揚起中國過去10年對非洲的貢獻。

　　當我們忍不住總在西方媒體上刷屏閱讀它們的最新評論時，一定要不時提醒自己，其中的很多評論因為水準和動機都存在問題，含有一些“胡説”成分的概率很高。

　　有兩個事實可以佐證這一點。一是西方主流輿論已多次預言中國“大事不妙”，但都落空了。二是西方主流輿論的主觀性其實常常高於中國官方提供的分析。從中國官媒可以讀到大量談論中國經濟困難和問題的評述，中國官方文件對它們也不回避，但是中國經濟高歌猛進的幾十年裏，我們有幾次從西方媒體裏看到過它們對中國前景的“樂觀”？

　　中國經濟高增長有高增長的恐怖，增速下行有下行的“天要塌了”。有人説，經常讀西方對中國經濟的描述，是很容易得抑鬱症的。

　　中國最需要做的大概是激發全社會的熱情和活力，這需要政府及輿論界為鼓勵社會各個群體的積極性聯合行動。在我們的信心有一部分被西方輿論攥著的時候，我們需要經常警示自己保持心理強大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