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不僅是全球系統重要的經濟體，而且經濟總量位處世界前兩位，客觀上構成了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伴隨經濟全球化趨勢進一步加深，中美經濟與外部聯繫日益增強，中美經濟波動不僅影響自身宏觀經濟穩定，而且對其他經濟體也將構成較大的溢出效應，對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將構成較大影響。美國憑藉較強的科技、軍事及美元霸權等綜合實力影響全球經濟發展，中國通過承接全球産業分工形成的製造業大國地位及其位居世界第二的體量對全球經濟發展也將形成內在影響。儘管全球經濟自2010年以來保持復蘇增長態勢，但危機以來表現強勁的新興經濟體近年來出現減速分化，而發達經濟體呈現復蘇分化，在此背景下，習近平主席今年9月訪美，這不僅對於深化包括經濟在內的中美合作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且對於促進全球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美經濟主導全球經濟走勢

　　儘管中美各自經濟總量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地位並非穩定不變，但中美兩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比重卻穩定在三分之一左右，這顯示了中美在總量意義上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1980年至20世紀末，美國經濟佔全球經濟比重用匯率標價儘管經歷波動但均持續保持在25%以上，而用購買力平價(PPP平價)測算的比重也在20%以上。同期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比重用匯率標價最高為1999年的3.4%，PPP標價的比重最高出現在1999年的7.1%。然而，自2000年以來，美國經濟在全球佔比出現小幅下降態勢，匯率標價的佔比從2001年32.2%的高點下降到2014年22.5%，PPP標價的佔比則由2001年的20.7%下降到2014年的16.1%。同期中國在全球的佔比出現了較快提升，匯率標價的佔比由2000年的3.6%上升到2014年的13.4%，而PPP標價的佔比則由2000年的7.4%上升到2014年的16.3%。

　　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比重的相對提升與美國經濟佔比的小幅下降構成了世界經濟格局最顯著的變化，雖然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地位未被撼動，但中國對全球的影響則持續增強。1980—1999年共20年間，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量貢獻僅為3.8%，同期美國貢獻32.2%。但2000—2007年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量貢獻大幅上升至9.5%，同期美國下降為17.3%，如果考慮到金融危機的影響，那麼進一步測算可以發現，2008—2014年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量貢獻高達40.8%，而美國為18.9%。由此來看，中國對全球影響雖然在總量上弱于美國，但在增量上卻呈現增強的態勢，預示中美對全球經濟的重要作用。

　　然而，單純考慮經濟體量還不能較好説明中美對全球經濟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封閉經濟體對外部的影響較小甚至可能是微弱的。從實際來看，中美貿易大國的地位預示中美與外部的深度聯繫，由此決定了其對全球的較大影響。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佔GDP比重從1980年的12.5%上升到金融危機前2007年的62.3%，體現了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與外部經濟合作持續深化的現象，特別是2001年加入WTO後對外貿易呈現大幅增長的特徵。美國對外貿易總額佔GDP比重從1980年的20%的低點上升到2007年28%的高點，體現了美國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外部合作的重要特徵。儘管金融危機都對中美的對外貿易構成影響，但截至2014年中美兩國的對外貿易總額佔GDP比重仍然分別高達41.5%與30.1%，體現了中美經濟與世界深度融合的共同特徵，中美經濟與外部聯繫的持續加深促使中美對其他國家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影響持續增強。

　　中美經濟不僅構成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而且主導全球經濟的發展模式。新世紀以來，中國通過釋放勞動力比較優勢承接全球産業分工，發展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拉動了石油等大宗商品輸出國經濟的景氣增長。與此對應的是，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在全球化背景下製造業大量轉移至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並借助金融比較優勢持續推動金融創新，大量吸引中國等擁有較高儲蓄的新興經濟體資金流入，支撐著美國依賴金融産品透支消費模式的持續進行。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預示美國過度金融創新難以持續，由此形成外部融資的抑制，反過來制約美國等發達國家外部赤字的增大，倒逼外部經濟的再平衡，全球貿易需求出現萎縮，導致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出現産能過剩問題，大宗商品輸出國面臨著經濟低迷的重大挑戰。上述跡象體現了危機之前的全球失衡模式亟待改變，而全球經濟再平衡倒逼中美經濟進行深層次的結構調整，全球經濟的持續復蘇增長有賴於構建有利於中美經濟結構深層次調整的新型大國經濟關係。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經濟關係助推全球經濟穩定發展

　　中美在全球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此決定中美未來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話語權分配可能面臨著競爭或者衝突。但中美互為重要貿易夥伴，中美經濟分處不同的發展階段，這些決定了中美的互補性大於競爭性，中美兩國的佔優策略是尋求更加務實理性的合作關係。金融危機以來中美之間雖然也存在貿易爭端、匯率爭議等問題，在TPP、“一帶一路”等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合作也顯得不足，但這些不能也不應成為中美經濟關係的常態。中美應探索新的合作方式及合作領域，積極構建中美新型大國經濟關係，促進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夯實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助推中美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將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作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經濟關係的核心平臺。中美新型大國經濟關係頗具複雜性、長期性，必須依靠重要的雙邊機制進行常態化的談判與溝通，才能更好實現全局性的突破。近年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已經成為中美雙邊重大事務討論的常態化平臺，中美雙方已就事關兩國關係發展的戰略性、長期性、全局性問題舉行了七次對話。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尤其是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人民幣加入SDR等重要議題也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未來可以考慮將其作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經濟關係的核心平臺。

　　將中美自貿區談判作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經濟關係的抓手。美國在金融危機以來提出構建TPP的重大倡議，中國並沒有包括在首輪談判之中，外界擔心中國會被邊緣化，但主流的觀點認為當前中國經濟相比加入WTO之前已經差異巨大，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已經躍居全球首位，不包括中國的TPP是不完整的。然而，中國當前倡導構建的“一帶一路”等區域一體化戰略中，美國也還沒有提出申請，這也是不完整的。中美新型大國經濟關係應考慮改變這種狀況，否則新型大國經濟關係將無法落到實處。可以考慮將構建中美自貿區作為抓手，如果中美能夠構建自貿區，那麼中美兩國的合作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將深化經貿合作助推結構改革作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經濟關係的核心內容。一方面，儘管中美經貿關係不斷深化，但雙方的合作空間仍然有待進一步拓展。中國當前進入了海外投資的高峰期，亟待在全球尋求投資合作，美國經濟發展也亟待外部投資者進入，美國可以逐步放寬對中國的投資審查。在貿易方面，貿易自由化是大勢所趨，中美可以進一步探討通過高標準經貿規則制定等舉措來拓展雙方的市場空間。另一方面，美國佔據産業鏈的高端，中國正從低端向中高端發展，中美應秉承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原則，積極開展産業創新投資合作，延伸各自産業鏈。特別是兩國可以探討加強在新一代資訊技術、清潔能源技術、空間技術、新材料等新興領域的戰略合作，破解前沿科技創新難題，以此促進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

　　將創新國際經濟秩序作為增強中美對全球經濟穩定作用的重要制度保障。中美須順應當代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現實，著力推動國際經濟秩序創新變革，既減少中美雙方在當代國際經濟合作中的衝突，也為世界各國開展國際經濟協調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