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臨近3月31日截止日期，亞投行創始成員國數量出現爆髮式增長。這是中國第一次在世界上領頭幹一件大事。相對亞投行“靜悄悄”的醞釀、啟動，到今天掀起如此大的影響力，形勢的發展大大出乎全世界意料。為何美國不顧斯文和風度要對它進行百般阻攔？為何英法德韓等又不顧盟友美國警告執意加入？它將給現行國際金融秩序帶來怎樣的改變？當世界對亞投行津津樂道之時，一些大的問題也渴望權威解答。為此，《環球時報》記者採訪了數名在當今主要國際金融機構有豐富從業經歷的專家學者。

　　印度商業和工業部長尼爾馬拉·西塔拉曼曾表示：“若佈雷頓森林體系未來不再為新興經濟體提供基礎設施融資，那麼我們將只能另辟蹊徑。”現有的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已存在幾十年，國際上幾乎沒有人否認它們需要改革，但由於各種原因，改革步伐相當遲緩。與此同時，很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對資金的需求旺盛。亞投行的成立正是要解決這種需求，也因此符合國際社會的期待。對於亞投行與現有幾大金融機構的關係，中國領導人已明確表示，要推動它們互補共進、協調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機構也表達了合作意願。專家認為，作為全球經濟治理格局中的一支新力量，亞投行的出現可對現存國際金融機構起到“鯰魚效應”，有利於推進全球經濟治理。

　　債務國討論和指導債權國如何花錢是個怪現象

　　環球時報：最後階段，很多國家包括一些美國盟友不顧美國警告和反對紛紛申請加入亞投行，這説明瞭什麼？

　　包墨凱(倫敦金融城政府政策與資源委員會主席)：英國決定加入亞投行是因為它認識到加入的好處。這個銀行主要投資基礎設施聽起來就不錯，英國想參與進來做些有益的事情。整體而言，英國與亞洲有著強大的貿易聯繫，英國也能借此機會展示其致力於與亞洲國家合作的態度。如果有更多的基礎設施投資，那麼英國公司將贏得更多的機會。事實上，僅僅參與進來，就能獲得更多市場機會。但英國的加入並不意味著不去參與或支援其他國際機構。它們是互補的，並不衝突。

　　史蒂文·達納韋(美國資深經濟學家、前IMF亞太局副局長)：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資金需求是巨大的，在可承受的條件下能獲得資金的來源則是有限的。一個如亞投行這樣能夠提供大量額外資源的新機構的成立，無疑將受到歡迎。亞投行得到包括西方大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支援，並不令人感到奇怪。

　　邢予青(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前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能力建設與培訓部部長)：最近英、法、德、意等相繼宣佈加入亞投行，將亞投行的籌建推向高潮，該行逐漸演變為一個在中國領導下、由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的多邊開發銀行。亞投行的誕生毫無疑問將打破二戰後在美國領導下以IMF和世界銀行為中心的全球經濟治理格局。

　　鮑泰利(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學院教授、前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亞投行的建立是對現有世界金融體系的必要補充。亞投行幫助亞洲國家應對能源、電力、交通、電訊和其他基礎設施行業的需求。據我所知，中國牽頭成立亞投行的高級官員都有在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進行管理工作的經驗，從專業水準和經驗儲備上來説是不應該被質疑的。因此奧巴馬政府對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的圍堵政策，甚至是美國對亞洲的整個經濟政策都是短視的。

　　環球時報：現有主要多邊金融機構存在的問題是什麼？

　　邢予青：1980年以來中國的快速發展促使世界經濟版圖重心朝東亞移動。10萬億美元經濟規模加未來10年7%的年增長率，奠定了中國對全球經濟發展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在現存全球治理構架中，中國並沒有獲得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話語權和領導地位。雖然中國經濟總量已達日本的兩倍，其在亞開行的投票權大約為日本的1/3。即使美國國會批准IMF投票權改革，中國的投票權也才及美國的1/3。因此，債務國討論和指導債權國應該如何花錢如何平衡經濟增長，成為全球金融危機後頻頻出現在全球金融危機治理討論中的奇怪現象。

　　包墨凱：世界銀行和IMF的一些結構和標準都有著設立時期的時代印記。但世界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我們都知道中國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而歐盟更像一個共同體在運作。因此，這些機構都需要不斷改變以適應時代的變化。但想要改變國際機構並不容易。和其他任何組織類似，這兩個機構需要不斷地審視自己的結構、治理和運作。

　　IMF等改革遲滯令人遺憾

　　環球時報：IMF、亞開行等機構已存在數十年，對它們進行改革的呼聲不斷，為什麼結果並不盡如人意？

　　邢予青：對現行框架進行改革並非易事，這涉及投票權重新劃分的領導權之爭。例如，亞洲開發銀行的貸款能力大約為130億美元，與亞洲每年7500億美元規模的需求相比是杯水車薪。成員增資可以提高亞開行的貸款能力，然而，亞開行最大的股東美國不願意拿出更多的錢支援亞洲，美國國會也無法理解為何要出錢去支援擁有美國國債最多地區的基礎建設;背負超過240%公共債務的日本政府也沒有財力支援增資。成員國不成比例地增資一旦實現，就意味著對現有股東權利的稀釋，這是美國和日本不願意看到的。

　　幾年前一名美國亞開行執行董事離任後，發表文章暗示亞開行的領導權應隨著亞洲主要國家經濟力量的相對變化而轉移，這曾讓日本擔心丟掉亞開行的領導權。現任美國籍亞開行執行董事、奧巴馬總統的好友羅伯特·奧爾，上任前就表示美國對日本在亞開行的領導地位充滿信心，給日本吃了顆定心丸。

　　史蒂文·達納韋：IMF的改革遲滯令人遺憾。IMF的改革是將成員國的投票權與它們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比重掛鉤，改革所遇到的根本問題就是那些可能因此在IMF失去影響力的國家的抵制，尤其是來自歐洲國家的阻力。就IMF內應體現更為公平的代表權，儘管歐洲人已經同意邁向此改革目標的第一步，並且美國政府也強烈支援IMF的改革，美國國會卻拒絕為這一方案提供必要的審批——這阻止了改革的實施。亞投行的成立不大可能對當前IMF改革的僵局産生實質性影響，也不太可能對IMF將來的議程産生重大影響。

　　環球時報：從全球金融大格局來看，中國倡導的亞投行的出現是不是在刺激和推動這一體系的變革和進步？

　　史蒂文·達納韋：我並不確定亞投行可能會給世界銀行或亞開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如果這3個機構能相互合作，亞洲地區將因可供支援發展的資金增多而受益。如果不能，亞開行的角色可能會變小，世界銀行也可能會選擇將其資源重新分配到其他地區——在這兩種情況下，亞洲國家可能會發現它們可以尋求發展的資源不比從前。

　　包墨凱：在很多領域都會發生的一件事是，在特定時間和特定情況下設立的機構或者銀行，必須隨著世界的改變而改變。當然，很多新組織會涌現，因為發展中國家可能覺得現有組織並不能滿足自己的需求。而一些現有組織自身也會進行改變來適應新形勢，這些都是市場激烈競爭的結果。

　　我認為，亞投行很有可能對現有金融機構帶來“鯰魚效應”。如今亞投行已經在全世界得到很大曝光度。英國加入一家由中國主導的亞洲銀行這一事實本身就意義非凡，之後其他歐洲國家以及澳大利亞爭相表態，意味著亞投行已贏得很多附加宣傳效果。我覺得這一勢頭很好，我們將看到相關事務會以相當快的節奏發展。至於全球金融治理能力是否會隨之提高，還需要觀察。

　　亞投行將在世界經濟增長中起積極作用

　　環球時報：您怎麼看未來亞投行的運轉？它與現有國際機構的關係會怎樣？

　　邢予青：亞投行的業務範圍決定了它與日本領導的亞開行的潛在競爭性。這種競爭也許會演變為地區經濟一體化方向之爭。亞開行區域經濟整合辦公室曾經作為秘書處，參與了東盟與中日韓(“10+3”)宏觀經濟辦公室的建設。亞洲債券市場一體化，目前也基本上是由亞開行在推動。亞投行的出現，則為亞洲討論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了另一個可選擇的平臺。

　　包墨凱：對於一個還沒有做任何事情的嶄新銀行而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運用專業知識開始運轉起來。亞投行需要規定正確的做事方法，尋找合適的項目和融資。當然這一切都需要時間。鋻於亞投行得到了來自中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的支援，我相信他們會合理運用必要的專業知識並進行諮詢，與已有銀行進行合作。

　　史蒂文·達納韋：亞投行能對世界銀行及亞開行的運營産生哪些影響，尤其是這些機構可能會停止在資金上的競爭，此類問題被提出不足為怪。關於亞投行會採用哪些貸款操作方式等重要問題也被提了出來。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將在減少外界對亞投行的顧慮及建立對亞投行的支援等事宜上，持續扮演重要角色。

　　鮑泰利：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國家做到凈資本出口的國家，中國向世界其他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提供金融幫助。中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對世界經濟的貢獻超過美國和歐盟的增長總額。美國應該鼓勵世界銀行和其他現有多邊國際金融機構與亞投行緊密合作，亞投行將在世界經濟增長中起積極作用，並從中國不斷增長的希望發揮建設性全球領導力的意願中得到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