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有新常態，歐美國家也有新常態，總結下來，全球新常態的共性是什麼？

　　全球經濟進入新常態，必然帶來一系列的挑戰。如何認清新常態，如同找到破解世界經濟潘多拉盒子的鑰匙。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暢談世界經濟新常態，用全球戰略視角審視如今世界經濟格局。

　　李揚：全球經濟新常態在各個領域中均有表現，包括經濟增長低水準波動、“去杠桿化”和“修復資産負債表”兩難、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各國政策週期非同步、全球治理真空五大特徵。

　　■ 世界主要經濟體在經濟增長低水準波動中的表現如何？

　　李揚：以美國為例。在大穩定時期，美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在4%左右，其間只有1991年和2001年兩次延續時間不長且幅度不大的波動。從2007年開始，情況有了轉折性變化。首先，潛在增長率趨勢性下滑。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算，自2007年開始，美國的潛在增長率水準逐年下降，並導致2014年的GDP水準較之2007年作出的預測值低出近5個百分點。其次，自2007年以來，美國GDP的實際增長率較之潛在增長率出現更顯著的缺口。目前，這一趨勢仍在繼續。

　　歐洲的狀況比美國還差。據IMF《世界經濟展望》數據，1992至2007年，歐元區GDP實際年均增長率為2.08%。而在危機開始的2008年和2009年，其經濟就出現了較美國更大的衰退，年均增速為-2.03%。在此後的2010～2019年，歐元區經濟雖然可能有所平穩，但年均增速僅為1.12%。就此而論，歐元區的長期潛在增長率也已出現下移，低速增長成為常態。

　　經由安倍政府“三箭齊發”，日本經濟增長在2013年有所恢復。但是，由於造成其增長頹勢的長期因素均未能有效消解，加之“三箭”中多有飲鴆止渴的藥方，其政府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勢將延續。

　　在此次危機的最初幾年，新興經濟體曾普遍展示出不同於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態勢。但是，這主要依靠的是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帶來的資本流入。自然地，當美國逐步退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資本開始向美國回流之時，這些國家經濟的結構性矛盾立刻暴露無遺，並隨即陷入經濟減速、通脹復萌、股市暴跌、國際收支惡化、資本外流和本幣匯率在劇烈波動中急劇貶值的困境之中。這種狀況充分説明，在全球化深度發展且美國依然發揮主導作用的條件下，大部分新興經濟體並沒有根本擺脫儲蓄與外匯“雙缺口”的錢納裏符咒。

　　■ 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世界經濟目前還沒有完全復蘇的跡象，您認為現在經濟復蘇的難點在哪？

　　李揚：此次危機作為金融危機，根本上是由各類經濟主體負債率過高引發的。正是由大穩定孕育的極度樂觀情緒，使居民、企業乃至政府都大規模舉債，以“加杠桿”的方式來提升其即期消費、生産和投資能力；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更使得“加杠桿”輕而易舉。然而，正是杠桿率的全面、迅速提高，使得發生在住房金融領域中一個産品的問題（次貸），輕易地蔓延到整個金融體系，進而傳染到整個經濟系統，終至影響全球。

　　病因既然在杠桿率飆升，危機的恢復，顯然就以“去杠桿化”為必要條件。然而，去杠桿化至少涉及兩個問題。其一，從根本上去杠桿化，需要積累大量儲蓄，需要不斷提高儲蓄率。但儲蓄率不易提高，儲蓄急切難得。其二，去杠桿化作為經濟恢復的主要路徑，將全面引發“修復資産負債表”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經濟主體獲得新增資金後，其優先選擇將不是從事消費、生産和投資等宏觀調控當局希望産生的“正常”經濟活動，而是將之用於充實資本，減少債務，“修復”資産負債表。換言之，去杠桿化過程會導致企業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改變經營目標，從“利潤最大化”轉向“負債最小化”，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形成一種不事生産和投資、專事還債的“合成謬誤”，出現所謂“資産負債表式衰退”。全社會的信用緊縮局面，就此形成。這種狀況對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是致命的，危機的恢復過程，也將因此延緩。這就是去杠桿和修復資産負債表悖論，即危機的恢復取決於去杠桿的成功，但去杠桿過程引發的經濟收縮卻阻滯了危機的恢復。

　　問題還有複雜之處。此次危機中，為了緩解危機的衝擊，貨幣當局自身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的“加杠桿”過程。不遺餘力地推行量化寬鬆政策、長期將利率壓在零水準上、大規模推行所謂再融資計劃等等，使得各國央行的資産負債表倍增，全世界貨幣氾濫。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全社會的杠桿率進一步提高。歸納了主要發達經濟體債務結構和總杠桿率。

　　■ 經濟繼續衰退，各國會採取何種措施應對？最可怕的結果是什麼？

　　李揚：在普遍經濟放緩、失業率攀升的背景下，以保護本國産業和就業為名推行貿易保護，成為各國政府的第一選擇。這就造成全球貿易在危機中陡降。如在危機高潮的2009年，世界出口一度陡降10.4%，其中發達經濟體下降11.7%，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下降7.9%。這一跌幅創近30年新紀錄，標誌著經濟全球化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倒退。經濟全球化進程受阻的更重要證據，在於全球貿易增長率和GDP增長率之間關係逆轉。2012年全球GDP增長3.4%，同期全球貿易增長2.3%，出現了近20多年來的首次逆轉；2013年全球GDP增長3.3%，同期全球貿易增長2.5%，繼續延續了異常的逆轉格局。這種情況表明，本輪經濟衰退已經危及全球化自身。由於WTO等國際貿易架構和規則的廣泛設立，現今的主要貿易保護工具由傳統的關稅壁壘，轉向更隱蔽、更複雜的環境、技術標準壁壘，同時結合了匯率、隱性補貼等多種手段。

　　更值得警惕的是，由於經濟復蘇乏力，各國苦無良策，一個最為危險的跡象悄然顯現。歷史的經驗證明，危機嚴重到一定程度，非有戰爭不能擺脫。19世紀之前的世界動蕩不安，自不待言；在20世紀30年代危機和70年代危機，也都是由規模不等的戰爭來結束的。在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並制定國策時，我們必須認清並牢記這一事實。

　　■ 各國在應對經濟衰退的政策週期是否相同？

　　李揚：大穩定時期各國經濟之間高度相關，並且是美國宏觀經濟政策主導世界。然而，這種全球經濟的同步性自2007年開始轉變。危機發生不久，便出現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增長速度“雙軌脫鉤”現象。自2012年始，新興經濟體內部和發達經濟體內部各主要國家（地區）的經濟走勢更出現了高度的非同步性。

　　各類國家或者處於危機後的不同復蘇階段，或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其政策傾向顯示出較大差別。眼下，正當美、英等國央行穩步退出量化寬鬆之時，歐洲和日本的量化寬鬆卻方興未艾。如此明顯的國際政策週期“失聯”，不僅使政策實施國難以達成其預期的宏觀目標，更會在國際上觸發“以鄰為壑”的惡性競爭，形成“零和”甚至“負和”博弈。全球貿易增長率自2012年以來便低於全球GDP增長率，便是合乎邏輯的結果。

　　經濟週期錯位並導致政策週期相悖，自然會導致各國宏觀經濟變數出現差異；各國宏觀經濟變數差異的長期化和無序化，為國際投機資本創造出從事“息差交易”的溫床，從而，國際遊資大規模跨境流動並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將成為新常態。在這個意義上，建立有效的國際政策協調機製成當務之急。

　　■ 無規矩不成方圓。新常態的大背景下，世界經濟治理是否也要立新“規矩”？

　　李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社會在幾乎所有領域中都建立了專業的治理機構，並相應地制定了專業化和有針對性的治理規則，從而在各個領域形成了完備的治理機制。這些機構和機制一向運轉有效，但顯然未經受住此次危機的衝擊。2007年以來，現行的全球治理機制，既不能有效應對傳統挑戰，更無法對日趨複雜的非傳統挑戰適時應變，幾乎所有的全球治理機構和治理機制都已失靈。據此可以認為，二戰以來建立的國際秩序已基本崩癱，大國間就最重要問題進行協商並展開闔作的有效機制已不復存在。近年來，全球舉行多邊峰會的次數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但收效甚微。有鋻於此，在全球經濟新常態下，世界除了致力於全球再平衡之外，還將同時致力於重塑全球治理機制。

　　■ 造成全球新常態五大特徵的直接根源是什麼？

　　李揚：根源主要在於所謂的“長期停滯”。這個由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重新闡發的概念，一經提出，便引起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的強烈關注和共鳴。克魯格曼、斯蒂格利茨、布蘭查德等紛紛表示認同。概括而言，造成長期停滯的原因，可以從技術、人口與收入分配三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是勞動生産率下降。這又歸因于技術進步緩慢。決定經濟長期增長的核心變數是技術進步。據美國學者戈登的測算，美國全要素生産率早已重回1930年代前的歷史低位：1980年至今全要素生産率的年均增速僅為0.5％，約為1930至1980年間增速的三分之一。另有研究顯示，由於歐洲、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自身的創新能力有限，而對美國的知識技術外溢依賴較高，所以，這些國家也步美國後塵，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歷了程度不同的生産率增長減速。

　　其次是人口結構與勞動力市場惡化。由於人口生育率的下降、預期壽命提高、戰後嬰兒潮一代退出勞動市場等因素，新世紀以來，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普遍經歷了勞動力供給數量減少，勞動參與率下降的困境。歐洲、日本更甚。自1990年代以來，由於老齡化和少子化等因素，歐日兩大經濟體的勞動人口相對比重下降的趨勢不僅更為明顯，且持續的時間遠較美國更長。與此同時，疲弱的經濟環境，則進一步削弱了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參與率。

　　第三是收入分配惡化。日趨惡化的收入分配格局，進一步抑制了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潛力與社會活力，成為導致長期停滯的重要因素之一。實際上，如長期研究收入分配問題的著名經濟學家皮克提等人的研究顯示，早在經濟繁榮的大穩定時期，發達經濟體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便已持續惡化。儘管在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中，這一局面曾暫時逆轉，但其長期惡化的趨勢並未改變。

　　本報記者 鐘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