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電腦科學家吳軍在《浪潮之巔》一書中所説：對於一個弄潮的年輕人來講，最幸運的莫過於趕上一波大潮。誕生於1980年8月26日的深圳經濟特區趕上了中國發展的大潮並引領潮頭，一波波的年輕人也趕上了深圳發展的大潮，繪就了更加精彩的人生畫卷。

　　1980—2015，與特區共同成長的同齡人中，有將無人機賣到全世界的大疆創新創始人汪滔，有在大山深圳支教多年的“最美深圳女孩”孫影，有從全國乃至全球各地聚集而來、在不同崗位上追逐著夢想的個體……

　　他們在這片快速變遷的土地上書寫著不同的故事，他們的故事折射出深圳35年的變化，他們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名字“深圳人”。

　　策劃/統籌：江強 馬芳 撰文：卓泳 劉芳宇 曲廣寧 崔潔 穆玉潔 馬芳 財經週刊統籌：江強 曲廣寧 攝影：魯力 朱洪波

　　深圳的文化非常特殊

　　吳大雄，1980年出生於廣東惠來，1994年來深圳，現為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CEO。

　　“走，去深圳！”這句話的本意應該是從別的城市出發前往深圳，可對於不少在深圳長大的人來説，這句話的意思卻是從深圳的寶安、龍崗等原關外地區出發前往福田、羅湖、南山這幾個區域。這樣的觀念在幾乎所有深圳長大的人心中都是根深蒂固的，至今也依然常常挂在嘴邊，吳大雄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今年35歲的吳大雄在1994年時隨父母從潮汕地區遷至深圳，從初中到大學一直在深圳就讀。在他眼中，深圳就是從布吉關到上海賓館這片土地，邊防證以內才是深圳經濟特區。

　　“深圳的錢很不值錢，深圳的文化非常特殊。”從和本地孩子一起上課，到看著外地人不斷涌進來，從傳統貿易行業轉型為新一代科技新星，在深圳生活了20多年的吳大雄對深圳的經濟發展和文化氛圍給出了這樣的評價。

　　“公用電話攤也能一年賺十萬”

　　1994年，吳大雄來到深圳讀初中，愛玩遊戲的他發現，深圳的遊戲幣要一塊錢一個，但在自己家鄉一塊錢可以買4個，這頓時讓他感覺到“深圳的錢真不值錢”。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初期，深圳經濟已經開始騰飛，“一陣風把電線桿刮下來就有可能砸中一個老闆”是那個年代深圳人對深圳經濟社會的集體印象。

　　“那個時候在深圳經營一個公用電話攤，一年都能賺十萬元。”吳大雄回憶，那是深圳最不理性消費的時代，資源和金錢高度集中使得財富來得很快很容易。更誇張的是，當年深圳股市迎來第二波牛市，吳大雄的父親和其他潮汕老闆雇傭了幾百個民工、開著四輛大巴到深圳證券交易所開戶。

　　“大家都知道那個時候炒股很容易賺錢。”在吳大雄的記憶裏，上世紀90年代是深圳居民財富瘋狂積累的年代，無論是本地居民還是外來人口，都衝著賺錢的目的去從事各種勞動和參與資本活動。

　　這麼多年過去了，無疑深圳的每人平均財富累積越來越多，可在吳大雄看來，深圳的貧富差距並沒有變化，“雖然工資比家鄉的高，但消費水準也在提高。”然而，在幾個經濟特區中，深圳的發展無疑站在領跑的地位，“深圳的創新能力和某些節點抓得很準。”2000年，深圳産業結構開始轉型升級，部分産業遷出深圳，網路上一度出現“深圳被拋棄”的言論，但跑過多個城市後，吳大雄至今仍然認為“深圳是值得留下的城市”。

　　在多數深圳人的記憶中，深圳有個很特別的現象就是區分了“關內”和“關外”，在深圳生活20餘年的吳大雄，一直看著這兩個片區從“疏離”到“融合”的變遷。“2005年以後，深圳人已經逐漸淡化了關內外的概念，經濟和人文方面的差距已經在縮小。”

　　吳大雄發現，2003年以前，麥當勞這些洋快餐只開在關內，而2003年以後，逐漸進駐關外，這一定程度反映關內外的人口和消費水準已經趨同。

　　“創客文化是深圳獨一無二的文化”

　　2003年，吳大雄從深圳的傳統貿易行業轉行進入了IT界，隨後創辦了深圳市眼界科技有限公司，專注于眼界VR系統裝備設計。

　　吳大雄的個人轉型和深圳的産業轉型有著相似的軌跡，“傳統製造業和貿易行業明顯下滑，但我身邊進入騰訊的朋友在行業的活力和收入上卻直線上升。”

　　吳大雄就此看到了深圳的未來優勢産業，認為“科技會是近20年造富最瘋狂的渠道。”吳大雄的公司很好地印證了這點，僅僅用了18個月的時間，估值翻了一百倍。

　　“深圳的轉型整體來説是非常成功的，未來會成為物聯網和大數據智慧製造全球最重要的市場之一，總量上可能會超過矽谷。”吳大雄認為，支撐深圳科技的人才發展還在上升通道中。

　　創客的到來似乎加速了深圳科技人才的發展。近年來，深圳吸引了大量來自全球的創客，創新創業成為深圳發展的主旋律，吳大雄也是這波浪潮中的其中一個弄潮兒。

　　回過頭看自己的創業經歷，吳大雄認為創業離不開兩個關鍵的因素：物質和人才。對於人才，吳大雄認為深圳相較于北京和上海的優勢在於人才的性價比很高，“頂級人才都留在北京和上海，但是深圳的人才抓來就能用。”

　　有了科技産業的支撐，深圳的經濟結構和産值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一直被外界視為“文化沙漠”的尷尬如何破局？在吳大雄看來，深圳正在沉澱一種很特殊的文化，即“創客文化”。

　　“十幾年前，深圳的特産可能是山寨手機，現在卻是一些高精尖的東西，比如智慧穿戴設備等。”他認為，深圳正在形成的創客文化不僅給深圳帶來層出不窮的創新産品，更重要的是沉澱了創新創業的獨特文化，這或許是深圳未來文化發展的方向。

　　深圳“土著”吳向春：

　　見證深圳35年變遷

　　吳向春，1980年出生於深圳，畢業于中山大學，現為北京玖富時代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副總經理。

　　在深圳的大南山腳下有一條村落叫“南山村”，先於如今的南山區而生，這條村本姓陳，吳向春隨父親從西麗的吳姓長源村遷至母親所在的南山村，也就成了本村人，一家人從種荔枝到蓋房子、收房租，見證了這條小村莊在深圳經濟特區35年發展史上的變遷。

　　今年35歲的吳向春生長于深圳，作為村裏第一批大學生考上中山大學，畢業後赴京踏進金融領域，從事銀行、財富管理工作。多年來，他從村裏到村外，從特區內到特區外，用不同的視角觀察著深圳這35年的風雲變幻。

　　“一個村莊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座城市的歷史。”在吳向春看來，35年來，深圳在經濟、社會、人口等各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無論怎麼變，作為一個以外來人口為主要生産力的移民城市，讓這座城市裏的人們安居樂業是其最根本的使命。

　　從種荔枝到收房租，外來人口讓村民走向致富之路

　　如今，深圳西麗的荔枝頗為外人稱讚，可在十多年前，上好的荔枝卻産于吳向春所在的南山村。“我小的時候村裏還在種荔枝，可近十年土地被徵收後就不種了。”當時的南山村，每家每戶都靠賣荔枝、種田來維持生計，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村民的收入來源逐漸發生了變化，在吳向春看來，這是外來人口給村民帶來最大的影響。

　　上世紀90年代初期，越來越多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開始聚集深圳，多數從事製造業和服務業。一波又一波的來深務工人員帶來了強勁的住房需求，當時擁有土地的深圳原始村落開始嗅到這一商機，利用村裏的集體用地或者自家門前的土地建起廠房、蓋起高樓，出租給這些“打工仔”。

　　“以前村裏沒什麼人，自從蓋起了房子，村裏人越來越多，每家每戶樓下都有了小賣部，但一到過年村裏就空了。”吳向春坦言，大量外來人口的到來轉變了村裏原本的經濟模式，原本每家每戶只有兩間平房，但隨著他們的住房需求日益增強，村民即使借錢也要蓋起高樓，“到了2000年前後，村裏每戶人家一年的收入有近20萬元。”有時候，房租收不過來，村民開始雇傭外面的人做“二房東”幫著自己打理房子。

　　然而，伴隨著村民的致富，一些問題也開始顯現。“村裏的原村民越來越少了，大家都住上了高樓，而且管理缺位村裏的治安就令人堪憂。”這一現象也常受外人詬病，而村裏年輕人工作意識薄弱的問題也是早年所有深圳本地村落的通病。吳向春告訴記者，他是村裏第一批大學生，那年一共有5個人考上大學，但大多數年輕人都靠收房租為生，或者做點小生意過著較為安逸舒適的日子。

　　在深圳1500多萬常住人口中，本地人口大約為200萬，歸屬於深圳本地各條原始村落，南山村只是深圳眾多村落中的一個例子，而事實上，各村的發展足跡都大致相似。在深圳經濟社會風起雲湧的35年來，依靠土地致富的生産方式養育了村裏的數代人。

　　從生存到圓夢：年輕人扎堆深圳實現夢想

　　在吳向春的印象中，深圳經濟特區發展的35年來變化最大的是房價。2002年大學畢業後，吳向春在深圳民生銀行做了四年的個人貸款業務，見證了2003年—2008年這幾年深圳房價的變化。

　　“2003年深圳房地産市場比較平穩，當時後海的樓盤最貴的才五六千元每平方米，可短短的幾年間已經翻了七八倍，如今更是天價了。”吳向春講述了身邊的一個小故事：兩個同事一個愛炒股，一個愛炒房，可在2006年時愛炒房的那位同事賺得遠遠比愛炒股的那位同事多。吳向春在2006年時買了一套均價1.1萬元/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到了2007年房子已經漲到3萬元/平方米，可到了2007年年底房價又開始下跌，甚至跌回剛買時的價格也少有人買。“那兩年房價就像過山車，整個經濟形勢的變化都折射在房價上。”

　　説到深圳在人才方面的發展，吳向春有個很直觀的感受，如今來深圳的外來人口結構變了。“我們公司招了一些從外地來深的‘90後’年輕人，他們普遍生存壓力不大，吃苦耐勞能力也比較差。”吳向春説，上世紀90年代初期，來深圳的人大多是在家鄉一窮二白，希望通過努力打拼賺錢養家糊口的，而現在來深的年輕人家裏環境都不差，有的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有的想來大城市工作長長見識，而這與深圳産業結構的調整關係甚大。

　　創業者王鋒：

　　給員工送房送車的“土豪”老闆

　　王鋒，1980年出生於江蘇鹽城，2003年7月來深，曾在富士康、華為工作，現為深圳市蘇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8月28日是王鋒提前選好的喬遷吉日。他2014年在深圳百花片區購買的學位房已經裝修完畢，房價一年來翻了一番，均價已超過10萬元/平方米，未來，4歲的女兒、半歲多的兒子將就近進入深圳最知名的公立小學和中學學習。

　　王鋒對於房産的增值似乎不是特別在意，與太太創業近十年，他們已經實現了當初的夢想，過上了經濟自由的生活。為了回饋老員工，他甚至還給員工送車、送購房首付款，兩位優秀的老員工直接獲得了價值數百萬元的深圳房産。

　　未來十年，他想做些不一樣的事情，做一些沒人做過的、有核心技術優勢的産品。

　　白手起家的華為係創業者

　　創業多年，王鋒身上有生意的人老練，同時也還有一些書卷氣。他認為這歸結于江蘇人溫和敦厚的群體性格和自己接受過的大學教育，在南京大學的四年，讓一個沒有背景、沒有依靠的年輕人更好地融入了主流社會。

　　2003年7月13日，王鋒從南京大學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畢業後來到深圳，先在富士康龍華園區工作了15個月，後在2004年底加入華為，在華為終端公司先後做過硬體開發工程師、硬體經理、代理開發代表等職務。他對富士康嚴格的層級制度印象深刻，更喜歡華為平等協商的工作環境，喜歡每個人都重視自己的工作、哪怕是很小的事情都做得很精緻的氛圍。

　　2009年3月9日，即將30歲的王鋒放棄華為每年30多萬元的穩定收入和職業上升通道，放棄大公司照耀在頭上的光環，正式成為一名創業者。為此，在老家生活的父親特地給他打了三次電話，讓他慎重考慮。

　　“如果不是創業，我應該還會在華為一直幹下去。我喜歡集體作戰、做一些大事情的感覺。”王鋒説，當年創業的動機原始而樸素，就是想未來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太太2005年創辦的蘇仁箱包有限公司進一步發展，家庭也需要一個孩子，所以才決定從華為辭職，全身心地投入創業。

　　王鋒最初的創業領域是筆電配件出口。早期，電腦包市場屬於快速上升期，王鋒夫婦白手起家，在摸索過程中開拓海外市場，認認真真地對待好客戶的每一個需求，將公司慢慢做大，如今年産值已約1億元。

　　創業的過程自然辛苦，第一年尤其艱難，作為從大公司出來的名校畢業生王鋒還要學會與武夫甚至無賴打交道，對他來説有不小的落差，苦悶的時候甚至考慮過放棄創業，重新到大公司找份工作。不過，骨子裏的不服輸支撐著他一步一步的闖過來，創造和經歷了一個從0到1的過程，這一年裏，他認為自己積累到了最寶貴的財富。

　　想做出下一個大疆創新

　　王鋒心目中的榜樣是任正非，尤其是經歷了創業的艱辛之後，更加理解任正非創辦華為的不易。

　　如今，2005年成立的蘇仁箱包有限公司已進入第十個年頭，下一個十年，王鋒想做些不一樣的事情。他是工程師出身，欣賞的是類似騰訊的微信、大疆創新的無人機那樣的創新，想做出沒人做過的、有核心技術優勢的産品。

　　“很多中國的東西都是從國外特別是矽谷移植過來的，但我不迷信這一套！我更喜歡華為這種模式，艱苦奮鬥，掌握實實在在的核心技術，一定能做出別人做不出來的東西。”王鋒説，做企業需要機遇，而機遇可以創造，如果選對了行業，努力會更快變現。

　　他看好的是智慧睡眠領域，新成立的蘇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專注于用智慧産品監測、改善人們的睡眠，正在引進相關人才。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前景的領域，做得好的話完全有可能出現下一個大疆創新。

　　“在深圳這麼多年，不搞出點新東西出來都不好意思在圈子裏混。”王鋒説，35歲對任何一個男人都是黃金年齡，現在自己該有的都有了，家庭幸福，財務自由，未來10年將是服務社會的10年。

　　家家順行銷副總經理王桂新：

　　地産仲介的地位、收入提高了

　　王桂新，1980年出生於廣西百色，2005年來深圳，現為房地産經紀機構家家順行銷副總經理。

　　王桂新個子不高，説話帶著點廣西口音，十年前從一名普通的置業顧問開始起步，現在是深圳家家順地産仲介的區域副總。來深十年，他一直在寶安工作，眼見著寶安大道旁從只有“好望角”一套樓盤，到寶安中心區高樓林立。

　　王桂新説，想要生活好一些，又沒有別的技能，“做業務多勞多得，上不封頂，才能有這個可能”，在深圳，努力就有出頭的機會。

　　中間人的辛苦是大家想像不到的

　　2005年，老家的小酒吧經營不下去，王桂新來了深圳，起初對職業沒什麼規劃，只想學門手藝改善生活，“想去比較發達的地方打打工，學些東西，看有什麼好東西可以帶回鄉下做”。

　　2006年春節後，王桂新在寶安片區成為創輝租售的一名置業顧問。他從前輩那裏知道，更早前很多地産仲介都是“吃差價”，把賣家的價格提了幾萬元報給買家，買家再一還價，買賣就撮合上了，行業亂，從業人員的地位也不高。

　　剛做業務，王桂新跟前輩“跑盤”，十幾天下來把門店周邊的地塊都弄熟，把寶安區西鄉、新安一帶的樓盤記得爛熟，自己畫地圖，當活地圖，“現在的年輕人都不願意跑，只翻翻手機看電子地圖了”。

　　當時房地産仲介市場清淡，佣金少，提成不多，業務員的收入相對微薄，但多勞多得的可能性對王桂新很有吸引力，況且“自己不懂別的”。“底薪只有800元，平時一個月只有一兩單，好一些的月份才有五六單”。明知道艱辛，但王桂新心想，能買賣房子的都是比自己成功的人，多和這些人接觸，也能讓自己學習成長。

　　“有時候剛簽完一單感覺好興奮，但細算算每一萬元佣金，五個人的團隊每人只能拿到2000元，再按15%的提成一算就只有300塊錢。”失落之餘，王桂新只好繼續努力。

　　2007年，地産仲介市場火起來了，而王桂新也成為一家門店的店長。據他回憶，2007年一、二季度市場非常火爆，是深圳投資客最多的時候，而創輝租售也開到全國1800多家，“覺得公司挺牛的”。但好景不長，到了2007年底，市場走下坡路了。中天置業倒閉事件給行業帶來了一系列消極影響，加之銀行貸款緊縮，行業的艱辛一直持續到2008年。

　　“2008年，是地産仲介最艱難的一年。”在王桂新心目中很牛的公司，也緊縮到只剩下五六十家，寶安中心區的標桿樓盤，在2007年最貴的時候每平方米能賣到1.8萬元至2萬元，到了2008年，價格降到1萬元都很難賣，房價腰斬，業務員的日子也不好過。

　　“做中間人的辛苦是大家想像不到的。”王桂新説，自己當時基本上是24小時待機上班，有時談買賣，撮合雙方，一個想少一個想多，中間人很難做，生意談到淩晨三四時也是常事。這樣的情形一直到2009年，政策放鬆，市場才好起來。

　　哪怕一隻蒼蠅飛進來也要熱情接待

　　2009年以來，地産仲介從業人員的收入大為提高。房價漲了，佣金漲了，提成也高了。王桂新有些“羨慕”現在新入行家家順的年輕人，“家家順給他們5000元的底薪，業績還有45%到80%的提成，比我那時好太多”。

　　更重要的是，公司推行“真實房源”、“不吃差價”的保障後，王桂新感受到，客戶對他們的信任度也提高了，雖不是一蹴而就，但仲介們的社會地位比以前提高了許多。有人勸他，你有創業的資本為何不自立門戶？王桂新的回答是，有了有保障的平臺，自己才能做好擅長的事情。

　　從2010年開始，王桂新管理的範圍，從一家店擴大到寶安區的部分區域，從一家店的店長，提拔至區域經理、區域總監，現在是管理10來家店的區域行銷副總。

　　地産仲介是外向服務型産業，沒有很成熟的管理模式。王桂新説，人最難管，投訴反饋處理不好，突發事件不及時處理好，負能量就會蔓延。“盯人、盯單、盯氛圍”是管理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員工失落了要給他打氣，團隊氛圍不好要及時溝通。他常對員工説，“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是客戶，哪怕一個蒼蠅飛過來，你都要熱情接待”。

　　“誰努力，誰就有出頭的機會。”王桂新認為，在深圳和家家順的平臺上，勤奮的人一定會得到回報，即使是他這樣“家底、出身都不太好的人”。現在，35歲的他已在深圳成家立業，為了孩子能在深圳上學，正在逐步辦理落戶深圳的手續。

　　求變者黃麗芬：

　　在深圳，什麼時候追夢都不算晚

　　黃麗芬，1980年出生於廣東韶關，2001年來深圳，現在雪麗阿姨洗衣屋負責業務開發。

　　從國企到外企、中港合資企業，從通訊行業、護膚行業洗衣行業，21歲來到深圳的黃麗芬有著豐富的從業經歷，也見證了深圳的變化。

　　黃麗芬17歲時考入江西無線電通信學習無線電通信專業。在那時的她看來，尋呼機（BP機）依然很先進，因此無線電通信專業很“現代化”。2001年，剛走出大學校園的黃麗芬懷著對現代化大都市的嚮往，與同學們一起到深圳工作。她進入了位於南山科技園的國企中興通訊，那一年，南山科技園也開始投資建設。

　　在黃麗芬的印象裏，中興通訊到了2003年開始大力發展手機，那一年，中興通訊簽約“功夫皇帝”李連杰。中興通訊早在1998年就開始研製手機産品，但直到2003年，它的手機沒有什麼負面消息，也沒有多少好消息——它受到的關注太少了。

　　2004年，中興手機全年總銷量突破1000萬部，比2003年增長超過100％。作為中興基層員工的黃麗芬也明顯感覺到，2003年到2005年是個手機用戶的爆發期。她回憶説：“當時中國人還沒有普遍使用手機，手機銷售商和修理工程師非常缺，很多人都是從BP機轉型做通訊手機的。”

　　回憶起人們從BP機、大哥大時代到手機時代的歷程，黃麗芬感嘆深圳通訊技術的迅速發展。幾年間，黃麗芬也隨著中興通訊一起成長，從基層的物料管理員工，成長為小組長，養成了規範化的做事風格。

　　不過，國企長期穩定的生活並沒能讓黃麗芬真正安定下來。2006年，她就被更充滿激情的銷售行業吸引，在朋友的鼓勵下加入一家美國化粧品牌做銷售代理。“外國公司的工作氛圍和國企完全不一樣，過去國企沒有那麼強調企業文化，中國人不喜歡大肆宣傳，但外企是很開放的，人的個性得到釋放。”

　　兩年後，黃麗芬的工作遇到瓶頸，她開始考慮自己的發展方向，甚至也動過心思做生意。在人才市場，28歲的黃麗芬又選擇了家政行業的中港合資企業雪麗阿姨洗衣屋有限公司，先後從事人事工作和業務開發工作。“原來人們概念裏都覺得幹洗衣服是比較高端的，只有貴重衣物才會拿去幹洗，有閒錢才會去幹洗。現在不一樣了，幹洗成了很家常的事情，像白領工作一天回來T恤一脫拿去幹洗一下是很平常的。”

　　黃麗芬説，洗衣家政行業從2003年開始火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的消費觀念也發生了變化。2011年，深圳大運會召開，這場盛事不僅讓黃麗芬熟悉的深圳變得更加現代化，她工作的“雪麗阿姨”也成為大運會的候選供應商。為滿足大運會的要求，公司對原來ISO工作流程的細節加大力度，加急洗衣的時間從24小時、12小時縮短至4小時。她回憶説：“大運會給我們帶來了一個練內功的過程。”

　　在深圳生活多年，黃麗芬很喜歡深圳便捷的城市交通。2004年，深圳第一條地鐵線路通車，黃麗芬也見證了深圳地鐵的發展，2004年建好了第一條線路，週末經常能和同事們去東門買衣服，去華強北逛電子市場。

　　目前，黃麗芬依然單身，與父母、弟弟一同在深圳生活，把深圳當作自己的家。在她看來，深圳人口流動性大是一些人“剩下來”的主要原因，此外，這個開放包容的城市，也給了人們足夠的空間去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

　　7年前，獨立的她在布吉買下了屬於自己的房子，如今房價已經翻了一番。談到未來的生活計劃，她表示會繼續在洗衣行業工作下去，希望能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社交圈和好的生活方式。“説不定再過20年又會回到熱愛的銷售崗位，在深圳，什麼時候追夢都不算晚。”

　　資深“獵頭”徐庶：

　　企業競爭實質上是人才競爭

　　我為企業定制人才“奢侈品”

　　徐庶，1980年出生於貴州省遵義市，2003年來深圳，現為暢享諮詢人力資源公司合夥人。

　　資深“獵頭”徐庶：

　　企業競爭實質上是人才競爭

　　我為企業定制人才“奢侈品”

　　徐庶的工作被俗稱為“獵頭”，“學名”是人力資源銷售，主要為企業引入高端人才。十餘年來，她專注于深圳房地産領域，見證了從現場招聘到社交網站招聘的招聘渠道之變，也伴隨深圳産業結構的調整，見證深圳對人才高需求從高科技、房地産到對金融、網際網路的轉變。

　　服務深圳房地産的“豬頭”

　　和如今來深圳的年輕人一樣，想“闖一闖”的徐庶來到了深圳，2003年畢業後入職智聯招聘。“我自己都覺得‘獵頭’一詞很陌生，企業也覺得遙遠神秘，甚至有些反感。”徐庶回憶説，有一次她打電話給企業，卻被反問道：“什麼，豬頭公司？”

　　徐庶愛和人打交道，也擅于溝通，漸漸發現自己適合獵頭這一行，也喜歡做。十年前，網路招聘只佔一部分，求職途徑主要是現場招聘會和報紙媒體。“當時《南方都市報》和《深圳特區報》每週都會有很大的版面發佈招聘資訊，大家經過寫字樓樓下就順手拿一份免費報紙看招聘。”

　　2003年，深圳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堅力量是以高新技術産業為主體的工業，對電腦、電子、通信技術方面的專業人才需求量很大。徐庶還記得資深的軟硬體技術人才是當時比較熱門的職位，工作5年左右的專業技術人才在華為就可以拿到8000元人民幣的月薪。

　　得益於深圳地産行業的高速發展，像徐庶這類服務於房地産領域的獵頭，逐步被一些企業認可。當時，深圳的房地産行業如火如荼，上市公司、本土開發商、外資企業大批量涌入深圳。很多開發商人才培養跟不上，就通過外部的渠道，尋求獵頭引進高端人才。“我們與很多央企合作，比如中航地産、華潤置地，很多央企是第一次從外部引進高管，也是第一次通過獵頭的渠道招聘。”

　　2011年，徐庶與朋友合夥成立了暢享諮詢人力資源公司，以房地産企業為主要客戶。小時候幫家裏做生意，徐庶就想著什麼時候也能成立自己的公司。她説，自己是個很有規劃的人，職業規劃、人生規劃都會提前運籌。

　　基於長期對人力資源市場的觀察，徐庶也形成了自己的職業觀，“有的人才之所以能成為優秀的人才，是因為他們對待工作有一顆淡定的心和負責任的態度，這就是我們所説的職業化。”

　　獵頭工作為企業個性化定制奢侈品

　　10餘年來，深圳的産業結構不斷進行調整，金融、網際網路行業成為繼高科技、房地産行業後人才招聘的兩大熱門領域。

　　經過五六年的沉澱，徐庶所處的招聘服務領域由原來的大而全逐步朝細分、專業的趨勢發展，而社交類招聘網站、移動網際網路的出現，也讓這個行業的競爭進一步加劇。人力資源獵頭這個行業，則從簡單的高級人才尋訪，演變為了企業長期合作的戰略夥伴。

　　“我們不光能夠幫助企業找到合適的人才，還要了解企業的發展趨勢，提前幫企業進行重要人才的儲備工作，要站到企業的角度去更長遠地思考一些問題。”徐庶説，現在不少合作企業都把獵頭納入了常規的招聘渠道，在每年年初就制定全年的戰略計劃，確定重要崗位。甚至一些專業性較強的基礎職位也在嘗試通過獵頭引進。“這也説明，企業也越來越重視人力資源，真正認識到了企業的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

　　對於網際網路，徐庶説她“又愛又恨”，一方面可以借助網際網路拓寬渠道，但另一方面去仲介化、去中心化的網際網路特質對招聘服務又是一次顛覆。“在愈演愈烈的網際網路招聘衝擊下，未來公司發展想往更高層次的服務，摒棄規模化、工廠化的招聘。獵頭工作應該是個性化定制、不可取代的手工奢侈品。”

　　在徐庶看來，深圳是一座比較新興的城市，充滿了活力，也充滿了機會，所以很多年輕人願意來深圳發展。和北上廣深相比，這幾年深圳在落戶的政策上大大放鬆，求職者能享受到深圳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條件。對南方很多高等院校的學生來説，畢業後去深圳是不錯的選擇。

　　徐庶認為，和北上廣等老大哥城市相比，深圳人力資源市場更有生命力。首先，深圳的人才結構更年輕化，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融匯在這裡，以25歲—35歲的年輕人為主，地域隔閡和文化差異小。其次，民營企業、股份制公司、外資企業、港澳臺企業用人佔整個市場的主體，達到70%的份額，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機關等在深圳的人力資源市場上的用人需求則較少，人才的流動受到的約束更少，顯得更加自由。

　　徐庶補充説，深圳良好的市場競爭氛圍，簡化的行政手續，如商事登記制度讓在深圳註冊一家公司成為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以及對於小微企業的稅收政策優惠等一系列的市場機制，也讓深圳這座城市的人才對於創業有了更高的熱情。

　　創客基地CEO丁春發：

　　踏實做企業最具價值

　　期望有更多機會走上國際舞臺

　　丁春發，1980年8月出生於江西宜春，2004年來深，現為深圳市工業設計行業協會副會長、大公坊創客基地CEO。

　　1980年出生的丁春發在24歲來深圳闖蕩之前，對深圳並沒有好印象，因為了解到深圳需要邊防證、暫住證等，感覺它是個“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城市”。

　　在深圳生活十幾年，他見證了深圳漸漸成長為國際化大都市的過程，經歷了股市和房市的“冰火兩重天”，更依靠自己的拼搏和深圳給予他的機遇，在這個城市安家立業，落地生根。

　　從設計師到創客基地CEO

　　2003年，大學畢業的丁春發進入了佛山一家設計公司工作，一年半以後，他發現隔壁的深圳環境開放得多，於是在2004年7月背著行囊來到了深圳。

　　那時，深圳還沒有成為全國工業設計的龍頭。不過深圳有著自己獨特的優勢——創業氛圍非常好。一年多以後，丁春發與同學湊了5萬元從南山區的深南花園起步，創立了自己的設計公司。經過創業初期的艱辛，公司慢慢地有了起色。

　　丁春發創業的那幾年，正值深圳的手機、電子數位産品風靡世界，乘著這股東風，深圳的工業設計行業發展迅猛，漸漸佔據了全國百分之七十的市場，加上政府和行業協會的推動，深圳形成了“設計之都”的文化氛圍，各種設計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出現。

　　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壓力，丁春發又把目光投向了工業設計供應鏈，決定把公司由單純的工業設計公司轉型為不僅提供工業設計，還能為客戶實現小型化産品生産的企業。2006年，丁春發和朋友合作，正式開始了工業設計供應鏈的探索，4年後，他克服了資金、技術、管理等多種困難，在2011年成功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産品供應鏈，成為一家工業設計供應鏈公司。

　　轉型的成功不僅讓公司營業額增長10倍，還讓丁春發成功地度過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2008年深圳有將近一半工業設計公司都倒閉了，但我們因為已經建立起了供應鏈，客戶粘合度比較強，也遇過貨款推遲或者客戶跑路，但絕不至於讓公司撐不下去。”

　　2012年，丁春發發現，有很多的年輕人開始找到他，想借助他的供應鏈做産品孵化，更可貴的是，這些年輕人大多非常有想法，孵化的産品也獨具創意。幾年前，“創客”這一提法還未興起，但這個群體早已存在。為了找出最有價值的想法把其變為産品，丁春發在網路上發起了“創客聯盟”，徵集有創意的方案並挑選出最有價值的方案孵化落地成産品，並陸續孵化出了體感平衡車、網球儲存罐等一系列産品。

　　今年的“創客大潮”把丁春發和他的公司推上了“風口”，憑藉幾年的積累，丁春發創辦了大公坊創客基地，如今在深圳已小有名氣。

　　告別股海，紮根實業，期望走上國際舞臺

　　算起來，35歲的丁春發來深圳已經11年了。11年來，除了工作和創業，丁春發也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大潮，經歷著人生的各種起伏。

　　2007年，中國股市迎來了最大的一輪牛市，在經濟觸角極為敏感的深圳，“全民炒股”幾成常態。在周圍人的影響下，丁春發當起了股民，公司的流動資金除去一部分備用外，大部分都被轉到了股票賬戶上，一有空余時間，丁春發就盯大盤、逛股吧、聽大師分析，可是好景不長，大盤突破6124點後急速下挫，陸續跌破5000點、4000點、3000點……

　　“跌破5000點時，朋友告訴我堅持住，一定會反彈的，然後我看著大盤跌破4000點，又破3000點，我的本金虧損近半。直到有一天，我醒悟過來，決定退出股市，專心經營公司。”痛定思痛，丁春發告別股海，一門心思地紮根實業。七八年過去了，股市又經歷了幾輪沉浮，他仍舊絲毫不為所動。

　　隨股市浮沉的，還有樓市。與丁春發剛來深圳的時候相比，深圳的房價已翻了幾倍。長期混跡于投資圈的丁春發身邊不乏炒房者。“我身邊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朋友從公司裏抽資金去炒房，公司需要錢時就把房子賣掉，然後再買再賣，迴圈往復。”

　　丁春發從未參與過這個遊戲，雖然他承認炒房的朋友確實賺到錢了，但他覺得從長遠來看，踏踏實實做企業才最具價值，“做企業不僅是財富的提升，更是個人能力和價值的飛躍。”

　　11年，深圳已從昔日的“製造工廠”變成了“國際都市”，10年前花費大半天時間才能到的西鄉、布吉已成城市次中心，曾用一紙邊防證就把人拒之門外的二線關口已成過去，丁春發們也從毛頭小子變成今日深圳發展的中流砥柱。

　　“深圳是國內創新精神最強、創新做得最好的城市，她有今天的樣子，也有我們的一份力量。”丁春發對深圳有著更深的期望，希望深圳更多地參與到國際化的競爭中，讓本土企業有更多的機會走上國際舞臺，參與國際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