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銀施羅德基金總經理謝衛：加快資管新規立法配套

　　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交銀施羅德基金總經理謝衛：加快資管新規立法配套 逐漸統一監管標準

　　民盟中央委員、交銀施羅德基金總經理謝衛是基金行業唯一的全國政協委員。今年是他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第12年，這也是我國經濟、金融大發展的12年。作為公募基金行業的“老兵”，謝衛憑藉自己多年的工作經驗，敏銳洞悉行業變化，呵護行業發展，維護老百姓利益。

　　3月2日，謝衛在北京會議中心接受了證券時報記者的專訪，就資管新規在落實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從完善立法、配套安排、協調監管三方面提出建議，同時分享了對公募基金行業發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話題的看法。

　　證券時報兩會報道組

　　3月2日，基金行業唯一的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交銀施羅德基金總經理謝衛在北京會議中心接受了證券時報記者的專訪。

　　“和往年一樣，仍然充滿期待。”謝衛談及此次參加兩會的感受時説。同樣不變的，還有他提交的提案內容，依舊針砭時弊，風格犀利。

　　這是他擔任政協委員的第12年，提交的提案累計超過30份，內容覆蓋從金融行業頂層設計到底層業務開展的方方面面。“于我而言，政協委員的身份既是榮譽，更是責任。這個責任就是利用我的專業，站在所處的公募基金行業角度，不斷發現金融行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並提出自己的解決建議。”謝衛表示。

　　今年也是如此。謝衛提交的兩份提案中，其中的一份直指資管新規在落實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包括與上位法的一致性問題、非銀部門資産收縮的負面影響、分業監管框架下的監管公平性問題。

　　事實上，這並不好談。不過謝衛認為，作為資管行業的一份子，在資管新規實施近一年的時間後，有必要反映一些還沒有完全得到解決的問題。針對前述三個問題，他也從完善立法、配套安排、協調監管三方面提出建議。

　　同時，他也對證券時報記者提出的公募基金行業發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話題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12年的30余份提案

　　“我認為值得去呼籲的，全局性的、前瞻性的問題都會去説。”

　　謝衛擔任政協委員的12年，也是我國經濟、金融大發展的12年。作為公募基金行業的“老兵”，謝衛憑藉自己多年的工作經驗，敏銳洞悉行業變化，呵護行業發展，維護老百姓利益。

　　這些提案有為國家經濟發展獻策，有為行業風險提出預警，有為資本市場健康運作建言，有為老百姓的財富增值發聲……“我是就金融行業發展進程中遇到的問題來説問題，就發展中的成績來説成績。”謝衛這樣總結自己的30余份提案。

　　2008年，謝衛首次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參政議政，他當時的兩份提案分別從理財市場、A股國際化提出了前瞻性的建議。事實證明，理財市場隨後即迎來大發展，A股開放程度也不斷提升，國際化提速。

　　隨後幾年，他的提案內容直指一些當時的熱點話題，包括理性看待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客觀評價“區域振興計劃”、規範地方金融發展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以來，謝衛在5年間累計提交4份有關金融風險防範的提案，揭示頻發的金融風險背後的深層次原因，為金融行業的健康發展鼓與呼。

　　其中在2013年、2014年，謝衛連續兩年提交了《關於推進網際網路金融規範發展》的提案，直陳網際網路金融存在的問題，呼籲有針對性的立法、監管迫在眉睫。這也是兩會上最早關注網際網路金融風險的提案。

　　謝衛的預警很快就得到驗證。2015年開始，網際網路金融風險事件頻發，包括P2P跑路、裸貸、校園貸等話題引發社會各界極大關注。此後，針對網際網路金融的專項整治于2016年正式開始，系列監管文件陸續出臺。

　　12年間的30余份提案，針砭時弊，凝聚了這位金融“老兵”的使命和責任。“我認為值得去呼籲的，全局性的、前瞻性的問題都會去説。”謝衛説。三個落實過程中的

　　問題與建議

　　資管新規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應該在立法上加快跟進配套，對於類似資管新規和上位法規定不完全一致的問題，相關部門需要進一步仔細梳理並做好銜接，保障資管新規的落實推進。要做好配套安排，降低對實體經濟衝擊；加大財政政策力度，及時對衝非銀收縮的負面影響；加強監管協調，儘快實現監管一致。

　　證券時報記者：資管新規已經實施近一年，為什麼今年仍會提出這項提案？您重點關注新規落地過程中遇到的哪些問題？

　　謝衛：資管新規實施以來，金融風險的控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資管行業的基本行為準則得到規範，亂加杠桿、資金空轉、套利等金融亂象也得到遏制。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在與同業的交流中發現一些問題，需要在下一步規範發展過程中討論。

　　一個是與上位法的一致性問題。資管新規作為部門規範性文件，如果出現衝突，以《信託法》、《基金法》等法律優先。目前操作層面還存在一些資管新規和上位法規定不完全一致的地方，相關部門需要仔細梳理並做好銜接，確保法律法規的一致性。

　　比如，資管新規規定，産品的實際投向如有改變，應先取得投資者書面同意，除高風險類型的産品超出比例範圍投資較低風險資産外。而《基金法》明確規定實際投向違反合同約定的，必須由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表決通過，沒有任何豁免條款。

　　二是資管新規的一些動作可能過急、過快、過猛的情況，尤其是非銀收縮過快確實對實體經濟産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非標資産佔比、期限匹配的要求雖然長遠有利於控制非銀機構的金融風險，但在多年積累形成的比較大存量非標規模的現實情況上，尤其是在其他融資渠道不能同步跟上的情況下，短時間內的被動大幅壓縮，必然造成相當一部分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正常的金融需求無法滿足，出現企業部門被動降杠桿過快、信用違約事件激增，對經濟的整體穩健運作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

　　三是分業監管框架下的監管公平性問題。資管新規實施後，諸多資管機構的很多産品在本質上屬性接近或相同，但由於監管機構不同，對同類型資管産品的監管實施尺度存在一定的差異，帶來了監管公平性問題。

　　比如資管新規要求攤余成本法僅限封閉式産品可以使用，具體執行中，對於同屬現金管理類資管産品，證監會要求新發貨幣基金須從攤余成本法改為市值法，而人民銀行允許銀行的現金管理類産品暫參照貨幣基金的“攤余成本+影子定價”方法進行估值。

　　證券時報記者：為了解決這些落實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您有哪些針對性的建議？

　　謝衛：首先是要進一步完善立法，並確保相關規定的一致性。資管新規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應該在立法上加快跟進配套，對於類似資管新規和上位法規定不完全一致的問題，相關部門需要進一步仔細梳理並做好銜接，保障資管新規的落實推進。

　　其次是要做好配套安排，降低對實體經濟衝擊。要充分考慮實體經濟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承受能力，能否考慮適當延長資管新規的過渡期，讓非銀機構能有序壓降非標規模，避免短期內的過度衝擊。

　　我也建議可以考慮加大財政政策力度，比如提前發放地方政府專項債、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與政府融資擔保基金的作用等措施，來及時對衝非銀收縮的負面影響。同時，建議探索設立非標轉標的評級、估值和交易等官方標準，幫助金融機構做好資産負債匹配，更好滿足投融資兩端不同市場主體的需求。

　　第三是要加強監管協調，儘快實現監管一致。資管新規作為行業的重要頂層設計，在我國目前分業監管環境下，監管機構間應進一步加強監管協調，對不同機構的同類業務、同種産品應逐漸統一監管標準。

　　考慮到資管新規在落實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需要配合、協調解決的問題，我也建議牽頭部門可以做一次深度調研，聽聽資管行業的意見，看看在落實過程中有哪些具體的、操作上的問題。

　　財富管理市場

　　要樹立長期投資理念

　　不做投資者教育的財富管理市場是混亂的，一定會出現大量違規、過激、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這將斷送我們所處的財富市場。各類持牌機構進入公募市場之前最好問自己一個問題：客戶準備好了嗎？

　　證券時報記者：我們也注意到，正在籌建的銀行理財子公司頻頻到公募基金“取經”、“挖人” ，您認為公募基金行業的哪些特點是值得這類新的市場參與者學習、借鑒？

　　謝衛：去年是公募基金行業20週年，20年的行業發展，其中既有很多好的制度安排值得整個資管行業學習，也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先説公募基金行業的三個制度優勢：

　　第一個是不承諾收益。與部分行業因隱性剛兌甚至承諾剛兌，帶來規模的快速增長不同，公募基金的前期發展可謂步履蹣跚，産品銷售艱難，關鍵就是不承諾收益。但回過頭來看，這一步走得紮實，公募基金行業的投資者教育做得徹底。

　　第二個是資金託管制度。20年前的這項創舉，目前已經被整個資管行業認可，保證了資金的安全性。

　　第三是資訊披露制度，公募基金的資訊披露可以説是最早、最全、最嚴密的，這方面完全可以給銀行理財子公司提供一些經驗。

　　現在銀行理財子公司也在向我們學習凈值化管理、凈值化産品營運平臺建設。對他們而言，如何做凈值化産品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投資者教育、凈值化産品後臺系統的搭建是很艱苦的，是一項長期工程。

　　而公募基金行業有很好的凈值化産品營運經驗，一些公募基金公司可能管理著上百個凈值化産品，規模小至幾千萬，大到數百億。此外，不少基金公司（尤其是頭部公司）都有自己的投資理念、人才培養理念，這都是公募基金行業可以和理財子公司分享的經驗。

　　20年的行業發展中，基金行業也得到了一些教訓，我們也必須承認。外部來看，受到預期收益型産品的衝擊、資本市場與經濟發展不匹配等因素，我們的規模並不大。

　　行業內部來看，公募基金其實也存在散戶行為，追漲殺跌；有些公司的投資理念也並不清晰，喜歡“押選時”、“押板塊”，對企業、個股的研究，對超額收益的關注做得不夠，價值投資的理念貫徹還不是很徹底。

　　證券時報記者：銀行理財子公司籌建的同時，也有消息稱“公募信託産品或將出現”，您如何看待新的市場參與者與公募基金行業的關係？

　　謝衛：對投資者而言，更多的資管機構面向投資者發行公募産品，就有了更多的選擇餘地，從這個角度上説是好的。

　　公募基金行業也願意和其他市場參與者共同經營財富管理市場，發揮各自的特長，目的都是要讓更多的投資者通過財富管理市場實現資産的保值增值。各類機構間應該是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關係。

　　我們並不懼怕競爭，但新的參與方在進入財富管理市場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投資者教育。普通投資者看到眼花繚亂的金融産品，又都是合格金融機構提供的，確實存在風險識別的難題。

　　不做投資者教育的財富管理市場是混亂的，一定會出現大量違規、過激、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這將斷送我們所處的財富市場。所以各類持牌機構進入公募市場之前最好問自己一個問題：客戶準備好了嗎？

　　確實可以看到，某些行業為了追求速度與規模，投資者教育有所放鬆，也許在某個時間段可以造成投資者蜂擁而來的局面，但這對資管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並無益處。

　　所以，我很期待所有進入公募市場領域的參與方甚至整個資管行業，共同做好投資者教育工作，培育投資者長期投資的理念，以及對資管機構的忠誠度。

　　 練好內功

　　永遠放在第一位

　　我們要把投資能力提上去。公募基金行業的優勢就在於主動管理能力，經過20年的行業發展，公募基金已經有條件、有能力在權益資産投資、主動管理能力方面提供更好的平臺。公募基金未來還要承接更大的使命——服務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如果沒有很好的投資能力，又如何承擔？

　　我一直反對基金經理的過度激勵，也比較排斥一些公司通過挖角及高薪酬激勵來提升公司業績和排名，這與目前的金融大環境，與整個金融發展的方向並不相符。

　　證券時報記者：您如何看待公募行業在權益市場話語權下滑這一現象？尤其是公募A股持股比例甚至有被外資超越之勢，公募行業應該如何面對競爭壓力？

　　謝衛：關鍵是要練好內功，練好內功永遠是第一位的。外資不是洪水猛獸、三頭六臂，市場是公平的，機構之間比拼的是投資能力的錘鍊、投資理念的堅守。況且我們對本土市場、本土企業的了解無疑是更豐富的。

　　我們要把投資能力提上去。公募基金行業的優勢就在於主動管理能力，經過20年的行業發展，公募基金已經有條件、有能力在權益資産投資、主動管理能力方面提供更好的平臺。

　　只有投資能力達到一定水準，才能發揮定海神針的作用。公募基金未來還要承接更大的使命——服務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如果沒有很好的投資能力，又如何承擔？

　　有較強投資能力的同時，還要堅守自身的投資理念，好的投資能力不能半途而廢，不能因為市場變化而動搖甚至放棄。

　　二者是相匹配的，離開任何一個都不行。資理念隨意切換，就成了搏殺短期業績的一個機構，這並不符合公募基金應有的行業操守；投資能力不足，但投資理念很好，就成紙上談兵了。

　　當然，我們也希望整個市場建設得更好，整個資管行業更規範，這有助於提升老百姓對我們的興趣。

　　證券時報記者：去年兩會接受採訪時您提到公募基金行業存在過度激勵問題，這一問題有沒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恰當的激勵應該是怎樣的？

　　謝衛：公募基金是普惠金融行業，作為老百姓理財投資的渠道，所有從業人員都應該有一定的情懷，要知道你管理的每一分錢都是老百姓的錢。

　　我一直反對基金經理的過度激勵，也比較排斥一些公司通過挖角及高薪酬激勵來提升公司業績和排名，這與目前的金融大環境，與整個金融發展的方向並不相符。

　　這看上去是個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問題，企業願意付出較高的薪酬來吸引人才，但我認為行業需要冷靜。人才當然要激勵，但不能過度，過度就容易追求短期業績，撈一票就走，帶走高比例提成，留下一地雞毛、一堆風險。

　　通過管理規模的變化、可持續的長期業績、紮實的研究功底看到基金經理的價值，我們當然要激勵。但我們更強調對企業文化的認同、團隊價值的形成，以及共同成長的快樂，在這個基礎上再追求適度回報，才是正向的邏輯。

　　證券時報記者：越來越多具備公募行業從業經歷的專業自然人開始發起設立公募基金公司，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對行業帶來的變化？對新設立的公司有何建議？

　　謝衛：目前公募基金牌照的審批流程愈發簡潔，新公募設立的數量越來越多。對專業自然人新設公募公司，我覺得沒有任何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追求，這是一種職業的選項，能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但我同時希望同仁們能夠做出特色。或許新成立的公司在規模上不能跟頭部公司相比，但小而美也是好的，只要堅守正確的投資理念，做出自身特色，這就是行業所需要的。

　　公募基金行業需要的是在遵循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實現百花齊放，各領風騷，這將是整個資管行業的幸事，而不是籠統的去追求規模、賺取利潤。

　　貨幣政策

　　不能搞大水漫灌

　　應該給予商業銀行一定的利差空間，允許貸款利率合理上浮，匹配貸款的風險與收益。不能只讓銀行不斷加大中小企業信貸扶持力度的同時，還要強調低成本融資。

　　證券時報記者：習近平總書記近期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提法引發了金融業內的廣泛關注。對此您有何理解與建議？

　　謝衛：我理解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有三層含義：

　　首先是改革之前，要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攻堅戰、持久戰不能鬆懈，否則就談不上供給側改革。

　　這包括兩個要點：一是要對沒有牌照經營的“無照駕駛”行為堅決取締，金融一定要持牌經營，這根“高壓線”不能放鬆；二是對持牌金融機構的金融亂象，也就是“有照違規駕駛”，要保持高壓態勢。

　　其次，在改革過程中，要對持牌金融機構的組織體系、經營模式、經營理念、管理方法、考核標準、評價機制進行調整和改革。

　　以銀行為例，不能只唯規模論，要正確認識到小而美，實施有差別、有針對性的經營策略。過去幾年，從大行到區域性中小銀行，都在追求規模，都想實現跨區域經營，都想做同業業務，這是不對的，區域性銀行就應該經營下沉，“下地幹活”，服務當地實體經濟，陪伴企業共同成長。

　　我們也應該給予商業銀行一定的利差空間，允許貸款利率合理上浮，匹配貸款的風險與收益。這實際上是個商業行為，不能只讓銀行不斷加大中小企業信貸扶持力度的同時，還要強調低成本融資。

　　當然，企業也不能挑花了眼，最好是找一家銀行作為自己的戰略合作夥伴，做自己的主辦行。

　　第三，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補短板，尤其是多層次融資市場的短板。企業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融資需求，匹配不同的市場，科創板的目的也在於此，但還是不夠，需要再往基層走。

　　我們也要強調，在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要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定性。供給側改革不是大起大落，應當保持良好調控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給市場提供明確的預期，貨幣政策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駕護航，不能搞大水漫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