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每個醫生都有和號販子“鬥智鬥勇”的經歷。

　　北京兒童醫院眼科主任于剛有天剛上班，就迎面遇到號販子。這位號販子跪在他面前：“于主任，我排了您一天的號，現在已經沒有號了，您給我加個號吧。”于剛正準備加號，一旁的護士趕緊給他使眼色，于剛立即明白了，這是一個號販子。2月28日，于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

　　一邊是稀缺的優質醫療資源，一邊是蜂擁而至的病人。原本就傾斜的天平在號販子出現後，變得更加的扭曲。

　　倒號方式也在升級

　　實際上早在1998年，我國就有對號販子的打擊行動。當時北京東城公安分局針對同仁醫院的“號販子”展開了統一行動，抓獲“號販子”138名。

　　2005年，衛生部、公安部等部委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開展嚴厲打擊“號販子”“醫托”專項執法行動，允許公安機關進駐醫院，設立警務工作室，開展現場打擊。

　　十年之後，北京警方又一次開展集中整治“號販子”專項行動。2015年共出動50余次，僅在北京兒童醫院，就抓獲“號販子”245人。

　　作為西南地區最大的公立醫院，3月3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在其官網上公告，為構建公平有序就醫秩序、打擊號販子，醫院決定進一步完善號源管理，包括取消醫生個人手工加號和現場加號等，並於3月7日正式實施。

　　打擊的力度越來越強，號販子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有了“抗藥性”。

　　“前些年，號販子是拿著小馬扎，半夜來醫院排隊等著放號。他們的分工也很明確。”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的黃醫生對記者表示。如今號販子的搶號“花樣”越來越多。“從線下到線上，他們已經玩轉‘網際網路+’了。”他説。

　　為適應新形勢，目前，北京市已推出了京醫通微信預約、114電話預約、北京市預約掛號統一平臺、醫院掛號客戶端等多種掛號方式，以方便患者。與此同時，號販子也迅速配置了搶號軟體與設備，可隨時在多臺電腦上同時搶號，以及幾十個電話同時預約。

　　此外，一些號販子還開始“苦練演技”，直接找醫生加號。杭州的一名三甲醫院耳鼻喉科醫生對記者表示，“他們喊得比誰都響，説得比誰都慘，賺到的差價比醫生看一天門診都要多。”該醫生説。

　　更令人痛恨的是，號販子與醫院的個別工作人員有利益關係。央視記者近日暗訪發現，上海市瑞金醫院的保安幫號販子找“生意”，號販子賣的預約號名字不符醫生不管，甚至還能讓推拿科醫生“幫忙”隨意開繳費單。

　　癥結是醫療資源不足不均

　　為了打擊號販子，近日，北京多家醫院紛紛實施新舉措。譬如，北京同仁醫院表示，該院眼科、耳鼻咽喉頭頸外科普通號源不限量供應，專家門診出診時間也將延長。

　　另外，近日北京市醫管局在2016年工作會議上透露，今年將在22家市屬醫院全部實施非急診全面預約。到今年底，市屬醫院將全部取消現場放號。

　　一位要求匿名的北京三甲醫院醫生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這儘管能夠對打擊號販子有一定效果，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目前黃牛倒號背後的原因是醫療資源的不足且分配不均，再加上掛號費用的廉價，才讓號販子有爭得利潤的空間。

　　醫療資源不足的狀況直接表現在醫生的工作強度上。一位北京三甲醫院皮膚科醫生無奈地對記者説：“我們科只有20個醫生，但病人有一堆，每天幾十個病人搶一個大夫。經常是未説幾句，下個病人已催。這邊剛講5分鐘，第二個病人就敲門了。”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老齡化程度的加劇以及生育政策的調整，部分地區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將日益凸顯。

　　此外，北京天則經濟研究院專家認為，號販子之所以産生，是由於醫療服務的真實價格和現價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

　　但艾瑞諮詢分析師秦澤西對記者表示，醫療是準公共産品，有一定的公益性。如果將醫療服務價格完全市場化，各個群體獲得稀缺資源的能力並不相等，不利於公平。只有推進分級診療制度，才可以從根本上解決號販子的問題。

　　國家衛生計生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説，國外沒有號販子，就是因為有有效的預約轉診制度。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劉國恩告訴記者，如果真正實現實名，並且移動預約掛號系統能真正做到資訊透明，雙向公開系統建立完善，號販子問題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預約掛號並不是最終的目標，這只是第一步，進而分流醫療服務，把非急診、非住院的病人轉移到社區診所來，這才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