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5歲女童毛毛(化名)因輸血感染艾滋病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該女童是國內報告年齡最小的艾滋感染者。毛毛出生時就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曾花費幾十萬元進行手術治療。

　　福建省衛計委醫政處處長楊閩紅説，患兒在醫院手術治療期間，曾先後輸注過8位獻血者的血液。經查證，確認其中一位陳姓獻血者目前檢測HIV抗體為陽性。該獻血者曾于2010年3月31日無償獻血，當時血液檢測結果合格，此後未再獻血，在本次調查前並不知曉自己已感染HIV。綜合考慮患兒父母HIV抗體檢查陰性的結果，調查組專家認為，毛毛因輸注“窗口期”血液而感染HIV的可能性極大。

　　圖為患病期間，毛毛只能抱著玩具小熊玩耍，她渴望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

　　【特別報道】在醫院輸血為何會感染艾滋病病毒

　　《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陳惟杉|北京報道

　　2015年年初，福州5歲女童毛毛，疑似因2010年在醫院輸血感染艾滋病病毒。1月10日，福建省衛計委公佈最終調查結果，毛毛當年先後輸入過8名獻血者的血液，其中一位原HIV抗體檢測陰性的陳姓獻血者，本次檢測HIV抗體為陽性。該名獻血者曾于2010年3月31日參加無償獻血，當時血液檢測結果合格，其血液除注輸給毛毛外，還注輸給其他兩個人。

　　福建省衛計委表示，在對當年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對毛毛進行的輸血治療，以及福建省血液中心的採血、檢測、製備過程的調查中，調查組均未發現違規行為。

　　如果違規行為並不存在，為什麼沒能檢測出血液中的艾滋病毒？對此，福建省衛計委稱，女童輸血感染艾滋病可能係“窗口期”感染，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毛群安也表示，根據目前的調查結果，該女童在“窗口期”感染的可能性較大。

　　到底什麼是“窗口期”？它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醫療用血的安全？除此之外還有哪些因素威脅醫療用血的安全？

　　難以避免的“窗口期”

　　受技術所限，從人體感染艾滋病病毒到能夠檢測出病毒，最新技術也需要11天。

　　“不管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窗口期’是必定存在的，也是目前的技術手段無法消除的。”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品質監督辦公室主任孫莉有些無奈地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説。

　　孫莉介紹，血液檢測慣用的酶免技術手段，是一種基於免疫學的抗體檢測。

　　人體在感染細菌、病毒後，受到刺激的機體都會産生一種相應的抗體，以對抗特定的細菌或病毒，而酶免檢測所檢測的對象正是抗體。但是抗體的産生與病毒進入人體之間是有時間間隔的，並非人體接觸病毒的同時就會産生抗體，這也意味著在此期間，如果採用酶免檢測，會因檢測不到抗體，從而認定血液中並不存在特定的病毒，而這一時期也就是所謂的“窗口期”。

　　不同病毒“窗口期”的長短也不盡相同，孫莉介紹，艾滋病毒“窗口期”平均為22天，而B型肝炎病毒與甲肝病毒“窗口期”可分別達到45天與70天。

　　在無法消除“窗口期”的情況下，只能通過革新檢測技術不斷縮短“窗口期”。毛群安在1月12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也表示，按照全國衛生計生工作會議上的工作安排，2015年年內要基本實現全國範圍內血站核酸檢測覆蓋。

　　核酸檢測不同於酶免檢測之處，在於檢測標誌物的變化，核酸檢測的檢測對象為病毒的遺傳物質。以艾滋病毒為例，它是RNA病毒，遺傳物質為RNA，在進入人體後，艾滋病毒會以不斷複製的方式進行繁殖，而從人體感染艾滋病毒，到核酸檢測可以檢測到病毒的RNA，同樣要經歷一段時間，這也就形成了核酸檢測的“窗口期”。只不過相比于酶免檢測，“窗口期”的時間被縮短了，在使用核酸檢測後，對艾滋病毒的檢出可以提前到11天左右。

　　其實在2010年3月，衛生部便下發了《2010年血站核酸檢測試點工作實施方案（試行）》文件，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山東在內12個省市的省級血液中心，以及3家中心血站，共15所採供血機構被列入國內首批血液篩查核酸檢測試點單位。而北京市則是從2013年7月1日開始，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以外的3家區縣血站也實現了核酸檢測。

　　孫莉表示，雖然沒有統計過具體的數據，但自採用核酸檢測後，檢測到的不合格的血液確實增多了。

　　而在加入核酸檢測的同時，原來的檢測方法得到了保留，孫莉向記者介紹，兩種檢測方法所針對的標誌物不同，因此只是根據不同階段檢測不同的標誌物，並非“非此即彼”的關係。

　　嚴格的血液檢測

　　廣州血液中心：近年來報廢的血液多因轉氨酶偏高（佔七成左右），其次為B型肝炎、丙肝、梅毒，每年檢出艾滋病毒感染在50例左右。

　　孫莉表示，其實在整個採供血的流程中，純技術的環節就是檢測，除去無法避免的“窗口期”外，不再有其他的技術盲區。

　　其實在每一位無償獻血者進入獻血車後，為保證血液安全而進行的檢測與篩選就已經開始。

　　孫莉向記者介紹，獻血前對獻血者的檢測並沒有統一要求，但是必須對血紅蛋白進行檢測，血紅蛋白不合格的人是無法進行獻血的。此外，各個血站會依據情況增加轉氨酶、ABO血型等檢測內容，因為人員不能長時間滯留在街頭獻血車，這些檢測多采用紙條法的快篩，確保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

　　除通過檢測進行初步篩選外，在獻血現場還會以問卷的形式對獻血者進行健康情況的徵詢，孫莉表示，其實無償獻血需要獻血者具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而這一環節正是幫助獻血者進行自我排查，絕大多數獻血者是健康的，一般人也不會在自己身體狀況不良好的情況下主動選擇獻血。

　　除了現場徵詢，採血點都在醒目位置標識出了回告電話，孫莉向記者介紹，如果一個獻血者本身有高危行為，但因為和朋友一起來獻血，在現場礙于面子沒有進行告知，或者獻血者在完成獻血後出現了經血傳染病的症狀，他都可以通過回告電話與血站聯繫，血站再依據情況對血液進行處置。

　　只有在現場檢測與徵詢環節都完成後才會進行採血，血液的保存期一般是35天，而採集完成的血液至少要在血站滯留三天，第一天血液會被送回血站，第二天在取出部分樣本進行檢測的同時完成對血液的加工，第三天則會依據檢測結果對血液進行包裝打簽，之後血液就可以進入成品庫準備發放給醫療機構。

　　據介紹，目前國家共要求血站對所採血液進行7項檢測，包括ABO血型、RH血型、轉氨酶，以及4項經血傳染病：B型肝炎、丙肝、艾滋病與梅毒。孫莉表示，目前國家規定對這4种經血傳染病進行檢測，但其實檢測技術是隨著對疾病認知的加深而不斷發展的，像丙肝與艾滋病的檢測也並非是早期做血篩時就有的項目。原衛生部曾分別於1993年與1995年下文，強制要求輸血前進行丙肝與艾滋病檢測。

　　由於國家規定對血液進行檢測的責任在於血站，因此醫療機構在拿到所需血液後不會再進行檢測。醫院主要是在輸血前對患者的血液情況進行檢測，進行交叉配血等工作。而每一袋醫療用血的包裝上都有一個編碼，通過它追蹤到血液的源頭。

　　孫莉向記者介紹，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每年所採血液在經過檢測後，不合格需要報廢的佔2%左右。廣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在此前接受《廣州日報》採訪時曾表示，近年來報廢的血液多因轉氨酶偏高（佔七成左右），其次為B型肝炎、丙肝、梅毒，而每年檢出艾滋病毒感染在50例左右。孫莉表示，每年北京血液中心採集到的血液來自3萬人次，2014年採集到了46萬單位（每單位為200mL）的血，同理如果考慮到廣州每年的獻血人次與總量，50例這個數字其實很低。

　　血資源緊缺下的“黑市”風險

　　血頭私設血站採血、不具備採供血資質的醫療機構私自採供血，為醫療用血安全帶來隱患。

　　自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實施以來，我國逐漸實現了由義務獻血到無償獻血的過渡。但是近年來，各地頻現“血荒”，據統計，我國人口獻血率僅為0.87%,低於世界發達國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國家的1.01%。

　　以醫療資源集中的北京為例，2010年北京的用血需求量增長了10%，而採血量僅上升了2.9%。有媒體統計，全國70個大中城市中，出現過“血荒”的已達47個，佔總數的67%。

　　孫莉向記者介紹，目前北京的供血只能説是基本滿足需求，血站會首先滿足急救需求，其次是婦女兒童，然後才是擇期手術。對於血液的來源，孫莉表示，80%的血液來自街頭的採血車，剩下的20%則來自互助獻血、團體獻血與外地調劑，而這些形式的獻血工作主要在血液短缺的季節，如冬季，或特別炎熱的夏季，才會展開。

　　孫莉介紹，國家對於無償獻血以外的採血形式也有限制，比如互助獻血所佔的比例就不能超過5%。所謂互助獻血，就是在血液短缺的情況下，用血病人自行尋找血源到血站獻血，並憑獻血證為患者換取等量指定血型用血。

　　儘管互助獻血明確規定，為確保血液品質和獻血者及受血者的安全，醫院及患者和親屬應確保獻血者為自願無償獻血，並禁止雇用他人獻血，但據媒體報道，在現實中，由患者付費給血頭，再由血頭找人到血站獻血，或私設血站採血的情況時有發生。而一些不具備採供血資質的醫療機構私自開展採供血行為也為醫療用血安全帶來了隱患。

　　2005年5月10日，黑龍江省北安建設農場16名輸血感染艾滋病患者，向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訴狀，提起集體訴訟，要求賠償3000多萬元。經調查，黑龍江建設農場職工醫院明知自身不具備檢測艾滋病病毒抗體的條件，仍非法採集、供應不符合國家規定標準的血液，而經常到該院賣血的3個人中，竟有兩人患有艾滋病。

　　2005年12月，原衛生部還通報了吉林省德惠市18人輸血感染艾滋病的事件，經過調查，18名感染者所輸血液均來自一名供血者，其曾于2003年1月至2004年7月間在德惠市人民醫院中心血庫有償供血15次，而醫院血庫在對血液進行檢測時有多項違規操作，最終導致感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被輸入到患者體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