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高管薪資再一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點問題。近日，有媒體報道，由人社部牽頭、財政部等部委參與的對央企主要負責人的薪酬調整方案初稿已經草擬完畢並開始徵求意見。該方案的一個主要建議是：將央企、國有金融企業主要負責人的薪酬削減到現有薪酬的30%左右。

　　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了《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方案》”)，要求逐步規範國有企業收入分配秩序，實現薪酬水準適當、結構合理、管理規範、監督有效，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改革對象的主體被明確為“中央管理企業”，除了國資委[微網志]監管的113家央企外，各部委管轄的20余家金融企業以及中央部門(單位)管理的100多家非金融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集團型企業都將納入其中。

　　既然《方案》中説對原有的收入結構進行調整，那就意味著必定存在著“偏高、過高”等結構。從目前媒體的報道來看，央企不合理的收入結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央企的收入明顯地高於其他民企，有媒體甚至採用“兩極分化”來形容。據公開資訊顯示，以2012年為例，113家央企及其上市公司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11.1萬元，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是4.7萬元，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是2.9萬元。是央企的效率更高，創造了更多的利潤，因此才有這麼高的回報嗎？

　　根據國資委網站的最新消息，2013年度中央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24.2萬億元，同比增長8.4%；上交稅費總額2萬億元，同比增長5.2%；累計實現利潤總額1.3萬億元，同比增長3.8%。如果只看到這一點，我們會覺得央企的高收入是理所當然的，但必須指出的是，儘管利潤總額非常龐大，但是，央企絕大多數的利潤都來自幾家資源壟斷型企業。中國石化聯合會近期公佈的數據表明，2013年石油和化工行業主營收入預計約為13.3萬億元，同比增長9.2%；利潤總額約8900億元，同比增長8.8%。其中，2013年“三桶油”的營業額約佔國資委所管理央企的55%，利潤更是佔70%。

　　此前，香港科技大學教授王勇在《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一文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分析視角：位於上游的壟斷性國企能從充滿活力的下游非國有企業的發展中得到好處，轉而成為改革和開放的受益者。同時，他還提出“國企和私企的關係也從先前的同行業之間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變成上下游之間互補性更強的共生關係”。

　　現在的央企之所以有著豐厚的利潤，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場中存在著大量活躍的私企，為上游的國企提供了活力源泉。如果沒有私營經濟的繁榮，那麼國企也就成為了“無源之水”，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企的生存狀態已經解釋了這一點。不過在我看來，這種關係並不是如王勇教授所説的“上下游之間互補性更強的共生關係”，在我看來則是壟斷國企成為民營企業的分食者。因為共生關係存在的前提在於兩者都能為對方創造價值，但是目前位於上游的壟斷國企則是成為吞噬下游企業利潤的黑洞。由此來看，目前央企遠高於其他行業的薪酬是存在問題的，大有改進的空間。

　　第二，不僅央企和民企之間的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即便央企內部之間的收入也不一致。有媒體根據公開資訊，即上市公司央企高管薪酬現狀統計發現，不同行業央企薪酬兩極分化頗為嚴重，既有中集集團總裁麥伯良近900萬元的天價薪酬，也有樂凱膠片總經理鄭文耀8萬元余元的“窮高管”混跡央企之列。為什麼不同央企的收入存在著天大差距？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這些央企所處行業並不一致，那些處於壟斷地位的央企高管的工資往往高於那些處於競爭性行業的高管薪資。

　　第三，高管的高薪資和其企業的經營績效並不一致，甚至存在窮廟富方丈現象。如果説高管的高收入是來自於競爭性行業，且和其經營績效相關，那麼高管的高收入就不足為怪，但問題是目前很多高管的高收入卻是旱澇保收，和績效無關。比如説在2012年盈利超9100萬的招商輪船在2013年出現約21.84億元鉅額虧損，凈利潤同比跌幅高達-2497%，但是同期高管的薪資卻漲了3倍多，招商輪船總經理謝春林的薪酬直接從2012年的18萬元直線躥升至2013年的85萬元，漲了3倍多。

　　第四，很多企業的高管在正常的薪酬之外存在著諸多職務消費，而職務消費的金額甚至比薪酬還高。當年中石化[微網志]原總經理陳同海案發後，人們驚訝地發現其職務消費一度高達每天4萬元，以至於此後國企高管的職務消費腐敗被稱為“陳同海漏洞”。作為企業高管，正常的職務消費無可厚非，但是目前很多國企高管的職務消費實際上成了企業對高管的隱形薪酬，既可以規避個人所得稅，同時也可以免於資訊披露。不過很多上市公司年報中的“公務用車和業務招待”，卻不小心暴露了這一點。以A股252家國有背景的上市公司為例，僅2012年年報公開的招待費就達65.25億元；山東省32戶省屬企業負責人職務消費總額中，近一半為公務用車費用；華潤集團70家下屬企業超標購車90輛，最高單價超過200萬元。

　　從目前媒體披露的情況來看，《方案》中所努力的方向對準了央企薪酬制度中的四個頑疾，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也是在情理之中。但問題在於，如何確定一個合理的薪資恐怕也是難題。去年企業盈利良好，因此今年高管的薪資隨之上漲，但市場突然發生變化，企業從盈利變為虧損，那麼今年已經確定的高管薪資該如何變化？事實上，高管薪資一直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問題，在任何國家幾乎都存在類似現象，央企薪資之所以特別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於央企高管能升不能降，既然職務不能降，那麼薪酬就會成為眾矢之的。

　　當然，比解決高管薪酬問題更為核心的問題是解決央企的公司治理問題。近日著名經濟學家華生[微網志]在公開場合表示：“政企分開、政資分開講了很多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根本解決，這是阻礙國資國企改革前進的根本原因。”這可能是一個比高管薪資更為核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