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國家記憶留住歷史文脈！代表委員談遺産保護

保護抗戰文獻 傳承國家記憶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館長 陳紅彥

今年是抗戰勝利80週年。國家圖書館保存了大量與抗戰相關的歷史文獻，作為國家記憶，它們彌足珍貴。根據2024年進行的統計，館藏古籍特藏類文獻有近305萬冊（件）。其中，有抗戰時期中國軍民用鮮血搶救出來的珍貴文化遺産，也有抗戰時期産生的革命文獻。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立北平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副館長袁同禮“憤日寇之暴行，不甘為敵傀儡”，帶領部分館員南下，與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香港大學等教育機構合作辦館。為了全面收集抗戰資料，圖書館與西南聯大在昆明組建了“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此外，重慶、上海及香港等辦事處也兼有徵集抗戰史料的任務。後來，圖書館在昆明、重慶兩地的辦事處直接與延安解放社、延安新華書店、重慶新華日報社等中國共産黨的新聞出版機構建立聯繫，按期訂購《解放》《新華日報》《新中華報》《群眾》等革命書刊。抗戰文獻得以公開入藏，由此翻開了國家圖書館革命歷史文獻館藏建設新的一頁。

1954年，國家圖書館有了一類藏品叫“新善本”，新善本中有一個專題就是抗戰資料。此後，對抗戰文獻的收藏一直沒有停止過。文獻保存在恒溫恒濕的庫房，有專人管理，比散藏民間更利於保護利用。

抗戰文獻的價值不言而喻，但其保存狀態用“瀕危”形容並不為過。一方面，當年的紙張及書籍生産工藝使文獻本身就比較脆弱；另一方面則是由於過去的顛沛流離和保存環境、保護措施的不足。

國家圖書館曾經開展“館藏紙質文獻酸性和保存現狀的調查與分析”課題，研究結果顯示，在館藏的各類、各歷史時期的文獻中，1850—2000年間文獻的酸化和老化損毀狀況最為嚴重。抗戰時期文獻紙張pH值多低於4.5，這意味著文獻的損毀速度將大大加快。部分文獻已經難以供人們閱覽，有的已經完全失去機械強度。如果不加以干預，這些文獻將在50—100年內逐步消亡。

脫酸，是減緩文獻衰變、恢復紙張機械強度的技術路徑。十幾年前，國內尚無成熟的生産技術，需要進口設備，脫酸工作使用的液體也十分昂貴，加之各收藏單位經費有限，抗戰文獻的脫酸保護往往無暇顧及。

我所在的國家圖書館，自1981年開始便致力於解決紙張酸化問題。古籍保護科技文化和旅遊部重點實驗室成立後，工作人員通過不斷探索，成功研發並取得了紙質文獻無水液相脫酸技術等三項發明專利，研發了脫酸設備、脫酸液。經過檢測和使用，脫酸效果好，環保安全，成本也大幅降低。實驗室數據證明，可為文獻延續200年以上的壽命。脫酸後的文獻可以直接閱覽，也可以進行數字化處理，以數據庫形式供人們研究利用，讓文獻及其中承載的國家記憶永遠傳承下去。

目前，國家圖書館已經與企業合作，打造出集系統整合、智慧操控、批量脫酸、遠端管理等於一體的文獻脫酸保護智慧化實驗中心，讓大量面臨酸化毀滅風險的文獻“重獲新生”。這也是對抗戰先賢的一個告慰。

合理設計“國寶”文旅路徑

全國人大代表、雲岡研究院院長 杭 侃

1950年，新中國成立伊始，文化部組織了16位學者組成勘查團，對當時雁北地區的文物進行實地勘察。成員中包括北京大學的宿白先生，那時候他才28歲。在1951年出版的《雁北文物勘查團報告》中，他發表了《渾源古建築調查簡報》，重點介紹了渾源縣城裏永安寺與圓覺寺兩座寺院的沿革和古建築。這也是宿白先生第一篇關於古代建築的論文。

永安寺內有元代建造的傳法正宗之殿，這座殿的重要性可以從大殿的匾牌上略窺一二，匾牌上的“傳法正宗之殿”遒勁典雅，有磅薄之氣，為元代高僧溥光所書。溥光善詩、工書，趙孟頫在大都（北京）見其字，驚嘆“此書乃過我”。他還是書畫鑒賞名家，《千里江山圖》上就有他的題跋及鈐印，稱觀摩此畫過百次。宿白先生因此感嘆：“雁北僻縣居然還發現600年前名家榜題，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永安寺堪稱國寶級遺存，學術界早知其研究價值，宿白先生之後，不斷有學者著書撰文介紹永安寺，它也是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讓永安寺真正走進百姓視野的，是《黑神話：悟空》。

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的地上文物確實具有很強的觀賞性，《黑神話：悟空》的很多取景地都在山西。2024年，全國文旅市場持續向好，以山西為例，重點監測景區遊客人次、經營收入分別同比增長16.9%、11.3%，反映出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長。

這樣的勢頭如何保持？

山西省在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通過提升黃河、長城、太行三個一號旅遊公路交旅融合功能，有機串聯531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促進文旅、文博、文創、文藝聯動，構建大文旅格局。這些都是對社會需求的積極反應，但也給文物保護單位的管理提出了新要求。

《黑神話：悟空》作為爆款遊戲，確實給山西文旅帶來了顯著的宣傳效應，但是，遊戲並不能代替現實，文物點也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景點。旅遊開放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除了旅遊資源品質、交通通達度、政策與經濟支援等因素之外，旅遊基礎設施、環境承載力和接待能力也必須加以統籌考慮。只有對文化遺産資源進行分級評估、有序開放、系統闡釋，才能保證文化遺産的利用是在合理範圍內，也才能讓旅遊成為民眾感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效途徑。

對於全國來説，文旅融合都是新課題、大課題。世界遺産地、各級文物重點保護單位、博物館、大遺址、文化公園等等，都是寶貴的資源，只有通過科學評估，合理設計旅遊路徑，才能讓一處處閃亮的國寶不僅僅是蜻蜓點水式的網紅打卡地，而是每一條旅遊路徑上不可或缺的支撐點。

非遺歌舞可以“潮起來”

全國政協委員、鈺尼文化藝術傳承中心校長 楊鈺尼

2024年以來，我和團隊創編的《非遺也“潮”》《雲南舞蹈地圖》《樂作樂》等融合了非遺民族歌舞與現代舞蹈的作品，密集亮相國內、國際舞臺，受到觀眾喜愛。這些非遺年輕化表達的探索和創新，讓我明白——非遺歌舞，的確可以“潮起來”。

我是在世界文化遺産紅河哈尼梯田邊長大的95後哈尼族姑娘。哈尼梯田層層翻涌的稻浪、哈尼古歌娓娓道來的和聲，還有樂作舞步步生蓮的舞姿陪伴我一路成長。小時候，寨子裏的男女老少都會唱哈尼歌、跳民族舞。可隨著時代的發展，在多元文化的衝擊下，會跳會唱哈尼歌舞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傳統的非遺民族歌舞，逐漸有了被遺忘的跡象。

非遺，不能是孤芳自賞的“老物件”。如何讓古老的非遺重煥生機？2015年，還在讀大學的我在家鄉紅河縣創辦了文化藝術傳承中心，立志將家鄉歌舞文化融入生活，用青春之力促進“哈尼多聲部民歌”“樂作舞”等哈尼文化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創業之初，我帶著山裏的孩子們學唱哈尼古歌，學跳樂作舞。有人質疑：“教這些老掉牙的東西，能有什麼前途？”但我覺得，民族文化瑰寶蘊含著獨特的魅力，只是尚未被更多人看見。教學中，我自己也經常向民間藝人請教，提煉非遺歌舞中動作的精髓、代表性的音樂段落，再加以創新發展。

2018年，我帶著孩子們到北京參加比賽。我們的作品《哈尼寶貝》一亮相，便驚艷全場。最後，作品得了全場最高分。孩子們激動得歡呼雀躍，眼中閃爍著喜悅的淚花，哈尼歌舞終於被人們看到了！

10年來，我們中心共培養出3000多名學員，組建起一支近20人的歌舞教師團隊，引領梯田邊的孩子們憑藉藝術才華走出大山。而我又在思索一個新的問題：如何讓傳統非遺在新時代實現“破圈”發展。我開始大膽嘗試，把哈尼民歌融入電子音樂，讓充滿民族特色的樂作舞和時尚動感的街舞相互碰撞。

這個過程充滿了艱辛與挑戰。就拿我和雲南民族街舞團的合作來説，一開始，他們對這種融合心存疑慮。街舞團的老師擔憂地説：“這兩種舞蹈風格差異太大了，融合不好的話，會不會變得不倫不類？”我理解他們的顧慮，耐心解釋哈尼舞蹈的起源、特點及其蘊含的深厚文化內涵。大家圍坐在一起，反覆探討動作的銜接、節奏的把握，不斷摸索、調整，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平衡點，讓兩種截然不同的舞蹈在碰撞中綻放出絢麗火花。後來，就有了《非遺也“潮”》系列作品。

非遺“破圈”需要活態傳承。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中有一段震撼人心的配樂，採用的正是“活態傳承”的貴州侗族大歌。獨特的和聲和悠揚的旋律，為電影場景注入了靈魂。我期待不久的將來，哈尼族民歌也能與影視劇來一次“雙向奔赴”。

現在，我經常在短視頻平臺看到年輕人直播跳樂作舞的視頻，彈幕裏滿是“求教學”的留言。哈尼民歌裏有句歌詞：“種子種在梯田裏，就會長出新希望。”我願意做那座連接過去和未來、家鄉與世界的橋梁，讓哈尼文化越過高山和湖海，走向更廣闊的世界。

（本報記者葉傳增採訪整理，毛敬華參與采寫）

博物館如何提高“科學含量”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 徐 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要把科學普及放在與科技創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自然博物館就是實現科學普及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伴隨著近年持續的“博物館熱”，我國自然博物館進入一個蓬勃發展時期，不僅公立博物館在繼續發展壯大，民營博物館也開始興起，博物館事業發展呈現出靈活多樣的業態。儘管如此，自然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仍面臨諸多挑戰，包括公立博物館的高品質可持續發展問題、民營博物館發展的法規政策環境問題、數字化和網際網路帶來的挑戰以及傳統博物館的低效運營等。

在我看來，博物館的發展需要重新考慮其功能，思考新的運營方式。博物館天然具有公益性特徵。傳統的公益化組織，往往存在低效率等問題，從受益者角度考慮較少或考慮不夠週全，使其公益性難以得到充分發揮。這就要求博物館轉化思路，一切從“客戶”（觀眾）的需求出發，從“展品”提供者變成“産品”提供者。

推動小型化、標準化、主題化的展陳類科普産品生産，推動小眾文創産品變為大眾消費産品，是博物館發展的重要方向。在這方面，民營博物館呈現出蓬勃的創造力和生長活力，在展陳場所、人群和方式等方面積極發力。如廣州的正佳自然科學博物館，開在一個大型商廈中；浙江紹興的盤古化石館，位於古鎮內的民居，其展陳也營造出一种家一樣的感覺；桂林浮水印礦時藝術館，開在酒店裏；福建英良石材自然歷史博物館，設置在産業園區，利用集團辦公樓空間改裝建成……這些民營博物館，滿足了更多樣性的社會需求。可以説，一個富有活力的民營博物館體系開始出現。

當然，民營博物館的發展也面臨一些短板，其中較為突出的問題即科普的準確性、權威性、前沿性不足，未來，民營博物館需要加強和科研機構的合作，提高其“科學含量”。

如今，公眾對科學的熱情和科學素養正快速提高。新的傳播媒介和傳播形式、人工智慧技術的發展，也讓科普越來越“觸手可及”。這既給博物館事業發展帶來了挑戰，也帶來了新機遇。

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最終還需要回歸到一個根本問題：公眾為什麼要去博物館？

博物館的藏品和標本，是公眾對真實體驗需求的載體，如何圍繞藏品和標本講好故事，是展陳及研學等教育活動的核心；同時，博物館也是一個特殊的社交場所，人們在這裡實現互動、分享和獲得啟迪。未來的博物館不僅要考慮收藏、展陳、教育和研究等功能，也要加強社交功能，更好地結合數字化、網際網路和人工智慧技術做好服務，惠及更多人群。

吸引孩子們愛上博物館

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博物總館副館長 宋 燕

推開博物館厚重的大門，倣若穿梭在時間的長河裏，歷史的聲音在耳邊回蕩，藝術的馨香撲面而來。“六朝古都”南京，3100年建城史、450年建都史積澱的厚重文化都鐫刻在博物館裏。如今，南京正在建設“博物館之城”，從歷史寶庫到教育沃土，博物館在不斷“上新”的實踐中演繹著動人篇章。

“一個博物館就是一所大學校。”為了讓孩子們樂於走進這所“大學校”，南京市博物總館將“兒童友好”理念融入自身建設：針對孩子們的身高和視角，適當調整展櫃高度，讓他們不必仰頭踮腳就能領略文化之美；培養了“小青蓮”“小靈星”“小紅帆”“小紅梅”等一大批博物館小志願者，讓他們從自己的視角、用自己的語言講述博物館的故事……

讓博物館更好實現文化浸潤，需要不斷挖掘藏品內涵，精心策劃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展覽，設計適合不同年齡段孩子的公共教育課程，讓他們在沉浸式互動體驗中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厚度、文明廣度、精神高度和現實溫度，種下文化傳承的種子。在南京市民俗博物館，古建知識講解、非遺手工製作、民俗遊戲體驗等面向青少年的系列品牌主題活動，搭建起孩子們與傳統文化對話的橋梁；在南京市博物館，與南京藝術學院共同打造的“和聲千年·樂聚中華——民族融合中的禮樂印記”社教項目，深入挖掘禮樂的文化內涵，通過寓教于樂的課程設計，讓青少年從歷史中汲取智慧，思考當下。

博物館裏的每一件藏品都是一本打開的書，每一間展廳都是一個生動的課堂。作為一名文博工作者，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博物館教育有廣闊拓展空間。積極開拓展覽內容、推進課程研發、豐富教育形式，讓博物館教育更具活力、實效，就會吸引越來越多的青少年走進博物館、愛上博物館，在多元對話中讀懂中國。

保護傳統村落 留住歷史文脈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文化和旅遊廳黨組書記 梅 亦

江西省歷史文化璀璨，傳統村落眾多。據統計，目前全省共有中國傳統村落413個（列全國第八），省級傳統村落157個。近年來，江西省加強古村落保護，“三普”登記古建築2萬餘處，鄉村博物館51家，傳統村落集中連片保護利用示範名單5處，保護名錄不斷豐富，歷史文化資源得到深入挖掘。

去年，我走訪了不少傳統村落，看到很多因地制宜、讓古村落煥發出勃勃生機的例子。如吉州釣源村，這個始於唐代的村落，通過引入專業運營團隊，開展整體修繕及規劃設計，展現出古風古韻，開發各種非遺手工作坊，實現了保護，體現了價值，2024年共吸引59.14萬人次遊客打卡體驗。婺源縣虹關村深入挖掘古徽墨傳承，打造徽墨研學遊，將徽墨製品與旅遊手辦緊密結合，得到很多遊客的青睞。撫州金溪縣遊墊村將傳統的耕讀傳家文化以嶄新的形式錶現出來，同時加大了和各個大學之間的聯繫，請高校專家充當外腦智庫，幫助古村打造更好的旅遊體驗，讓遊客耳目一新。

在調研過程中，一些長期存在的瓶頸問題，也引發了我的思考。傳統村落如何更好地“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方面，可以加大對村民的組織和培訓力度，打造非遺手工技藝傳承等方面的特色作坊，通過文化活動來增強村民對於傳統村落的認同感，從而提升保護水準，加強文化傳承。另一方面，可以多探索類似“金融+文旅”的新模式，鼓勵金融機構開發專項貸款産品，支援社會資本通過投資、合作等方式參與，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可持續模式。

放眼全國，如何多方發力，推動、促進傳統村落特色保護區的建設，我們可以做更多的探索。

（本報記者朱磊採訪整理）

在文物普查中提高文物保護水準

全國人大代表、新疆阿勒泰地區文博院（博物館）館員 卓婭·巴合提

2024年，我參加了阿勒泰地區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這讓我對野外文物保護有了更多新認識。從古遺址到近現代重要史跡都需要進行實地普查，對重點普查對象的名稱、空間位置、保護級別、文物類別、年代、權屬、使用情況、保存狀況等進行數據採集，對已認定、已登記的不可移動文物進行復查，同時調查、認定、登記新發現的不可移動文物，確保普查結果全面客觀反映文物資源狀況。

阿勒泰地區野外文物數量多、分佈廣且相對分散，管理難度較大。目前，共有60名自治區備案野外文物看護員，守護著阿勒泰地區42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眾多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野外文物保護工作很辛苦，但讓我有了很多機會與市縣文博單位同事探討野外文物保護中遇到的問題及解決策略。工作中，我發現生物侵害、氣候變化等都會對野外文物造成影響，因此，我決定繼續關注野外文物保護工作，為持續提高野外文物保護水準發聲。

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後，我聚焦基層文物保護工作熱點、難點問題，積極建言獻策。去年全國人代會上，我提出“關於運用科技手段加強野外文物保護”等三條建議，均獲得相關部門回復。

我在阿勒泰地區博物館智慧博物館建設過程中，還撰寫了99件（套）文物小傳，並積極參與到“石人打卡”“通天洞遺址考古發掘互動平臺”等一系列數字採集、智慧化展示、可視化處理的項目建設中，努力提高文物保護水準，讓展櫃裏的一個個文物“活”起來。

利用基層文物保護工作經驗為國家立法建言獻策，在文物普查中提高文物保護水準，助力文物“活”起來，是我的榮譽，更是責任。3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正式施行，這讓參加立法意見徵集的我有了更大幹勁。

（本報記者胡仁巴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