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中國”在哪？

在黃河中游大拐彎處的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東北，沉睡著陶寺古城。

2023年12月和2024年6月，記者兩次踏上陶寺遺址。如果不是陸續有人在觀象臺復原建築附近拍攝，一眼向田野裏望去，很難想像這裡曾經是一個龐大的古國。

確實，中華上下五千年，哪片黃土下沒有歷史？但也正是因為歷史久遠，很多歷史的痕跡湮沒在時間長河中了，所以在2300多年前屈原就發出“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天問”。

而陶寺，就是今人尋根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坐標。2023年12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進展成果發佈，其中指出，距今5800至3800年前後為古國時代，距今3800年進入王朝時代。陶寺遺址距今4300年至3900年，正處在王朝時代的前夕。發掘46年來，陶寺王權禮制及早期國家的基本面貌已經初現。

“沒有哪一個遺址能像陶寺遺址這樣，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誌。”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至四階段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王巍的這句話被廣泛引用在與陶寺有關的報道中。

“我們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簡單概括就是生産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在此基礎上，有五大標誌，即都城、宮殿、大墓、禮器禮制和戰爭暴力。這些文明要素，在陶寺中全部都有體現。”王巍對記者表示，陶寺文明的宮室制度、禮儀制度等都被夏商週三代王朝所繼承、吸收，對後世王朝文明影響深遠。

經天緯地的“最初中國”

“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進的歷史舞臺轉移到了晉南。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現的最初的‘中國’，奠定了華夏的根基。”考古學大家蘇秉琦早就意識到陶寺的重要性。

“陶寺邦國的時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經天緯地’。”曾長期擔任陶寺考古隊領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告訴記者。

何努解釋，所謂“經天”，其核心內涵是政治，即王權壟斷太陽地平歷、圭表測影太陽曆、陰陽合歷來控制年時，陶寺邦國對於時間的管理是服務於政治的。“華夏文明有一個突出特徵，就是觀測天象、制定曆法，以敬授民時。陶寺遺址實證了這個重要特徵。”所謂“緯地”，即陶寺王權運用天文大地測量，建立起了政治地理五方的天下觀，用陰陽八卦八方空間概念，執掌都城功能規劃，建中立極，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間命脈。

這樣的理念闡述相對晦澀，如果具體到考古證據上，可能就好理解得多。

在位於陶寺中期大城東南部的陶寺觀象臺遺址，考古工作者和天文學家復原出了觀象臺模擬建築。“如果承認觀象臺存在的話，就代表著那時候就通過天文指導農業生産，顯然是當時的核心先進技術，體現的就是對‘天’的探索、追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領隊高江濤對記者表示，陶寺觀象臺能夠觀測到20個節氣，與《尚書·堯典》中堯“觀象授時”的記載相符。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的圭尺和立表，是目前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圭表儀器實物資料。圖為臨汾市博物館的圭表出土復原場景。攝影/徐豪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這是目前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圭表儀器實物資料。何努表示，圭表用來測量太陽的影子，正午時刻太陽照在表上，投下的影子被圭上的刻度標記出長短。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長。圭表能夠用於太陽曆法的制定，還可測量尋找“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度標長度為40釐米，合陶寺1.6尺，這是4000年前晉南地區的“地中”標準刻度，以此測量出的“地中之都、中土之國即是‘中國’”。

“陶寺都城遺址和陶寺文化的邦國社會結構，與‘地中’概念完美結合，‘最初中國’的概念是在陶寺出現或者形成的。”何努説。

“‘中’這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馮時告訴記者，“中”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觀和宗教觀裏就是“天地之中”，上帝、天神住在天的中央，王權獲得“天命”以後，王庭必須建在地的中央，這樣才能構建人王和天帝最直接的聯繫。

馮時認為，綜合考古學、文獻學和天文學上的研究，早至6500年前，“地中”就處在陶寺一帶了，與陶寺基本上處於同一緯線的濮陽西水坡大墓即是證明，兩地夏至日影長度大致相同。而“禹畫九州”之後，天下格局發生了變化。到了夏代中晚期，商先祖上甲微認為當年測的地中不是真的地中，重新勘測後，將地中定在了嵩山一帶，所以後來夏代王庭就遷到了二里頭。

文明轉型進程中的都城

在距今4300年前後，中華各地的文明進程出現轉型，其重要特徵是中原崛起。而處於中原地域的陶寺，在這一階段太耀眼了。王巍表示，陶寺考古表明，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晉南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個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權力中心，形成了一個具有金字塔式社會結構、有一定分佈範圍、擁有公共權力、工官管理手工業、擁有彩繪陶藝術、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會。

何努介紹，40多年的考古顯示，陶寺早期遺存距今4300年至4100年，面積約160萬平方米。以13萬平方米的“宮城”為核心，南側“下城”為下層貴族居住區，宮城兩側為早期普通居民區，宮城以東為“國庫”倉儲區，倉儲區東南側為早期王族墓地，宮城外西北近1000米處為祭地的“澤中方丘”地壇。陶寺中期遺存距今4100年至4000年，面積在280萬平方米以上。這一時期，宮城和“國庫”倉儲區繼續使用，“下城”中的下層貴族居住區被廢棄，增建巨大的外郭城，形成了宮城—郭城的雙城格局，中國古代都城雙城制模式由此確立。陶寺晚期遺存距今4000年至3900年，面積達300萬平方米。這一時期，宮殿區廢棄，城墻毀壞，陶寺遺址成為一般性的聚落址。

“陶寺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是同時期黃河中游地區規模最大。這個時期相當於堯舜時期。相當一部分學者，也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它很可能是堯舜的都城。”王巍告訴記者，陶寺古城是一個功能分區齊全的都城級遺址，“陶寺的宮殿形制對後世宮殿的佈局影響非常深遠。陶寺1號宮殿基址面積在6000多平方米，建在超大型的夯土基址上，這種格局到夏商周的宮室，乃至後來一直到明清的皇宮，都有延續。”

“一座都邑城址的規劃佈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集中體現出其社會對此前文化的傳承發展。”高江濤表示，陶寺城址的佈局明顯經過規劃，城址內可以分為宮城及宮殿區、倉儲區、墓地、觀象臺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普通居民區等。二里頭遺址同樣存在核心區與普通區域，有宮城宮殿區、祭祀區、墓地、手工業作坊區等功能區分。

高江濤認為，陶寺與二里頭在佈局規劃，甚至功能分區具體地點、方位的選擇上，都有相近之處。尤其是宮城作為都城佈局的核心區，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由雙槐樹、屈家嶺、良渚等遺址中的大型建築或房址集中的“類宮殿區”，至陶寺遺址在“宮殿區”週邊逐漸築起城垣，成為真正的“宮城”，進一步傳承到二里頭的宮城，再至偃師商城的宮城。

2018年，在陶寺遺址宮城的城墻上，考古人員發現了殘存下來的“闕樓”式建築。兩處闕樓基礎從宮城的南城墻上延伸出去，這種禮儀之門模式，和隋唐時期洛陽城應天門闕樓的樣式相像。後來的紫禁城午門，也沿襲著這種4000多年前的闕樓模式。

陶寺人的“精神文明”

禮制是早期國家政治制度組成部分，被稱為“為政之輿，治國之器”。

高江濤介紹，陶寺墓地大、中、小型墓葬呈現“金字塔式”的佈局結構，貴賤有別、高下有序的等級制度已經存在。處在金字塔塔尖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緻，墓主應是掌握軍權、族權、神權的王者。而佔墓葬絕大多數的小型墓，墓室僅能容身，死者身無長物，當是彼時的普通百姓。

陶寺王族墓葬中出土了彩陶、漆木器、玉器等不同種類的禮器，以及陶鼓、鼉鼓、石磬等禮樂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入葬時間相差100多年的陶寺大墓之中，樂器數量、組合和布設位置都是固定和統一的，説明已經形成固定的規制。同時，遺址和墓地出土的銅鈴、容器口沿、齒輪形器、環、蟾蜍等銅器，構成中國史前時期最豐富的紅銅鑄造銅器群，預示著“金石之聲”的到來。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鉞、玉璇璣、玉璧等玉器。攝影/徐豪

陶寺社會的中型墓可以分為三重葬儀空間：棺、棺外、二層臺，呈現出不同的功用和儀式。其中，棺外明顯呈現的是“飲食”“炊事”“生活陳設”等不同場景，二層臺隨葬豬下頜骨，反映了埋葬過程中莊重、嚴肅的助葬儀式。“到二里頭文化時期，禮制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並在更廣的範圍內傳播，如玉禮器牙璋竟傳至中國大部分地區。從禮器到複雜的禮制，陶寺社會將禮樂制度的接力棒傳遞給二里頭。”高江濤説。

禮樂制度直接映射了陶寺人的精神文明。何努表示，陶寺遺址出土了一些樂器，呈現禮樂文明的雛形。陶鼓、鼉鼓、石磬形成組合，顯示八音初備。陶鼓、鼉鼓屬於八音裏的革，石磬屬八音裏的石，陶塤屬於八音之土，銅鈴屬於八音之金，木柷屬八音之木。鼉鼓和石磬是同一組樂器，配組方式為鼓二、磬一，並伴有一件土鼓。鼉鼓上口蒙有鱷魚皮，整體形制呈圓柱形。鼓腔利用天然樹榦刮去樹皮、掏空內腔並烘乾後，外施彩繪。

何努向記者闡釋説，精神文明是觀念文明，制度文明更多的是政治制度，精神文明包括自然觀、社會觀和宗教觀。這三種觀唸有兩個表達體系，一個是藝術，另一個是文字和符號。自然觀裏包括科學的觀點，還有一個重要組成就是宇宙觀。社會觀其實就是政治思想、禮制思想、等級觀念等。宗教觀其實核心就是祭天、地、祖先，“中原地區基本上就這樣一套邏輯或者這麼一個基因”。

陶寺還出土了文字。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陶寺晚期灰坑出土的一件扁壺，其正面鼓腹部朱書一字符，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背面另有一個朱書字符，如何釋讀，有多種説法。有學者釋讀為“昜”，也有學者釋讀為“邑”，還有的學者釋讀為“堯”。儘管存在分歧，但學界普遍認為這是與甲骨文最接近的文字，對探索中國文字的起源有著重要意義。

陶寺的龍也給後世留下了寶貴遺産。陶寺彩繪龍盤只出土于大墓中，其中龍的形象集合了多種動物形象，並將龍與王權乃至以王權為核心的國家相結合，把對龍的崇拜發展成族群或國家的象徵。陶寺與二里頭之間，在龍形象上有著較為明顯的承繼關係。

“但陶寺的藝術表達比較怪，這個實事求是講，陶寺似乎藝術表達不太重視，它的器物並不精美，這一點和良渚有巨大區別。”何努説。

進入“王朝時代”的鋪墊

近年來，關於陶寺是“堯舜之都”的討論越來越多。

“從考古上來説，我們從已知推未知，比如商代，現在已經證實它存在；夏代，也被證明是信史。再往前推，大量的考古學文化背後體現的，就是一些族群的實體和文明因素的發現，比如良渚、陶寺，甚至龍山、石家河，等等。”高江濤認為，大量的考古事實呈現出的是，陶寺已經進入了早期國家時期，我們可以看到“最初中國、華夏主脈”的氣象。

至於這一時期“是什麼”，文獻裏記載的相當於那個時期的堯舜禹時代。“堯舜禹在文獻中有比較多的記載，而我們的考古發現又有這個時代。説白了，關鍵就是‘對應’問題，是完全畫等號，還是部分畫等號，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高江濤對記者表示。

“中華文明的核心在黃河中游。中華文明走過多元一體的道路，其核心在中原地區最終形成，起點為陶寺邦國，成熟點為二里頭王朝國家。陶寺邦國的文明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以守正創新、兼收並蓄、海納百川的方式，開始形成了中華文明中一部分重要的價值觀念體系，進而成為中華文明優秀傳統文化基因。”何努説。

對於陶寺所處的那個時期，王巍用“海納百川”來概括，“陶寺文明吸收和匯聚了周圍的先進文明因素，這是它非常突出的特點。”

高江濤認為，儘管那個時期有著多元文明區域和形態，但不同區域在意識上開始對某一個文明逐漸有了認同感，這在“文獻裏有記載，考古也有發現”。他舉例説，很多不屬於陶寺文明的其他區域文明的代表性器物都在陶寺有所發現，有一種明顯的匯聚其他先進區域文明因素的情景，比如出現海岱文化特徵的玉鉞、隨葬的豬下頜骨等，還有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長江中游後石家河文化的玉飾，還有來自西亞經黃河上游地區傳入的冶銅技術等。

“來自東西南北的東西匯聚于一處，説明陶寺的‘王’不僅對各地文明有著廣泛了解，還較廣泛地吸收了各地文明的成果，願意把這些‘外來文化’的象徵改造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這本身就是一種胸懷天下的開放氣度。”高江濤表示。

而到了二里頭時期，已經出現了王朝氣象，進入王朝時代，二里頭文化創造的以玉牙璋為代表的禮器和禮儀制度輻射到周邊廣大地區，影響範圍之廣前所未有。二里頭和陶寺雖然沒有直接相接，但二里頭接受了陶寺創造的文明形態，比如二里頭對陶寺都城制度和禮制的繼承，對龍的文化、手工業形態的繼承，等等。

“陶寺文明是迄今黃河流域進入早期文明社會的最早實證。陶寺文明為夏、商、周以及後世所繼承發展，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的重要標識和主要源頭之一。”高江濤説，“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綿延不斷，就是因為後繼文明對前有文明形態有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