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秧歌的文化意蘊

【口耳間的中國】

作者：高峰 邢向東（分別係西北大學教授、陜西師範大學教授）

陜北秧歌是一種集歌、舞、戲、樂為一體的群眾性集體歌舞活動，也叫“鬧秧歌”“鬧紅火（huò）”，秧歌有唱詞的叫“唱秧歌”。陜北秧歌紮根在黃土高原，歷經千百年，既是保存和研究方言文化的活化石，也是方言口傳文化傳承創新的經典案例。

1.“秧歌”還是“陽歌”

地方誌和陜北秧歌研究文獻中，“秧歌”又記作“陽歌、禓歌、殃歌、羊高”等。其中“陽歌”“秧歌”最普遍。地方誌中有不少關於“秧歌”的記載。例如，清末修纂的《米脂縣誌》記載：“立春前一日迎春，鄉民扮雜劇唱春詞，名曰‘陽歌’。”

方言口語中“秧歌”的首字一律讀yánɡ，陽平調。“秧、殃”則都是陰平，聲調不符。“禓”讀音相符。不過從意義看，“禓”在《説文·示部》中釋為“道上祭”或“路神”，意義不符。唯有“陽”聲韻調皆通，且與秧歌的意義內涵聯繫緊密。

陜北秧歌可能起源於古老的儺祭活動。縣誌中有秧歌“為儺裝扮、歌舞”“有鄉人儺遺風”以及秧歌“驅疫”、跳秧歌舞“不生瘟、疫並無”的記述。鬧秧歌的時間是元宵節前後，可見秧歌原是迎接春天、驅瘟酬神的歌舞祭祀活動。另外，秧歌隊的靈魂人物“傘頭”所執之“傘”，民間叫“日照”；而在清澗、延川等地，手持繪有“日照”（太陽）圖案道具的“日照官”是秧歌隊不可或缺的角色，這都説明秧歌和太陽關係深遠。因此，秧歌的本詞實為“陽歌”，寓意迎接陽春，以陽克陰。以上均與南方人插秧時所唱之歌無涉。

現在普遍使用的“秧歌”詞形，可能與南方方言有關。清代官制是異地做官，北方多有來自南方的官員。南方普遍種植水稻，有“插秧歌”，南來的官員受母語方言、文化影響，可能把陜北的這種春節前後的民間文藝活動重新解讀為“秧歌”並記錄在志書中。而1939年以後，延安時期的各種報刊上大量使用“秧歌”的寫法，還創造了秧歌劇、新秧歌等文藝形式，使“秧歌”的詞形固定下來並通行全國。這一來是受到南方方言的影響；二來“秧歌”的寫法更能體現“藝術來自勞動生活、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理念，適應時代的要求。

我們認為，既然“秧歌”的寫法已經約定俗成，就可以繼續沿用這個詞形。

2.老秧歌與新秧歌

陜北秧歌分為老秧歌和新秧歌。老秧歌是指保留秧歌基本程式的傳統秧歌，主要分佈在榆林市榆陽區保寧堡、米脂、綏德、子洲、吳堡、佳縣、清澗和延安市延川、子長、延長及寶塔區東部鄉鎮，其中，榆陽區保寧堡秧歌最古老。新秧歌歌舞化明顯，主要是巡遊或廣場演出，傘頭演唱內容大量減少，角色相對簡單，道具、動作整齊劃一。新秧歌非常普及，老秧歌已經式微。

老秧歌保留謁廟、排門子、打彩門、轉九曲等一系列固定程式，這些程式中都有唱的內容，需傘頭完成；秧歌隊裏角色較多，有傘頭以及文身子（女裝）、武身子（男裝）、扠棒子（武身子的表演形式，也叫打扠棒）等；道具、動作沒有統一標準，可謂百人百樣。

“謁廟”的“謁”義為稟告、陳述。謁廟就是到寺廟、道觀給神唱秧歌，歌詞內容為頌神、酬神。

“排門子”也叫“沿門子”“轉院”，專指秧歌隊去村民家跳秧歌。“門子”即門，代指“各家各戶”，“排門子、沿門子”取挨門逐戶之義為名，“轉院”則取秧歌隊在院子裏轉圈表演為名。民間認為，“排門子”秧歌到府，能給主家帶來好運。傘頭即興編唱，歌詞都是誇讚、祝福之語，有“傘頭口裏討吉祥”之説。

打彩門指在彩門前鬥歌鬥舞，是迎接外村秧歌隊進村的一種儀式。傳説“趙匡胤留下個打彩門”。一個“打”字映射出邊陲人民世代尚武的精神。主客兩班秧歌隊分列在彩門內外，兩個傘頭鬥智對唱，一問一答，精彩紛呈，高潮疊起。

轉九曲也叫“轉燈”。“九曲”又叫“燈陣、九曲黃河陣”，源於姜子牙破九曲黃河陣的傳説，同時又與黃河的九曲十八彎有關。365根燈盞，橫豎各19行，排成九曲十八彎的方陣。正月十五前後，人們逛九曲燈陣遊百病，希望百病全無。傘頭領唱傳承下來的唱五方、二十八宿的秧歌詞。

3.方言與文化

陜北秧歌有著獨特而豐富的語言文化意蘊。古詞語在秧歌唱詞裏俯拾皆是。如清澗送行秧歌唱詞：“窯又窄來炕又小，起架不夠五尺高，灶火裏沒有把火燒，閃得親戚每沒宬好。”其中的“宬”最早見於《説文解字·宀部》：“宬，屋所容受也。”“每”是唐五代、元代表示複數的助詞。再如彩門秧歌唱詞：“都説貴村女子妙，拽爛袖口扯爛襖。我村後生實在憭，真是穆桂英配個楊宗保。”“妙”指女性長相姣好，見於《廣雅·釋詁一》：“妙，好也。”“憭”義為聰慧、精明。《説文·心部》：“憭，慧也”。段玉裁注：“《方言》：‘愈，或謂之慧，或謂之憭。’”又如彩門秧歌唱詞：“衣裳褿的打擦擦，驢龍頭褲挽圪垯。”“褿”指衣被臟污，見於《集韻·豪韻》：“一曰衣失浣。”

有些唱詞帶有濃郁的方言特色，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如“排門子”時的唱詞：“一圪都都蔥一圪都都蒜，一圪都婆姨一圪都漢，一圪都秧歌滿院轉，一圪都都娃娃攆上看。”圪頭量詞重疊式和比興手法的運用，營造出了鮮明的方言韻味。再如誇女子漂亮：“這個婆姨俊得像個崖畫畫，穿的紅襖綠褂褂，腰上細得一把把，溝子好像南瓜瓜。”“崖畫畫”指墻壁上的貼畫，借指畫中的美人兒；“南瓜瓜”是臨時偶發的重疊詞。短短四句用了四個重疊詞，描繪出陜北女子的風情和韻致。

陜北秧歌中沉澱著久遠的歷史文化。秧歌唱詞涵蓋歷史事件和人物、天文地理、國家大事等。如“打彩門”的二彩，甲唱：“什麼人開天又闢地，什麼人鑽木顯威力，什麼人先宬窯洞裏，什麼人八卦排節氣？”乙答：“盤古開天又闢地，燧人鑽木顯威力，有巢氏先宬窯洞裏，伏羲氏八卦排節氣。”秧歌的扮演角色“毛韃子、老毛、蠻婆、蠻漢”等，與觀眾親密互動，其樂融融，反映了歷史上陜北地區多民族交融的歷史。陜北秧歌是漢族舞蹈，又有少數民族元素，如延川秧歌的有些動作就是從回族舞蹈演變而來的，曲調也與甘肅民間小調有相似之處。

4.傳承與創新

延安時期，尤其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陜北秧歌在兩個方向實現了創新發展。

第一個創新是秧歌劇。20世紀40年代初期，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掀起了新秧歌運動，當時創作的《兄妹開荒》《夫妻識字》《十二把鐮刀》等秧歌劇，在延安和各根據地風靡一時，備受歡迎。秧歌劇將秧歌和傳統戲曲相結合，增加了大量風趣幽默的對白，內容是大生産、識字、抗戰、支前、戒賭、改造流氓等，寓教于樂；曲調則採用眉戶、道情、二人臺、碗碗腔以及陜北民歌加以改編。秧歌劇成為方言口傳文化創新發展的經典。改革開放之初，幾部秧歌劇重新上演，再次引起轟動。2023年2月榆林市新上演的秧歌劇《米脂婆姨綏德漢》，以陜北民間故事為框架，以陜北原生態民歌、秧歌為鏈條，以民間傳統習俗文化為線索，演繹了黃土高原上動人的愛情故事，呈現出濃郁的民族氣派和鮮明的地域風格。這些都展現了民間文藝形式改造創新後的強大生命力。

第二個創新是新秧歌，強化了秧歌的歌舞化和娛樂性，群眾參與度大大提高。比如，新秧歌擯棄了原有的祀神內容，把秧歌變成了群眾性廣場表演藝術乃至健身活動。不僅春節集中演出、比賽，平時在城市的廣場上也可見到扭秧歌的身影。真正實現了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的目標。

秧歌還具有積極的社會功能。“彩門秧歌”是一個村的秧歌隊到其他村去“訪問演出”。經過“打彩門”、主方招待、節目表演等，大大拉近了不同村寨百姓之間的感情。秧歌隊“排門子”走家串戶送祝福，對建立同村鄰里之間的和睦親情關係頗有功用。秧歌隊從傘頭到普通成員，很多是自願、義務的，沒有報酬，也體現了他們的淳樸品德和社會責任感。從這個意義上看，秧歌不僅具有濃厚的文化意蘊，而且是構建和維繫睦鄰友好的村寨關係、鄰里關係，形成良好社會氛圍、實現社會自我治理的有效途徑。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7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