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記創作掀熱潮 個體生命與時代重構引關注

述往思來，向史而新。作為以真實記錄歷史的文類，傳記不僅為中華文明畫像、為時代立傳、記錄人民生活，近年來，更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新時代文化發展傳承的基礎上守正創新，新意不斷。2022年，傳記創作和研究熱點、前沿現象之創新性、多元性、跨學科性均超越了往年。傳記以多年未有的嶄新態勢亮相於人文學科舞臺，不僅引發史學著作和文學作品閱讀新熱，還頻繁引發文史研究新議題，所涉及學科、內容之廣泛性、多元性，討論話題之新穎性、關注度，在傳記閱讀和研究史上都難得一見。

傳記的回歸：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立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必須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好。”黨的二十大提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為中華文明畫像，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立傳，是新時代傳記創作和研究使命所在。《傳記文學》雜誌社在2022年推出了《和光同行——他們與中華文化》《啟此新宇——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傳》《漢字中的中國歷史》等欄目，以傳記方式為中華文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立傳，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敬、可愛的中國形象，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與影響力，從而成為傳記創作和研究領域的新亮點。

近年來，傳記領域為一種文明、一個民族或一座城市、一條江河立傳成為頗為值得關注的現象，如夏堅勇的《大運河傳》、英國傳記作家彼得·阿克羅伊德的《倫敦傳》等，一經出版即收穫多方好評。這些傳記的敘述主體不再是傳統傳記意義上的人物，看似是一種內容的創新，實則是傳記的一種轉向——傳記向自身起源回歸，抑或説是將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人物傳記回歸其最初的含義。從傳記的起源來看，作為一種文體，傳記最初的含義是泛指經書及解説經書的文字，後來指人物傳記，到了現代學科誕生，更是將人物與傳記變成固定組合，專指記述人物生平事跡的文體。司馬遷的《史記》開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傳記，這是學界共識，但忽略了一個現象：司馬遷在《史記》裏記述的傳記並非全是人物傳記，還有《西南夷列傳》等非人物為主體的傳記，説明司馬遷新開創的紀傳體傳記與過去的傳統並未完全脫離，仍部分沿用了其原義。這樣的傳記，符合朱文華在《傳記通論》中對傳記概念作的闡釋：傳記是“對某一事物發展過程的記述，含有變遷史之意”。今天被視作創新現象的城市傳、江河傳，其實是傳記文體回歸了傳統，或者説是與古代傳統再度融合，延伸、拓展了現代傳記以人物為主體的局限性和單一性，使傳記文體的功用和價值擴展、提升到真實記載文明、歷史、文化、城市等與人類自身息息相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無論是對傳記學科，還是對歷史學、人類學、文學等其他學科，都是一種突破以往固有概念的新現象，亟須相關學者給予關注和研究。

傳記史學與傳記的歷史意義

文明互鑒——考察中西古典時代傳記史學觀念異同。在當下史學研究面臨瓶頸的背景下，如何審視人作為歷史主體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界定傳記與史學的關係，當是事關傳記和歷史研究發展方向和成效的大事。陜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王成軍曾在主題為“中西古典時代傳記史學觀念之比較——以司馬遷《史記》與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為例”的講座中，深入分析了中西傳記史學觀念的成因和特徵、共性和差異、內在矛盾和發展趨向，以及對當下歷史學研究和學科建設的意義。王成軍認為，今天歷史面臨的問題仍然存在，歷史學的任務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由於現代社會中人的地位和作用體現得更為突出，因此，當下史學研究面臨的問題則意味著傳記史學必然有大的發展。

人與歷史的互動：探討以人物為中心的微觀傳記史學。為正史上缺乏記載的普通人、小人物作傳，以微觀視角講述被大歷史所遮蔽的小人物、普通人的人生圖景，豐富歷史細節、完善歷史記憶，成為2022年曆史傳記創作與閱讀的一大趨向。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魯西奇的《喜：一個秦吏和他的世界》從秦代基層小吏喜的角度還原和再現他所生活的世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羅新的《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以北魏宮女為視角重勘和再述與之並行的時代。2022年，針對這兩部傳記的閱讀和討論很多，引發了“破圈”效應，將傳記史學的閱讀和研究也推向了新高潮。在此過程中，不僅傳記史學、微觀史、歷史傳記、小人物的歷史成為引領大眾讀者和學界認知史學和傳記研究新動向、新內涵的關鍵詞，而且還引發關於述史方式、寫作策略、研究方法的深入探討。比如，如何在史料匱乏的先天性缺陷下還原小人物的生命史以及他們被遮蔽的歷史；如何探知並呈現無數個小人物平凡又獨特的人生樣貌；如何厘定並闡釋大歷史敘事中“被隱形”的“無歷史的人”與歷史發展進程的內在關係等。這些話題的提出、展開和深研，對傳記研究的啟發有以下幾點：一是打破了傳記文類與歷史書寫之間被宏觀和微觀史觀“二分法”所造成的偏見和壁壘，使傳記敘事與歷史敘事回歸最初二位一體的歷史敘事模式，並以實踐説明瞭現代學術中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二是突破了以往傳記研究單一圍繞個體生命故事展開的局囿，將傳記研究放置在大歷史背景中，突出普通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主體性以及歷史之於個體命運的反觀作用，嘗試研究和呈現普通人及其時代之間相互影響、不可分割的關係。三是反思以偉人為中心的傳統歷史（傳記）觀，即將視點轉向普通人（小人物）並審視其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主體性，還原其生命歷程。這不僅有重要的學科意義，也符合當下大眾社會多數群體的心理需求，體現學術觀照當下的現實意義。四是在文獻史料匱乏的前提下，通過墓誌銘、出土簡牘等稀有史料努力還原普通人的生存實景，不僅為學術研究和歷史（傳記）敘事提供了新材料、新內容、新視角，更以其有限史料所還原的歷史細節與已有的大歷史記錄互為比照、補充，從而推動相關歷史研究趨向實質性發展。

無邊光景一時新。2022年，中國傳記無論是在文本創作，還是在研究闡釋方面，均呈現出超越以往歷史時期的可喜態勢，其中作為一個新的生長點，傳記文類在個體生命與時代關係的建構與重構方面所運用的微觀視角敘事模式，以其跨學科性、創新性，亟須學者給予重點關注和精深研究。“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傳記既是歷史的，又是文學的，但歸根結底是關乎人類自身的研究。不斷認識人類自我，是各學科研究的基礎和最終目的所在，傳記的創作和研究任重道遠，然而是一條帶有人類自身溫度和情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