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新作《書房一世界》之《杯中泥土·老照片·姥姥的花瓶》

馮驥才先生“心居”一景

書房是作家心靈世界的具象化，而任何人的心靈世界中，都有一塊天地屬於親人。馮驥才先生的書房中，就有不少角落，凝結了他與親人的回憶，洋溢著濃濃的親情。

在此選摘馮先生新書《書房一世界》裏有關親情的三篇短文，分享給您。

杯中泥土

在澳大利亞墨爾本一個華人家裏做客，他櫃子上放著兩樣東西引起我的興趣：一隻玻璃杯，裏邊是土；一個玻璃瓶，裏邊是水，瓶蓋用白蠟封著，防止蒸發。我問主人這是什麼。他説他是移居澳洲的台灣人，心懷故土，因帶來家鄉的泥土與河水。我聽了很感動。

有情懷的舉動，總能叫我感動。

壬申年到自己的老家寧波慈城舉辦畫展時，受到家鄉親人真心愛惜，深感於心。特別是父親出生的房子與院落猶然還在，叫我分外欣慰。那時正要給父親遷墳。我忽地想起澳洲那個台灣人的舉動，遂在當地的瓷器店買了兩隻淡茶色的杯子，與同來寧波的兒子馮寬在祖居的菜園中挖了兩杯泥土，帶回津門。一杯在父親遷墳下葬時，擺放在父親骨灰盒邊，以示“入土為安”；另一杯拿到書房裏，先把書架一格的圖書騰出來，再將這杯老家的泥土恭恭敬敬地放上去，如同供奉。

我的生命來自這泥土；有它，我心靈的根須便有了著落。

父子倆在祖居的菜園中挖了兩杯泥土

珍藏在書架上的杯中泥土

老照片

書房中少不了照片，多是拿來時隨手立在書架上的，過後不知什麼原因拿到什麼地方去了。漸漸發現，在書房裏立得住、立得最久的是老照片。老照片與新照片不同，新照片是記錄，老照片是記憶。它已經成了記憶的載體，記憶著某個時期或時代的生活，它後邊有一大片過往的生活與情感。它的內涵往往大於它的本身。

我書房中有大小四張老照片，已經立在那裏至少二十年。

一張是母親的。她今年102歲。她近年一些照片和百歲照都存在我手機的照片庫裏。但立的書架上的卻是她1945年的一張舊照。當時母親28歲，我3歲，年輕母親的清新與美麗都保留在這張照片上。

年輕母親的清新與美麗都保留在這張照片上

再一張是我與妻子同昭相識時她的一張照片。我喜歡，但那時幾次向她要，她都不肯給。

還一張是我和妻子同昭交朋友時拍攝的第一張闔影。時間是1964年，我22歲。攝影師是一位聾啞人。圓圓的腦袋，和氣又聰明。因為他聽不見聲音，用不到府鈴，他便在自家門口裝一個拉繩電燈。燈繩垂在門外，燈泡在屋內；外人來找他，在門外一拉燈繩，裏邊燈亮了，他就來開門——這是他的發明。他的審美力和拍攝技術都上佳。他是我們居住的五大道地區（舊英租界）大家公認的最好的攝影師，他不輕易給人拍照，能請到他拍照是一件榮幸的事。他使用一台老式的十六毫米德國蔡斯牌相機，照片是方形的。拍照那天同昭很高興，特意穿一條紅色有細條紋的連衣裙。這裙子好像她只穿過這一次。但那時沒有彩色照片，紅顏色到了照片上就變成黑色。從這張照片可以感受到我們在一起畫畫和交往那段歲月的無憂無慮。我那天高興中還有點緊張，因為她與我交朋友已經兩年，終於同意與我拍張闔影照了，合影可是一種認可啊。因此，那天不管這位聾啞攝影師怎麼朝我努嘴擠眼，我也笑不出來。

與妻子同昭交朋友時拍攝的第一張闔影

再一張是與兒子馮寬的合影。應該是1978年春天吧，兒子10歲。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父子應是忘年交》，是説做父親的總是把兒子當做兒時聽話的兒子，不知道兒子在不知不覺中已長成獨立的男人，需要你和他重新相處，建立起一個美好的“望年交”的關係。但這張照片，兒子還在兒時，溫順、聽話、需要保護，隨時拉過來就可以抱一抱。我很懷念那個時候。那個時候不會再有了。因此，這照片便一直立在書架上。

姥姥的花瓶

姥姥的花瓶怎樣會到我的手中，不知道了；但只要看到它，就會想到姥姥。

這是一隻陶胎青花梅瓶，普通的民窯，並不高貴。但樸實醇厚，釉質滋潤，底色白純，藍彩鮮亮；瓶上畫著一棵梧桐，樹下一女子與二童子舉花歡舞，畫得很隨意，形象稚拙又生動。瓶底上以刀潦草地刻劃出四個字“成化年制”。不管它是否贗品，也不管瓶底多有磕碰殘缺，由於它是姥姥的遺物，就無比珍貴。

姥姥家在山東濟寧，名傅芷棠，1890年生。1928年隨外祖父戈子良遷至天津。姥姥戴一副細邊圓眼鏡，清癯瘦小，清雅和善，性情柔韌，人很自尊；她好讀書，最愛講三國和東周列國。我所知道關於泰山的許多事，都是姥姥講給我的。姥姥很疼愛我，一次給我手織一頂毛線帽，拿給我時，在樓梯上摔了一跤，那可怕的摔跤聲很響，現在都能想起來，想起來都覺得疼。

姥姥在五十年前就不在了。我手裏只有她這一件遺物。這瓶子就像她本人，永遠親切地立在那裏，它不能缺少。有一次搬家不知塞進哪個紙箱，急得我翻箱倒櫃折騰兩天，也沒有找到。我真感覺世界的一塊地方空了。過幾天，清理衣箱時突然發現它，原來我怕它摔了，裹在了一件厚衣服裏邊。在我驚喜地看到它的一剎那，感覺就像忽然見到了姥姥，我把它抱得緊緊。

姥姥的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