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海龍興寺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地位

作者：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楊曾文

隋代智顗創立的天臺宗，在隋唐佛教宗派中成立最早，不僅繼承以印度龍樹為代表的大乘中觀學説，也直接繼承南北朝時慧文、慧思的思想，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表述形式上，都比印度佛教與中國以往佛教有突出的創新特色。在進入唐代以後，由來華求法的日本學僧最澄傳入日本，以京都比睿山為中心創立日本天臺宗，對日本歷史文化發生深遠影響。

在最澄到浙江天台山求法過程中，曾在台州臨海龍興寺參謁道邃禪師，從受天臺宗教法和重要典籍。因而，臨海龍興寺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也是日本天臺宗祖庭之一。

一、略述隋代智顗創立天臺宗和國清寺

智顗（539－598），字德安，俗姓陳，出家後先後師事法緒、慧曠，學大乘經典，後到光州（在今河南光山縣）大蘇山投到慧思門下，學習《法華經》《般若經》等，修習“法華三昧”等禪法，學修優異，得到慧思的信任。

此後，智顗遵照慧思建議，渡江入南朝陳的國都建康（今南京）傳法八年，以瓦官寺為中心，向信眾宣講《法華經》《大智度論》等，受到陳宣帝和朝中大臣的敬信。在陳太建七年（575）率弟子入天台山（在今浙江省天臺縣）建寺修行和傳教，受到陳朝廷的支援。

隋朝開皇九年（589），晉王楊廣（後即位為煬帝）率兵滅陳，任揚州總管，坐鎮江都（今江蘇揚州），建立佛道二教四道場，將江南著名學僧招致身邊，其中就有智顗。智顗應請為他説法和授菩薩戒，撰寫註釋《維摩詰經》的《凈名義疏》。開皇十六年（596）智顗從江都回到天台山，專心從事傳法和著述，並著手擴建寺院。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已進入西元598），智顗去世，年六十歲。

智顗精研大乘經典《法華經》《般若經》《中論》《大涅槃經》等，著有《摩訶止觀》《法華玄義》和《法華文句》及《四教義》《法華三昧懺儀》《觀心論》《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童蒙止觀》（《小止觀》）、《六妙門》《維摩經文疏》《維摩經略疏》《觀音玄義》《觀音義疏》《金光明經玄義》等，建立以止觀學説為中心，包括五時八教的判教論、論證空假中三諦圓融的中道實相論、“一念三千”、“一心三觀”的觀心論等在內的系統的教義體系。

關於天台山國清寺，據唐翰林學士、湛然弟子梁肅（753-793）所撰《天臺禪林寺碑》，天台山西南有佛隴峰，智顗當年在此修行並建寺。寺原名禪修寺，因在佛隴峰，故也稱佛隴寺。隋朝擴建，改名國清道場，或稱國清寺。在湛然為座主期間，經翰林學士梁肅上奏朝廷，改名禪林寺。

因此，在最澄到天台山時寺名應為禪林寺，座主是湛然的弟子道邃。

二、天臺宗的傳承和道邃禪師 

天臺宗的法脈傳承世系，尊奉印度中觀學者龍樹為高祖，以東魏北齊的慧文、慧思為二祖和三祖，智顗為四祖（實為初祖），弟子章安灌頂（561－632）是五祖，然後的六祖、七祖、八祖分別是法華智威、天臺慧威、左溪玄朗，九祖是荊溪湛然（711－782）。

天臺宗在五祖灌頂之後曾長期不振，至湛然才得以復興。湛然將智顗主要著作詳加註釋，著有《法華經玄義釋簽》《法華文句記》《止觀輔行傳弘決》等，並將華嚴宗的教理——真如緣起或法界緣起思想引入天臺宗。湛然晚年長住天台山國清寺傳法，弟子有蘇州開元寺元浩、天台山國清寺的道邃和行滿等人。

道邃，南宋志磐所撰天臺宗史書《佛祖統紀》卷七稱之為“興道尊者”，將他奉為繼湛然之後的天臺宗第十代祖，稱其弟子廣修為“至行尊者”，奉為第十一代祖。

道邃，在宋讚寧《宋高僧傳》卷二十九和南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七有傳，籍貫不詳，在唐代大歷（766-779）年間到天台山師事荊溪湛然，學識優異，據載“洞悟幽玄，無所凝滯”，受到湛然的稱讚，謂“吾子其能嗣興吾道矣”，對他嗣後振興天臺宗寄予希望，授以所撰詮釋智顗《摩訶止觀》的《止觀輔行傳弘決》等。

日本學僧最澄入唐求法，先後從臨海龍興寺道邃、天台山禪林寺行滿得傳經湛然闡釋和發揮的天臺宗教義思想的。

三、日本最澄入唐求法先在臨海龍興寺從道邃受法

日本學僧最澄（767－822），逝世後謚“傳教大師”，後世尊稱“睿山大師”、“根本大師”等。俗姓三津首，滋賀人。十二歲跟唐僧道旋弟子行表出家，學法相唯識章疏等，二十歲時在奈良東大寺受具足戒。後至京都東北的比睿山結庵建寺修行，讀大乘經典《法華經》《金光明經》和《般若經》等。在回到到奈良時，讀到唐華嚴宗祖法藏的《華嚴五教章》《大乘起信論義記》等抄本，後來又得以抄寫和閱讀原由鑒真和尚帶到日本的天臺宗教典《摩訶止觀》《法華玄義》《法華文句》及《四教義》等，致志研讀並向信眾宣講。

在日本桓武天皇延歷十六年（797）召請最澄為十位“內供奉”法師之一，並勅以近江（今滋賀縣）正稅供應比睿山寺。最澄為深入學習天臺宗教義並得到完備的天臺宗教典，表奏朝廷派留學生、還學生（短期入唐請益學問，隨遣唐使船往返）入唐學習天臺宗並尋求天臺教典。天皇允準，決定派最澄以“入唐請益天臺法華宗還學生”的身份（隨遣唐使往返）隨遣唐使入唐求法，由弟子義真擔當“譯語”（翻譯）伴隨入唐。

日本延歷二十二年，即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四月，最澄與義真隨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從難波乘船入唐，但遇巨風折回。翌年，即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七月，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和留學僧空海等人搭乘四船出發。最澄、義真乘坐第二船，經過50多天至明州鄮縣（今浙江寧波）登岸，然後前往天台山。

當時中國天臺宗正盛行六祖湛然（711－782）深入詮釋智顗的天臺宗教典的著作，重要的有《止觀輔行傳弘決》《法華玄義釋簽》《法華文句記》等。

最澄與義真先到台州府所在地臨海縣（在今浙江），謁見台州刺史陸淳，辦理到天台山求法事宜。此時，恰逢陸淳迎請道邃座主來臨海龍興寺講《摩訶止觀》等天臺宗教義。經陸淳引見，最澄禮請道邃講授天臺宗“一心三觀”等教理，回答關於天臺宗教理的疑難問題，從受贈天臺宗多種教典的抄本。道邃還為他授大乘“三聚凈戒”。

現存《道邃和尚付法文》，是道邃親自寫給最澄作為付法證明的，最後之語是：

開宗示奧，以法傳心，化隔滄海，相見杳然，共持佛惠，同會龍華（按：意為未來彌勒菩薩出世在龍華樹下成道，三度説法度眾時，再共相會）。

最澄為了在回國後向朝廷證明自己確實得到天臺宗正傳，以取得天臺宗在日本立足並傳播的合法依據，特請陸淳書寫從道邃受法的文書證明，稱之為《印記文》。全文曰：

最澄闍梨，形雖異域，性實同源。時稟生知，觸類懸解，遠求天臺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于一心，了殊途于三觀（按：後兩句概述天臺宗“一念三千”、“一心三觀”教理）。親承秘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學徒不能信受，所請當州印記，安可不任為憑。

貞元二十一年（按：805年）二月二十日，朝儀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陸淳之書記。（《台州刺史陸淳之印記文》）

陸淳（？－806），後因避唐憲宗之諱改名陸質，《舊唐書》卷一八九之下有傳，經任信州、台州二州刺史，順宗時官至給事中、太子侍讀，憲宗元和元年（806）逝世，著有《集注春秋》等。最澄在台州從道邃受法之時，陸淳尚未改名，文書中“陸淳之”的“之”字，相當於助詞“的”字。

最澄此後與義真前往唐興縣（原名始豐，現為天臺縣）登上天台山，在佛隴寺（即禪林寺）又跟行滿座主受傳天臺宗教法。行滿還將天臺宗教典82卷相贈，其中有湛然的著作多種，並親書囑咐説：

原得大師（按：指天臺大師智顗）以本念力，慈光遠照。早達鄉關，弘我教門，報我嚴訓，生生世世，佛種不斷，法門眷屬，同一國土，成就菩提，龍華三會，共登初首（按：意為共同覺悟成佛）。（《傳教大師全集》卷五《睿山大師傳》）

詞語間蘊含著對最澄的誠摯情誼和天臺宗在日本傳播的期待。

最澄在台州臨海州龍興寺、天台山等地先後受贈和抄寫佛書、天臺教典共有128部345卷。

最澄在天台山求法期間，還從傳承禪宗牛頭宗的翛然禪師受牛頭禪法，從惟象受密教“大佛頂大曼荼羅法”。唐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最澄與義真離開天台山入境口城市明州（治今浙江寧波））,在等待回國期間前往越州首府（今浙江紹興）參訪龍興寺，從密宗高僧善無畏弟子順曉和尚受密教灌頂（密教傳法儀式）和金剛界、胎藏界兩部曼荼羅，並受贈密教經典、圖像等。順曉應請也寫了《付法書》。

這樣，最澄在唐受傳天臺宗、密宗、禪宗和大乘戒法的所謂“四宗相承”。當年五月，最澄在歸國之際，也特地請明州刺史鄭審則為他寫入唐求法證明，以“執以為憑”。（《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此後，最澄、義真乘坐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的船歸國，共帶回佛教經書章疏、圖像等230部460卷。

日本延歷二十四年（805）七月，最澄上表桓武天皇，將帶回的佛典疏記進奉朝廷。現存《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分別記載最澄從台州和越州搜尋書寫帶回的佛教圖書目錄，其中除有天臺大師智顗的《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及《觀音玄義》《觀音義疏》《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禪門修證》）、《六妙門》《觀心論》《童蒙止觀》（《小止觀》）、《維摩經疏》《維摩經略疏》《四教義》等外，還帶回以往沒有傳入日本的天臺宗九祖湛然的著作。

此外，最澄還帶回《金字妙法蓮華經》《金字金剛般若經》《金字菩薩戒經》《金字觀無量壽經》及密教經典《五佛頂轉輪王經》《大輪金剛陀羅尼經》及《理趣品別譯經》《無量壽如來瑜伽儀軌》等，還有佛像、曼荼羅、念誦供養圖。

桓武天皇敕將最澄帶回的天臺教籍抄寫七份，分送七大寺——奈良的東大寺、興福寺、元興寺、大安寺、藥師寺、西大寺、法隆寺，另抄一份藏于皇宮，敕選原學三論宗、法相宗的學僧研習天臺教籍，又命在京都北部的高雄山寺設置法壇，命學僧道證、修圓、勤操、正等人禮最澄為師，為他們舉行密教港灌頂儀式，並且命石川、檉生二禪師代替桓武天皇受灌頂傳法，跟隨最澄受學天臺宗，以“守護國家，利樂眾生”。（《睿山大師傳》）

桓武天皇延歷二十五年（806）正月，最澄上表，建議除給予原來六宗“年分度者”之外，再增加天臺法華宗，也給予度僧名額。他的表奏得到朝廷的允準，從此以比睿山為天臺宗的傳法中心。最澄于嵯峨天皇弘仁十三年（822）六月四日將後事託付弟子義真，于中道院去世，年五十六歲。翌年，嵯峨天皇賜比睿山寺以“延歷寺”之號。自此，比睿山寺成為官寺，義真為比睿山延歷寺第一代座主。四十四年後，清和天皇貞觀八年（866）追贈最澄以‘傳教大師’的謚號。

最澄主要著作有《天臺法華宗年分學生式》（六條式）、《勸獎天臺宗年分學生式》（八條式）、《法華宗年分度者回小向大式》（四條式）及《依憑天臺集》《照權實鏡》《法華秀句》《守護國界章》《決權實論》《顯戒論》《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等，然而其中以《顯戒論》三卷、《守護國界章》三卷最為有名。

最澄弟子主要有義真、圓澄、光定、圓仁等人。圓仁與義真的弟子圓珍先後入唐求法，對推進日本天臺宗進一步與密教結合，建立所謂“臺密”有很大影響。繼義真之後，圓澄、光定、圓仁、安慧、圓珍先後為比睿山延歷寺第二代至第六代座主。 

四、臨海龍興寺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在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最澄創立的天臺宗和空海從中國密教高僧嗣法後回國創立的真言宗，是當時在社會上和思想文化領域影響最大的佛教宗派，在傳播和發展過程中對日本歷史以及文化其他領域皆發生多方面的深遠影響。

在日本佛教和文化發展史上，天臺宗甚至被稱為“日本文化之母”。在平安後期和鐮倉時代（1192－1333）陸續形成的新佛教宗派中，融通唸佛宗、凈土宗、凈土真宗、日蓮宗的教祖以及從中國傳入的禪宗臨濟宗、曹洞宗的日本教祖，原來都是日本天臺宗的學僧。

如上所述，日本最澄入唐求法，先在台州所轄臨海縣的龍興寺從道邃禪師受法，然後到唐興縣的天台山從行滿等高僧受法，得傳天臺宗的教義和重要教典，回國以後在日本朝廷允準和支援下創立日本天臺宗。因此，不僅現在台州市天臺縣的天台山國清寺是日本天臺宗的祖庭，同屬台州市的臨海縣龍興寺也自然是日本天臺宗的祖庭，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佔有重要地位，也是今後開展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

宗教屬於社會歷史的文化形態之一，其中佛教是當代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古代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發揮過重要作用。日本是中國隔海相望的近鄰，在古代中日交往和文化交流中佛教曾佔據重要地位，發揮過紐帶和橋梁的作用。日本的佛教源自中國，與中國佛教有著親近的血緣關係，兩國佛教界長期以來有著頻繁友好交往的歷史。

當前，我國已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佛教界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正順應時代的發展，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潮流，結合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資訊化的世界形勢，積極聯合日本佛教界各個宗派、組織和友好團體、人士，開展形式多樣的友好交往活動，為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促進中日兩國和人民之間的合作、發展、進步、福祉努力作出貢獻。

筆者希望在當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當中，臨海龍興寺在省市黨政部門的統一領導下，繼承和發揚龍興寺的歷史傳統，發揮積極作用。在這個過程中，能夠融攝當代“一帶一路”所體現的精神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崇高理念，為促進中日兩國和人民之間的友誼、合作和發展，構建世代友好相處的睦鄰關係作出無愧於時代的新貢獻。

（2019年11月13日于北京華威西裏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