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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花漸欲迷人眼——中國古代陶瓷上的“款識”
款識者，就是在陶瓷器物上用刻、劃、印、寫等不同的方法，記載製作器物的時間、地點、製作者的姓名、器物作坊的牌號、監製者的姓氏、定做該器物的顧主姓氏、堂號以及相應的吉祥符號等等，都是“款識”的範疇。如我們在前邊所説過的唐代長沙窯瓷器上就有“鄭家小口天下有名”，宋代磁州窯所製作的瓷枕上刻印的“張家造”，元代卵白釉瓷器上註明的“樞府”、“東衛”、“福祿”等標誌性的文字題刻，都是款識的雛形。
我們知道，歷朝歷代的陶瓷其本身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物體”，但是通過這些“沒有生命的物體”人們卻可以探討、追尋甚至把玩那個時期歷史所反映出來林林總總、點點滴滴的線索和資訊。其中可以反映出關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種種的領域以及它們的發生、發展和變遷，這些“資訊”我們除了從陶瓷本身的不同器型、質地、釉色、繪畫等方面獲取之外，反映在陶瓷身上的文字、符號當然也是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而且，從一件陶瓷的“完整藝術形式”上看，“款識”的出現，已經不僅僅是“資訊的再現”，它完全可以看作是這件陶瓷作品上裝飾藝術的另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時候甚至是其他藝術表現形式所不能替代的，這就是陶瓷研究者們一直以來把“款識”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之根源所在。
説到“款識”一詞，其原本是指發生在古老銅器上鑄刻的相關文字，“款”與“識”也是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款”——指字體凹入者，技法上被稱為陰刻。“識”——指字體凸出者，稱作陽刻。從陶瓷的發展和種類上看，其既有凹者也有凸者，而更多的是書寫或矜印，所以一切表現在陶瓷身上的“文字”，通常都稱作“款識”。
可話又説回來了，今天的陶瓷收藏愛好者們在欣賞某件瓷器的時候，除了看它的造型、釉色、紋飾、製作方法、實用功能之外，總要下意識地把“寶貝”翻過來仔仔細細的觀察、品味一下“底款兒”（當然該器物如果有款識的話），瞇縫著眼睛並搖頭晃腦，似乎看到了諸如有“大明宣德年制”或者“大清乾隆年制”的款識，就覺得心安理得、堅信無疑了。卻不知道這裡邊“學問”大啦，您看到的“款識”沒準就是人家上禮拜剛剛“做”上去的，千萬別使勁兒擦啊！一使勁兒保不齊就擦掉了。所以，這就需要您多少知道些瓷器款識方面的知識，在這兒我先告訴您一個“簡單訣竅”，在陶瓷的仿製上不管造假人的手藝多高超，他也總免不了犯兩種錯誤。一曰“過分”，就是我們常説的“戲演過了”。二曰“欠缺”，就是與古人的做法相去總要有些所差距。所以，在研習古代陶瓷藝術的時候，了解、認識一些款識知識，應該説也是鑒別陶瓷真偽的一個“必備”的常識。
“款識”之風雖很早就出現于遠古陶器或青銅時代，但真正形成並鼎盛起來卻是宋朝以後的事情，尤以明清兩代居多。自打明初出現“永樂年制”這種極為罕見的官窯款識之後，各朝帝王將相的陶瓷款識便層出不窮、樣式繁多，從明朝晚期到整個清朝，除了官窯款識之外還頗為盛行定燒瓷器的私家“堂名款”，所以我在這裡用了“亂花漸欲迷人眼”這麼一句有點誇張的話，來形容古代陶瓷製品上出現的款識現象。綜觀歷代陶瓷的款識，大致可分為如下幾種：“陶工款”、“官窯款”、“堂齋款”、“器用款”、“詩文款”、“吉祥語款”、“花押款”、“後加款”等等。
陶工款：中國古代的陶瓷器皿一般多屬於日用之生活用品，部分可列為藝術品的範疇，但就其製作工藝和所謂“身份”來講，與傳統的書法、繪畫相比可見其製作者名號的確實少之又少，我們現在能見到的只有個別老窯上的單個姓氏，如“王”、“張”、“李”等，複雜一點的如前所注“張家造”、“裴家花枕”，明代德化白瓷人物瓷雕上的“何朝宗”、“林朝景”等字樣。較有價值的是一些瓷器不僅註明了製作者的名姓，還寫明瞭時間、供奉用途及所供奉的地點、神位等，典型者如燒成于元代至正十一年的“青花雲龍象耳瓶”上的銘文，然而千百年來大部分陶瓷工匠們的付出和創造，卻在歷史的長河中成為了“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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