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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窯款：一般是以書法的形式寫于器物的底部或中心，宋代的個別耀州窯瓷器上曾有“大觀”（宋徽宗年號，1107——1110）和“政和”（宋徽宗年號，1111——1117）印款，但較為規範的使用和對年代清晰地註明乃是始於明代，且一直延續到清末。從明初開始分別有：“洪武年造”、“永樂年制”（此兩種年款極為少見）、“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大明天順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弘治年制”、“大明弘治年制”、“正德年制”、“大明正德年制”、“嘉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隆慶年制”、“萬曆年制”、“大明萬曆年制”、“天啟年制”、“大明天啟年制”、“大明天啟年造”、“大明崇禎年制”、“順治年制”、“大清順治年制”、“康熙年制”、“康熙禦制”、“大清康熙年制”、“雍正年制”、“雍正禦制”、“大清雍正年制”、“乾隆年制”、“大清乾隆年制”、“大清乾隆倣古”、“嘉慶年制”、“大清嘉慶年制”、“大清道光年制”、“咸豐年制”、“大清咸豐年制”、“同治年制”、“大清同治年制”、“大清光緒年制”、“大清宣統年制”。在這些所謂官窯瓷器的記念款識上，雖然年代和字數多有不同，但字體本身的變化並不大，以楷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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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齋款：堂齋款又被統稱為“堂款兒”，盛行于清代。中國的古代文人墨客歷來有喜好自己的書房或齋號者，於是就沿用到了陶瓷之上，以為風雅。在官窯瓷器中有“慎德堂”、“儲秀宮制”、“體和殿制”、“居仁堂制”等等，民間更是有以“堂”、“齋”、“居”、“軒”、“閣”、“樓”、“廬”、“山房”、“書屋”等冠名，不一而足。
詩文款：我國的古代陶瓷文化藝術，從史前的彩陶以流暢的線條裝飾開始，一直到較為完美的人物、動物及山水繪畫，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和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以詩文書法作為裝飾者，可謂一種新穎的藝術風格，且非常具有時代特徵。典型的是唐代長沙窯器物上的詩詞警句和後來磁州窯枕頭上的“大塊文章”。這些燒刻在陶瓷上的文字既可以作為獨立的花紋裝飾，也可以作為器物造型的某種陪襯，使得那時侯的人們在使用這些日用産品的同時，可以領會詩詞警句的教誨，欣賞書法繪畫的美意，真可謂“雙重享受”，看來古人真的比我們會生活。
另外，在所謂“齋堂款”中還有一些是讚美瓷器本身的，尤其是青代的康熙至乾隆時期，王侯商賈以及文人墨客，總喜歡把精美的瓷器比作“玉器”，於是在定燒的瓷器中便借“玉”的美觀對瓷器極具讚美之詞，如瓷器上出現的“碧玉連城”、“昆山稷玉”、“奇石寶鼎之珍”等等，令人對這些陶瓷美器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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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語款：中華民族歷來是非常講究禮儀的國家和民族，從傳統文化中我們不難看出，無論在任何場合、任何情境裏，人們總是力求做到不逾越“禮制”且保持著雅儒而又嚴謹的風範。反映在陶瓷款識上，我們似乎更能看到受佛、儒、道思想影響的痕跡，這就是瓷器款識中的“吉祥話”，可以説它是陶瓷器物上比較活潑的“調節劑”，歷來為陶瓷研究和收藏者所鍾愛。
舊時民間有一個風俗，于年節喜慶之時如果嬉鬧的兒童不當心打碎了一件瓷器的時候，長輩一般不作過多的嗔斥，往往附和一句：“不打緊的——歲歲（碎碎）平安！”即便心裏邊很是惱怒也只能如此了，因為這可能是人們公認的“逢凶化吉”的“解釋”。於是，據説有人在年節送禮時就專門挑選那些帶有“開片”的瓷器送到朋友或親戚的府上，以示不等孩子們“失手”我這兒就先給您個“碎碎平安”了，聽來頗有些喜劇色彩。這無疑也是人間崇尚的“吉祥寓意”而賦予陶瓷的一種“特殊”使命。
當然，人們更多的時候是希望在完整的瓷器上反映出“吉祥”的寓意，這就是所謂“吉祥款識”的出現。另外從古代人們的生活狀況來看，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這個時期人們對生命、健康、財富以及家境的殷實都有著一種不可名狀的期待，於是明清以來陶瓷器物上普遍出現諸如“長命富貴”、“富貴攸同”、“金玉滿堂”、“壽比南山”、“福祿壽禧”、“狀元及第”等等。至於清朝末年的嫁粧瓶子上，更使直接地大字書寫著“喜”，這些都可以看作是我國民間社會民情風俗、生活習慣、趨吉避兇、驅惡楊善等宗教思想的具體表現。所以，這些賦有吉祥寓意的各類款識，當它完美而有恰當地表現在一件瓷器的某個重要位置的時候，難道它不是給了人們一種具有著“特別”意義的愉快和親切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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