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官窯 “官窯”一詞，在中國古代的陶瓷歷史上應該有著兩種解釋：一為歷朝歷代專門為皇家燒制的御用瓷器，此為泛指。一為北宋和南宋時期的“兩宋官窯”，是為特指。 宋代官窯為宋“五大名窯”之一，又分“北宋官窯”與“南宋官窯”。其“北宋官窯”也叫“汴梁官窯”，據説是創燒于北宋的宣和至政和年間（西元1111——1125年），史書《負暄雜錄》中所雲：“宣、政間，京師自製燒造，名曰官窯。”這是對北宋官窯的最早記載。算來這窯口也就是有個十幾年的燒造，但其産品十分的美觀，做工細膩，胎和釉都“纖薄似紙”，因此存世之珍品實在是鳳毛麟角。且北宋官窯的窯址時至今日還尚未被發現，大部分的專家學者認為是由於歷史上黃河數次的氾濫、改道，該窯址與古老的汴梁城一起，或已沉睡于“大河之底”了。 然而人們特別是宋代的上層社會，長期以來對“青瓷”似乎有著一種不可或缺的迷戀和追求，即便到了“偏安一隅”的境地，也要透過這陶瓷發出的幽光，去延續昔日浮華的夢境。於是我們沒有在這個時期看到“國破山河在”的悲壯，卻領略了“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自我陶醉。毫無疑問，這與青瓷在“南遷”後能夠繼續燒造有著直接關係，於是就有了“南宋官窯”。 所謂“南宋官窯”是由高宗趙構為避戰亂南遷臨安（今杭州）繼燒的“官窯”，當時任命了舊臣邵成章為“總督造官”，此人也甚是精明能幹，且深諳帝王心思。於是在他的“勤奮工作”以及後來者的“敬業”下，南宋長達一百四十多年的時間裏竟基本沒有斷燒。其又分為“修內司”與“郊壇（南宋祭祀天地之壇廟）下”兩種。據葉寊所撰寫的《坦齋筆衡》一書中載：“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范，極其精緻，油（釉）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 那麼，南宋官窯到底是怎麼恢復燒造的？于何時開窯又于何時廢止？史書上似無“記載”。在此，我們可以大致的“推斷”一下：您瞧啊，當年那個“身無分文”的“丐幫幫主”宋高宗皇帝倉皇的從舊都汴梁逃往江南，于江南父老兄弟們的“關照”下不久在臨安建立宮殿是為皇城之所在，大有東方不亮西方亮的“英雄氣概”。經過了一段時間的“休整”，尤其是與女真金國達成了“和平友好條約”後，贏得了暫時的消停。於是，高宗皇帝于紹興十三年的時候，就又開始“牛X”上了，是年他以天子之身份在皇城南面嘉會門外約四公里的地方設立郊壇“祀天拜地”，進行大規模的郊祭活動，據記載，此時所用的九千二百零五件祭器，皆為青瓷産品，可見在高宗紹興十三年之前，南宋的官窯青瓷就已經“開練”了，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郊壇下”一詞的由來吧。 至於南宋官窯是什麼時候廢止的？似乎就更説不出“具體時間”。反正在蒙古人滅掉金國以後，大舉驅兵南下，在南宋恭帝的德祐二年（西元1276年）攻陷南宋國都臨安，恭帝及太子被元軍俘獲，歷史上把這一年劃作是南宋滅忙的“界線”，但好象不是最後的“句號”。恭帝被俘後，仍有皇室人員“繼承大統”，繼續向南逃亡且茍延殘喘，最後是在元軍的逼迫下，七歲的幼帝在他的那個幾乎無人知曉的年號——“祥興二年”與皇族們一起投海自盡，是為南宋之徹底滅亡。那麼，南宋官窯瓷器的廢止，應該在恭帝的德祐二年以前。試想，遺老遺少們于逃亡之路上是沒心思燒瓷器的。然而，南宋官窯從高宗的“渡江中興”到恭帝的被俘國滅，前後一百四十多年矣，比僅有十幾年燒造歷史的北宋官窯，應該説已經有了很強的生命力。 另外，《坦齋筆蘅》的作者葉寊是南宋人士，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確的指出：俟所謂“渡江中興”之時，這種青白色的陶瓷美器就已經是“為世所珍”了，而此“世”非是“後世”乃為“當世”也。同時他還告訴了我們，在官窯的燒造歷史上，是先有“修內司”，再有“郊壇下”，南宋時期的確有這個並存著的“姐妹窯”。如今這兩個南宋官窯的窯址分別在浙江杭州的鳳凰嶺（南宋“修內司官窯”窯址）和烏龜山（南宋“郊壇下官窯”窯址）被發現。 南宋之官窯與北宋不同者在於胎薄釉厚，更加的晶瑩潤澤，色如美玉。在一層被稱作是“聚沫攢珠”般的氣泡中，美倫美奐地將陶瓷晶瑩的釉色之美與人類的靈性之光發揮得淋漓盡致。 我敢説，今天的人們無論是“好古者”還是“國寶大師”，都無法用現有的知識真正地解讀出其中的“奧妙”。所以我們才不無惆悵地稱之為“千古絕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