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後，畢加索説：“我沒有真正的朋友，我只有戀人。”然而，他與這個吉卜賽少年的友情在肉體和精神上都是真摯的。畢加索愛戀著這個少年和他的世界。為了紀念這段愛情，畢加索在繪畫中畫風景、牧童、動物和勞作中的農人。帕羅·法布裏給畢加索寫的傳記中寫道：“畢加索筆下的世外桃源是可遇不可求的，後來再也沒有出現過… …對畢加索大半生甚至一輩子而言，霍爾塔村莊是他的‘失樂園’。” 畢加索和那吉卜賽少年仿佛置身極樂。對於畢加索這個城市少年而言，吉卜賽少年象徵著無拘無束，象徵著高深莫測的仙境。他倆以一種古老的儀式來加深彼此的友情：用吉卜賽少年隨身攜帶的小刀割腕，使兩人的鮮血融在一起。然而這樣的世外桃源卻面臨著塵世的危險。吉卜賽少年比畢加索先意識到這個危險，他採取了一種慘痛決絕的方式：拔出刀來長嘆道：“我實在太愛你了。我得離開你。否則我只能殺了你，因為我們彼此不同。”這種情感就像很久很久以前，普特洛克勒斯對阿喀琉斯那樣悲涼無奈。 畢加索不是吉卜賽人，他們彼此並不相同。吉卜賽少年知道畢加索並不能長久地過著他這種生活。吉卜賽少年的愛依然那麼深沉，卻沉重到不可承受。一天晚上，他終於不辭而別，這讓畢加索傷心不已，同時也陷入了深深的迷惘。霍爾塔的一切都是虛無。畢加索孤身一人又回到了巴塞羅那，回到了遠離吉卜賽少年的紅塵中，就好像是踏上了征途的阿喀琉斯。1932年一位西班牙詩人如是説：“在這吉卜賽的藝術世界裏，畢加索是最地道的吉卜賽人。”畢加索心底對這個説法是非常的歡喜。他和吉卜賽少年的相遇成為他一生中的轉捩點。這個中規中矩的平常人家的孩子，突然發現自己的叛逆是對的，他骨子裏就有吉卜賽的天性。 1899年2月底，畢加索回到了巴塞羅那。他的情緒沮喪、悲觀，這倒與當時“霍爾塔之外的塵世”的氣氛很搭調。去年12月間，《巴黎和約》（Treaty of Paris）宣告了古巴獨立，馬尼拉（Manila）陷落在美國人手中，宣告了西班牙帝國時代的終結。巴塞羅那的大街小巷到處是缺胳膊斷腿的傷兵殘員在四處乞討。同時作家和藝術家們也聯合起來主張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他們反對“奄奄一息的社會和自取滅亡的政府領導”，自稱是“98一代”。畢加索剛剛從霍爾塔那熱烈歡快的生活中走出來，便看見四處皆是滿目瘡痍：毀滅中的死亡，奄奄一息的世紀末，士兵們骷髏般的臉孔上寫著的死亡，黑壓壓的一片哀鴻遍野。 死亡也漫透了他的作品。這是畢加索的黑色時期，作品中充滿了奄奄一息的人物、淒涼的自畫像、陰沉的臉孔沒入黑暗之中。《死神之吻》（The Kiss of Death），《死神的哭泣》（The Cry of Death），《兩個苦惱人》（Two Agonies）、《露意莎墓前》（Before Luisa’s Tomb）、《牧師看望瀕死者》（Priest Visiting a Dying Man），《死神降臨》（Presence of Death）——這些無不瀰漫著死亡的氣息。他在若干幅《兒童床邊祈禱的婦人們》（Women Praying at a Child’s Bedside）裏，畫出了記憶裏妹妹康契塔去世時，母親在她床邊祈禱的情景。 這段時期也是畢加索公開反叛父親的時期。他不顧父親的苦苦哀求，堅決不肯重返巴塞羅那美術學院。他在畫家聖地亞哥·卡多納（Santiago Cardona）的小畫室裏，開始自謀生路。畫室隔壁就是一家女性內衣店。閒暇之餘，畢加索也樂於上這家內衣店來閒逛。當時在馬德里擔任繪畫評審的荷西給妻子寫信道：“聽説畢加索在工作，這真讓我高興… …我把他的畫拿給旁人（安東尼奧）看，畫得還不錯。不過安東尼奧説畢加索去年一整年無所事事。不過這已經都過去了。”不論畢加索如何一次又一次地不聽話，一次又一次地讓人失望，荷西仍然把兒子看成生活的惟一。 畢加索離開家好幾個禮拜，搬到羅斯塔所在的那家妓院裏。這是他一個里程碑式的叛逆行為。這一帶的妓院藏污納垢，不僅色情，而且還臟得要命。可以想當然，那裏沒有電，也沒有自來水，空氣中混合著一股垃圾、尿、精液和汗的氣味。窗簾又破又舊，床單污穢不堪。鏡子早已沒有了光澤，墻上貼著淫穢的春宮畫。畢加索暫時把這裡當作自己的棲身之處。畢加索在紙上寫下他的感觸：“這就是你自己喜歡的！不走尋常路！”他個性中的獨立、慾望強烈、精力充沛這幾要素在這個時期已經臻于成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