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的堂弟曼紐埃爾·布拉斯（Manuel Blasco）説：“他具有武士般的心性，白天戰鬥，晚上偷情。”1965年11月，畢加索被秘密送往紐伊裏（Neuilly）的美國醫院，進行膽囊和前列腺的手術。從此，他的生活中就只剩下戰鬥了。對這名武士而言，男人的性功能就像是挂在胸前的榮譽勳章，所以，性生活的終結無異於一場可怕的災難。事實上，這次手術似乎也為他白天的戰鬥畫上了句號。從手術結束到1966年12月的這段時間裏，除了素描和銅版畫，他沒有創作出一幅油畫。[圖966][圖967]這是他離開戰場時間最長的一次。他對多明戈説：“當一個男人知道怎樣做一件事卻不再去做它的時候，他就已經不再是個男子漢了。”他力勸多明戈永遠都不要離開鬥牛場。至於他自己，他知道他能在人生舞臺上表演的時日已經不多了。 畢加索説：“在巴黎動手術的時候，他們在我的身上戳了個大口子，那看起來實在是太可怕了。那道傷疤就像是鬥牛士們在鬥牛場上出現意外而留下的一樣。不同的是，鬥牛士們年輕，癒合得更快也更好。”有時，他又會説：“他們就像殺雞一樣將我開膛破肚。”每一次的比喻都不相同，但是這次手術對畢加索造成的打擊卻永遠留了下來。原本那完美得不可思議的整一性被打破了，他感到自己正飽受“厄運”的侵擾，而且這種感覺來得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加強烈。對外界封鎖手術的消息，不僅是保護他的隱私權，也是在保護他自己。當他和雅克琳登上夜班車前往美國醫院的時候，一切都被隱藏在嚴密的偽裝之下。或許，他認為這樣做不僅愚弄了整個新聞界，甚至就連老天爺也被他玩弄了。他們上車的地點不是戛納，而是聖拉菲爾（Saint-Raphael）火車站；為他動手術的埃普醫生（Dr. Hepp）也只知道接受手術的是一位魯茲先生。 他曾經讓死亡對他望而卻步，但卻始終擺脫不了人終有一死的宿命。為此，他不得不戒掉了高盧牌香煙，這可是他一生中最忠實的伴侶；每況愈下的視力也使他那原本富有磁性的目光從此便不得不隱藏在眼鏡之後；耳聾的加重讓他又多了一條與世隔絕的理由；而手術留下的那道深深的傷疤——這道傷疤一旦曝光，他便立刻挑釁似的在那些為數不多的幾個獲得批准前來探望他的人面前展示它——常常會令他想起一些已經再也無法挽回的東西，讓他感到十分痛苦。畢加索對布拉薩伊説：“儘管我很清楚我們都已經戒煙了，可是只要見到你，我就會不由自主地把手伸進口袋，想給你拿煙抽。年齡迫使我們戒煙，可是那種慾望是無法消除的！做愛也是一樣。雖然我們不再做愛，但是做愛的慾望依然存在！” 慾望與挫折，憤怒與自我分裂導致的絕望，全都一古腦兒涌現到他的作品裏。剛剛從“大口子”中恢復過來的他馬上又開始作畫了。這一次，作品的主題變成了性：性行為，性期待以及他對過往性事的回顧。來自德維聖母院的消息稱，他已經完全恢復正常了——當然，是他那種異於常人的正常。就像他一直謊稱自己是個一流的游泳能手一樣，現在，他又竭力假裝根本沒有受到任何來自年齡的影響。一個名叫羅伯托?奧特柔（Roberto Otero）的鬥牛迷在成功穿越了重重阻礙，進入德維聖母院後説：“其實，他只會在岸邊漂著，玩玩水，不過，他裝得倒挺像。從遠處看，根本看不出他游泳技術的真假。”而他假裝仍然年輕得像“清晨的露水般活力四射”的偽裝更是逼真——對那些願意相信這一假像的人們而言——從而創造了一個神話：他是一個永葆青春的天才。1966年8月15日，奧特柔在他的日記裏寫道：“畢加索的手術九個月後，他康復的速度之快，就連醫生們都感到驚訝。”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允許探望的特權蒙蔽了雙眼。西塞爾?比頓（Cecil Beaton）就是其中之一。比頓寫道：“説起來真讓人傷心，畢加索老了，衰老令他形容枯槁。他的眼裏總是蒙著一層淡淡的憂鬱。原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被遮住了；從前，那雙眸子總是黑亮黑亮的，可是現在似乎已經變成了淡褐色。”
他失去的——已經全都反映在了他的眼睛裏——正是快樂的能力。畢加索曾經説：“最後，一切都將返璞歸真。除了腹中光芒萬丈的太陽，其餘的什麼都不是。”現在，他對皮儂説：“有朝一日，等你老了，不再有力量的時候，你就會明白這一切了。”步入老年之後，這是他與真實面目最親密的一次接觸。他承認，自己腹中的太陽早已今非昔比，所剩的也已是寥寥無幾。馬爾霍（Malraux）在談到畢加索佝僂著身軀，坐在畫布前，面對死亡作畫時，曾經這樣寫道：“哪怕是畫畫，當你面對另一個世界作畫時，即使什麼都沒畫，那情景也完全不同於面對現實世界作畫。” 馬爾霍任文化部部長時，一場為慶祝畢加索85歲大壽而舉辦的作品回顧展正處於醞釀之中。可是，這位有高盧人血統的部長卻並不喜歡接近這位共産黨畫家。有人看出他們正互相猜忌，便説：“問題在於他們都認為在永恒面前自己是平等的。”當有人催促馬爾霍去德維聖母院探訪畢加索時，馬爾霍説：“你瘋啦，他會讓我在門口等著，並傳出話來説很快就會有人來開門。結果，我就在他家門口傻等好幾個鐘頭，而他們早就暗中將這一消息報告給《人道主義報》了。”最後，讓·雷瑪裏（Jean Leymarie）承擔了組辦展覽會的重任。剩下的工作就是説服畢加索接受這項榮譽了。雅克琳回憶説：“那天晚上，我們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畢加索總是工作到很晚；之後，我們便一起到廚房裏吃了點東西。他通常都是在吃飯的時候作決定。我和他談了有關展覽的事情，可他不同意。一個小時之後，臨睡之前，他説：‘如果你真想辦，那就辦吧，但是一切都與我無關。’接著，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個星期。”當然，等到展覽會真要舉行的時候，他又會情不自禁地把一切都攬上身。他甚至還警告雷瑪裏説：“你要是不認識我，情況可能還會好一點。你肯定會遇到大麻煩的。” 1966年10月初，雷瑪裏來到德維聖母院進行工作訪問，之後便去巴黎了。這時，有人意識到他去德維聖母院時忘記測量那些要送到格蘭宮（Grand Palais）展出的油畫大小了。奧特柔回憶道：“人們來回奔走，雅克琳，露易絲·雷裏斯以及展覽館的主任莫裏斯·亞多紛紛跑來跑去，忙著彌補雷瑪裏工作上的疏忽。大家這才意識到，他成了激情的受害者。” 第二天晚餐時，飯桌上笑聲連連，席間自然少不了對畢加索的恭維奉承。大家都説要確切評估即將送往巴黎的那些作品的價值純屬徒勞：“因為那只會使法國政府破産”。 奧特柔説：“不管怎麼樣，既然我們採取了與作品價值相當的保險措施，肯定就不會有什麼大問題。警察將會把滿載作品的卡車從穆更一直護送到格蘭宮，而動用的警力足以應付銀行的劫匪。護送途中，警察中心還會一直用無線電追蹤運送隊伍。可即使這樣，人們似乎還是不夠放心，於是，一位文化部的官員將會同盧浮宮的搬運專家一起坐在卡車裏隨行。畢加索好奇地聽著人們的談話，臉上露出一種孩子般得意的神情。他似乎接受了人們的崇拜，決心親自發動一場海上的風暴。” 滿載著油畫和雕塑的卡車終於向巴黎挺進了。那天早晨，畢加索站在臥室的涼臺上，目送著卡車離去。恍恍惚惚中，他忽然想起了《抱山羊的男人》，嘟囔著，不知道它究竟怎麼樣了。他又突然醒悟過來：“我真是個傻瓜，他們剛才已經把它搬走了……我這樣做無異於同一個丈夫剛剛下葬的寡婦談論她的丈夫。可糟糕的是，我會思念那個男人和他手裏的山羊的。我已經習慣了站在一樓的畫室裏向它撒尿了。” 11月26日，馬爾霍為展覽舉行了開幕典禮。畢加索的油畫和雕塑將分別在大、小兩個展廳裏展出。直到這時，馬爾霍才意識到，他從一開始就已經認同了這個展覽。他在提到《畢加索的假面》時，曾把它稱作“我于1966年舉辦的回顧展”。近百萬人參觀了這次展出，因此，回想起來，雖然他當初曾拒絕承辦該展覽，但現在也不得不承認這次展覽的確意義重大。“畢加索對本世紀的貢獻就像米開朗琪羅對他那個時代的貢獻一樣偉大，”承辦這次展覽的讓?雷瑪裏在展覽會目錄的序言中説：“毫無疑問，我們對他的認識和理解依然相當膚淺。畢——加——索，這三個字一直迴響在這個世紀的上空。而今，這顆巨星的魔力依舊不減當年，這的確令世人稱奇。”在一次宣傳此次展覽的專題廣播中，一位牧師宣稱：“如果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尚未被譜寫，畢加索的作品就是我們時代的最好寫證。”他用這種方式來表達對畢加索的崇拜。
“您會去嗎？所有的報紙都説您會去，”展覽期間，帕羅·法布裏在去德維聖母院拜訪畢加索時問他。“哦，真的嗎？那，我當然不會去啦。”在談到畢加索時，佈雷頓曾説他“極力地逃避現實，並且把與人對著幹的精神發展到了臻于極致的境界。”事實上，他在這兩方面都相當有造詣，簡直是不相上下。展覽會開幕的當天，他只要一想到許多畫家會放下畫筆，爭先恐後地跑去看他的展覽，就樂不可支。仔細思考之後，他又想，這次展覽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讓這個展覽會辦起來。正如你們知道的，我是最反對辦展覽會，搞個人崇拜的了。這樣對誰都沒有好處。畫畫，展覽——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啊？” 後來，這個問題就成了畢加索最後幾年裏的生活核心。他覺得自己越來越像那個受罰的西西弗 （Sisyphus），不得不推著巨石上山，可就在他快要到達山頂的時候，巨石便會滾回到原處，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畢加索説：“最糟糕的是，這項工作永無完結之日。你永遠都不能説，‘我做得還不錯，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你只要一停下來，就意味著又得重新開始。你可以把一幅畫丟在一邊，並且説我再也不會碰它了，可是，你卻永遠都畫不出‘結束’。” 為了對抗這種碌碌無為的思想，他只能愈加拼命地工作。他畫畫的速度越來越快，畫的畫也越來越瘋狂，越來越粗糙。1966年，他的肝炎病還沒有完全恢復的時候，他就又開始作畫了。這時，士兵突然闖進他的作品裏——十七世紀的士兵。他稱她們為劍客。在閒暇的那段時間裏，他花了大量的時間研究倫勃朗，這些士兵就是在那時跑進他腦海裏的。雅克琳説：“當他作畫一切都順利的時候，他便會從畫室裏跑下來，一邊跑，一邊説，‘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有人説：“你可能會認為，他要在有生之年再多畫幾百幅作品。”他總是抱怨沒有足夠的空間讓他作畫：“這個房子裏到處都是畫，這裡是畫，那裏也是畫。它們繁殖的速度就像老鼠一樣，太快了！”於是，他就把陽臺封閉起來，改造成了一間畫室。澤爾沃仍然定期來為他的作品拍照——各種油畫、素描以及銅版畫。他説：“這項工作就像是看電影，或者説是看鬥牛。”雅克琳和其他的人似乎都相信畫得越多，畫家就越偉大。 可是，他自己是怎麼想的呢？“時間過去的越多，”帕梅林説：“他就越關心自己的作品，而且對他最終能不能畫出他的夢想之畫——那幅讓他夢寐以求了一輩子的畫——就越上心。”奧特柔後來説：“畢加索以一天兩幅的速度不斷地畫畫。”然而，數量、速度、創造力，乃至巨大的畫幅以及所有衡量其成就的準繩都不能幫助他畫出那幅夢寐以求的作品。他自己也深知這一點。也許，他認為畫得越多，能達成夢想的機會也就越大。對他而言，白色的畫布現在變成了使他蒙羞的罪魁禍首。有一次，一群安達露西亞人（Andalusians）從馬拉加（Malaga）趕來探望他，卻被他拒絕了。事後，他説：“我能做什麼呢？我是很想見他們——可是怎麼見呢？你知道，兩個月前，雅克琳從一家即將倒閉的美術商店裏買回六十張畫布。可現在還有11塊是空白的，上面什麼都沒畫！” 他如饑似渴地吞噬著雅克琳提供給他的畫布，卻依然腹中空空，饑餓難耐。工作成了滿足他慾望的惟一方式。他就像個失去理智的癮君子，越是不滿意，就越要從頭開始，對自己的要求也就越高。畢加索説：“我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工作，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絕不會放下畫筆。只有工作才能讓我感到放鬆愜意；無所事事或是招待客人反而會讓我疲倦不堪。”薩特曾經説過“他人即地獄”，而畢加索對朋友的理解是：“人們的出現讓我痛苦，他們的消失才會讓我感到輕鬆。”後來，他又説：“從記事開始，我就討厭把時間浪費在別人身上。現在也一樣。” 工作逐漸佔據了他的全部身心，其他的一切都變得無足輕重。與此同時，他也好像離人性和他的夢想之畫越來越遠。他甚至試圖想把這幅畫用文字描繪出來：“這是一幅不受任何約束束縛，完全用現實來完成的圖畫。……它與相片截然相反……這幅畫囊括了某一位特殊女性的所有特點，可是你卻無法從中發現任何她的蛛絲馬跡。”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中，畢加索只能用文字來表達那些他試圖從畫中捕捉的看不見的東西。
他還不斷地受到來自噩夢的滋擾，總是夢到形形色色的小偷。畢加索説：“我夢見小偷們搶走了我的一些東西。我不知道那些是什麼東西，可是我知道我總是大叫著——‘抓小偷！’‘抓小偷！’——然後，就會從夢中驚醒。有時，我會在夜裏醒來。我用盡一切辦法想重新睡著，可腦子裏卻總是盤踞著成千上萬件事情，讓我根本無法入睡。在那種情況下，我會叫醒雅克琳，讓她把那幅畫拿來。只要我一見到它，就又會開始想別的事情。有時，我們會找不到它。那簡直太可怕了。那時，我就又會懷疑是不是上次來看畫的人把它偷走了？上次，我明明記得它就在那間屋子裏的。兩個月後，那幅畫又突然從別的地方冒了出來。於是，我馬上斷定肯定是卡恩威勒，或皮儂……把它偷了去。”這就他的那些關於強盜，以及朋友變成小偷的噩夢。無論是在夢裏，還是清醒時，畢加索都逃不過恐懼和懷疑的糾纏。 1967年春天，他的那些可怕的幻想變成了現實；他被人從一間位於大奧古斯大帝大街上的畫室裏給趕了出來。這實在太令人難以置信了。一個剛剛舉辦過二十世紀最恢宏的回顧展，被人授予殊榮的畫家竟然會被自己的畫室拒之門外，而那間畫室裏還挂滿了他的畫。要知道，那次回顧展的觀眾達到了百萬之多，可謂是盛況空前。可是，這場展覽的主人卻因為“無使用權”而被人從自己的畫室裏給趕了出來。為了不讓這種事情發生，畢加索請來了所有有權勢的朋友，他甚至還得到了來自文化部長本人的保證。但是，最終大獲全勝的卻是官僚制度、法律以及他的噩夢。 為畢加索的作品編制目錄以及搬遷的任務落在了伊內絲和她的兒子身上。搬運過程中，他們就睡在畫室裏，四週全都是畢加索的畫。一切都結束之後。有人問畢加索：“這次搬遷，你覺不覺得自己虧欠了伊內絲很多？”畢加索回答説：“我欠她的又豈止是這次搬遷。 這一輩子，我欠她的實在是太多了。”四年之後，當初被人從畫室裏趕出來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如同噩夢一般在畢加索的腦海裏盤旋著，揮之不去。1971年的一天，布拉薩伊到德維聖母院來看他，畢加索問他：“你聽説了嗎？那個位於大奧古斯大帝大街上的畫室已經不再屬於我了。他們把它從我這兒搶走了。愚蠢的我竟然失去了它！” “他説這話時，”布拉薩伊寫道。“就好像在宣佈一個我們認識並且喜愛的人的死訊一樣悲痛不堪。” “這令人很難過，不是嗎？”畢加索反覆地説道。“對我而言，這可是個不小的損失。……我在巴黎待了半個世紀，可是現在，那些印記全都被抹煞掉了，再也找不回來了。” 受到畢加索悲傷情緒的感染，布拉薩伊給《費加羅報》寫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説，這“就像以伊麗莎白女王曾經在巴摩拉（Balmoral）或溫莎逗留為藉口，將她趕出白金漢宮。” 儘管十二年來，畢加索從未踏足過那間老畫室，可是一旦失去，他仍然久久不能釋懷，那份悲痛的感情遠遠勝過對任何一位老朋友的懷念。他希望能通過緬懷過去來宣泄自己的感情，往昔的回憶和曾經待過的地方就是他感情的歸宿，所以他更需要的是過去，是那些老地方，而不是老朋友。當他緬懷在大奧古斯大帝大街生活的那段日子時，他曾説：“一個人想要做的事情遠比他已經做過的事情更為有趣。”他瘋狂地敦促自己像以前那樣繼續畫下去，但是這種迫切的願望並不是源自激情，而是源於他的無能。 1968年2月，薩巴特逝世。老朋友的辭世意味著畢加索又失去了一條與過去的聯繫。一個月之後，他開始創作銅版畫。347幅銅版畫不僅彰顯了他的無能，更徹底地表現出他對一切的厭惡之情。他繼續為這位死去的朋友作畫，好像他仍活在這個世上，與此同時，他也借此表達了自己對死亡的蔑視。阿爾多·克洛美林克（Aldo Crommelynck）和庇埃羅·克洛美林克（Piero Crommelynnck）兩兄弟是版畫印製師。他們把銅版印刷機挪到了穆更，就在畢加索身邊印製他從3月到10月這段時間內所創作的一系列銅版畫。這些銅版畫裏，有的描繪的是妓院裏的場景，有的刻畫的是取材于西班牙流浪漢文學中的老鴇塞麗斯蒂娜（Celestina）。有一幅畫中，拉菲爾一邊與弗納琳娜（Fornarina）交媾，一邊用力地在她身上及周圍的空氣裏作畫。有的畫裏全都是窺淫癖者。還有一些是畢加索的自畫像，畫裏的他一會兒是個年邁的侏儒，一會兒又變成了個身材矮小的鄉巴佬，有時他是國王，有時他又成了小丑，還有的畫裏他搖身一變，成了教皇，可轉眼間，他又穿上了劍客的盔甲。“驕傲的劍客，”席夫寫道：“變成了一個窺看下流表演的老頭。在他的眼裏，原本輝煌燦爛的世界舞臺萎縮成了一條狹窄的，中間一片漆黑的，充滿了血肉的裂隙。”人們常常用“肉欲橫生”來形容畢加索的這一系列銅版畫，但這只是偷窺別人大腿內側的低級趣味，最多也就能算得上“偷看湯姆”式的肉欲主義。[圖108]
畢加索病了，疾病從他的身上延伸到了畫中。1969年，出現在他畫中的是一群男男女女，他們或親吻，或交媾，或彼此扼殺。畢加索的身體被各種疾病和得不到滿足的慾望塞得滿滿噹噹。一向對他百依百順的身體突然背叛了他。眼睛看不清，耳朵聽不到，呼吸困難，兩腿無力，就連想睡個安穩覺也困難。但是，對一個年近九十的老人來説，與這些不可避免的生理疾病相比，更可怕的是他的心理疾病。畢加索的生命之源已經被截斷了，瀕臨死亡的他凝視著死亡，想像著死後的情景，內心一片恐懼。 愛他的人和他或許曾經愛過的人都努力嘗試著將他從與世隔絕中拯救出來。已經和一位法國船長結婚的瑪雅與兩個兒子住在馬賽。當她帶著孩子們站在穆更的電子門前時，聽到的仍然是那句已經聽過無數次的“畢加索先生不在家”的回答。她去了很多次，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樣的答案。三個月前，克勞德在紐約與一個美國姑娘結婚。當他帶著新婚妻子來到電子門前時，一個聲音通過對講機問他：“你是誰？” “我是克勞德。”他回答説。 “哪位克勞德？” "克勞德·畢加索。我想見見我的父親。” 對講機不響了。一會兒，聲音再次響起：“他太忙了，見不了你。” “那麼，我明天來行嗎？”克勞德靜靜地繼續追問道。 “不行。我想他明天也不會有時間見你的。” 這時，一輛卡車停在了門口，從車上下來幾個維修工人。他們在通報了自己的身份之後，門很快就開了。 “為什麼你們能進去，我不能？”克勞德問道，好像這些既不認識他，也不了解他的痛苦的陌生人能解開這個至今仍讓他不得其解的疑問。 “哦，你想進去，就得有張通行證。”他們中的一個人笑著回答説。顯然，克勞德的通行證上的名字寫錯了。 三十多年來，畢加索每個月都會給特蕾絲寄生活費。突然有一天，支票停寄了。一直以這筆錢為生的瑪麗頓時感到非常痛苦。於是，她給畢加索寫了一封長長的信，悲傷及惶恐不安的情緒一目了然。信中，她引用了孔子的話：“萬物皆快樂，所以人一定要懂得如何發掘快樂。”可不一會兒，她又似乎受了這種朝不保夕的生活所擾，突然筆鋒一轉，又引用了一句叔本華的名言：“生活不過是一場註定失敗的生存鬥爭。”1927年，畢加索曾經畫過一幅完美結合了字母與手的形態的油畫《字母與白色的手的構圖》（Composition with Letters and White Hand），並將它一直保存在身邊。在這幅畫中，特蕾絲名字的字母完全隱藏在一隻象徵命運的虛幻無形的手中。42年後，瑪麗再次提到了“那只手”：他的那只手曾經傷害過別人，可事後馬上就忘了；而今，為了乞討，她的那只被傷害過的手卻反而伸得更長了。“他的那只手極其可怕，就是用那只手，他曾發過假誓，扛過來復槍，編過有刺的鐵網，也是用那只手，他打過人，甚至還殺過人。那是只可悲的手，受過傷的手，乞討的手，遺忘的手，永遠擺脫不了鐵鏈和絕望糾纏的手，那就是雙死亡的手……” 她寄了信，卻沒有署名——這是一種憂傷的信號，她希望能借此博得些許同情。收到信的畢加索卻把它當成了威脅的信號。在與律師羅蘭·杜馬（Roland Dumas）的談話中，他甚至説裏面有“邪惡的眼睛”，還有“黑色的魔法”。迷信思想在他的腦子裏空前活躍起來，這使他變得越來越多疑，還會經常莫名其妙地暴跳如雷。他甚至把瑪麗當成“魔鬼”，時刻提防著。那只手已經完全淪落為乞討的手了。 瑪雅十分擔心自己的母親，便寫信給她的一位在洛杉磯從事藝術品交易的朋友。弗蘭克·皮爾斯（Frank Perls）回憶説，那是一封“悲傷的”信：“瑪雅痛苦地述説了母親的許多悲慘遭遇……特蕾絲已經完全絕望了。瑪雅在信中説，他母親有一些畢加索的畫想出售。她問我，能不能幫她，她到底該怎麼辦？”皮爾斯從洛杉磯給特蕾絲打了個電話。“瑪雅已經交待過，説她完全可以信任我，”他説。“在電話裏，這位美麗的婦人——她的美麗曾經被畢加索刻在了他的雕塑上，但現在她只是我朋友瑪雅的母親——泣不成聲。六千英里之外，這位金髮碧眼的美人兒痛哭失聲。”
兩天后，皮爾斯來到了亨利四世大道1號，然而，他見到的並不是一位美麗的金髮婦人，而是一個“矮小的老太婆”。見面之後，她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最後一次見到他是什麼時候？”皮爾斯馬上就被這開門見山的自白打動了：畢加索仍然是她生活的中心。更令他震撼的是，她的話讓他想起了，幾個月前，他在弗洛咖啡館外遇到過一個美麗的女孩，當時她也問了一個類似的問題：“你最後一次見到我父親是什麼時候？”那個女孩就是帕羅瑪。[圖081] 在瑪麗的那間冰冷的公寓裏，他坐在餐桌旁，聽這個女人講述那個被她奉若神明的男人。她拿出一些舊物：一個裝滿了他的信的鞋盒及一小包用面巾紙包著的他剪下來的指甲。此外，她還有八幅油畫，23幅素描及53幅平版畫，只不過這些全都存放在巴黎國家銀行的庫房裏。 2月6日，五點，皮爾斯與出版商兼藝術商海海茲·伯格榮（Heinz Berggruen）一起來到了德維聖母院。在他們無數次的電話攻勢之後，畢加索的好奇心終於被打動了，他想看看他們皮箱裏裝的到底是什麼畫。那扇鐵門終於開了。當他們進去後，畢加索問道：“那麼，那一百幅畫呢？你們究竟是從哪弄到一百幅我的畫的？”他們一拿出來，畢加索立刻就明白了。他們解釋説，特蕾絲需要用錢，所以想把這些全都賣掉，因此，他們希望他能在這些畫上簽上畢加索的大名。畢加索説：“是嗎？這樣啊，好啊，你們就把它們放在那兒吧，我會簽的。等明天早晨，簽名幹了，你們就可以把它們拿走了。” 瑪雅早就告誡過皮爾斯，畢加索很可能會想把屬於她母親的這些畫留在穆更——因為雅克琳的緣故，她這樣説過。皮爾斯不放心把畫留下，可是他還沒來得及回答，雅克琳就闖了進來。她向來有躲在門後偷聽的習慣。雅克琳尖叫道：“天啊，這是什麼意思？你不就是每週四下午去和她睡個覺嗎？可那個女人怎麼會有這麼多你的畫……你絕對不能在那上面簽名！那是屬於你的畫！特蕾絲不過是替你保管它們而已……如果她缺錢花，為什麼不去當保姆呢？”在繼續尖聲叫罵了一陣之後，雅克琳才怒氣沖衝地跑了出去。 畢加索隨即順水推舟，完全不管旁邊還有兩個已經驚訝得目瞪口呆的藝術商人：“噢，你們也看到了。我能怎麼辦呢？我真希望自己能夠幫助你們，可我真的愛莫能助。”他們不斷地提醒他特蕾絲已經窮困潦倒，急需用錢，希望能博得他的一丁點同情。畢加索説：“可就算那樣，我也沒辦法啊。我知道你們很有誠意，可是我又能怎麼辦呢？如果我真簽了，雅克琳肯定不會放過我的。我們家就是這樣。”[圖089] 當然，説雅克琳會不饒恕畢加索，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像以往一樣，只要有需要，畢加索就會把自己説成是雅克琳的犧牲品。其實，他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為那些畫簽名。不過，他倒是很樂意為伯格榮帶來的那些平版畫簽名。儘管那些平版畫的主人是一個畢加索從未謀面的斯堪的納維亞收藏家。有一次，托尼·庫提斯（Tony Curtis）曾拜託畢加索為他的一幅尚未署名的作品簽名。為此，光是調油色，畢加索就花了很長時間，然後又很用心地簽了一個十全十美的簽名。只不過，托尼可是個電影明星。[圖091] 皮爾斯給瑪雅打電話。他在去德維聖母院的路上，曾經順路去了趟馬賽。她告訴他：“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能讓我母親過上更好的生活，而不用每個月都眼巴巴地等著他的施捨；我希望這樣能讓她有足夠的錢，可以在這裡的海邊買套小房子，和她的外孫們一起生活。”當皮爾斯告訴她發生的一切時，她哭了。皮爾斯寫道：“我雖然是個畫商，但我最後一次見畢加索的經歷可不怎麼妙。”從此之後，他再也沒有去拜訪過“那位偉大的老人”畢加索。 特蕾絲仍然住在那間冰冷的公寓裏，沒錢，也沒有再收到過任何支票。她決定求助於律師。於是，喬治·?郎洛瓦（Georges Langlois）與羅蘭·杜馬取得了聯繫。兩位律師經過數月的談判磋商，才終於讓畢加索同意恢復對特蕾絲的生活供養。杜馬在第一次回信中，這樣寫道：“我親愛的郎洛瓦，鋻於她的信令他想到很多極其可怕的情景，故實在難以恢復供給生活費。”就像畢加索生活裏的其他人一樣，特蕾絲隨時準備著承擔一切過錯和責任。她對郎洛瓦説：“都是我的錯，是我鑄成了大錯。”
通過律師間的會晤與磋商，一切都變得再清楚不過了：畢加索堅持特蕾絲不能賣掉他給她的任何東西，而且態度十分強硬。最後，雙方終於達成了協議。這都多虧了羅蘭·杜馬，正如喬治?郎洛瓦所言，是他盡可能地安撫了他當事人的那些不可理喻的恐懼感，才讓一切能圓滿解決。特蕾絲答應，在畢加索的有生之年，不會出賣任何他的作品。作為交換，畢加索同意讓他的律師寫封信，證明她依法享有皮爾斯退還的那些尚未簽名的作品的所有權，這樣，在他死後，就不會再有任何關於這些作品歸屬權的爭議了。畢加索始終都沒有在那些畫上簽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證實了那的確是他的作品，這也就等於證實了它們的價值。郎洛瓦解釋説：“如果沒有他的肯定，他完全可以否認這批有瑕疵的畫是他的作品。他甚至可以宣稱，他之所以把它們留給特蕾絲，就是想讓她將其撕毀或以其他方式銷毀。他可以説，這就是他為什麼沒有簽名的原因。如此一來，這些畫就會完全失去其市場價值。” 他們向畢加索解釋説，既然在這三十多年裏，他每個月都給特蕾絲寄生活費，那麼根據法國律法的規定，這就意味著他承認對她負有“必然的職責”。事實上，特蕾絲的生活費不僅得到了恢復，而且還有所增加。郎洛瓦説：“不管怎麼樣，我都必須為她做點什麼，這樣才能證明我存在的價值。”當人的情感無能為力的時候，法律的壓力往往可以奏效。這就是畢加索深知的，並且常常挂在嘴邊的權利的語言。 特蕾絲的案件結束了，可是弗朗索瓦絲為她的孩子爭取合法權利的戰鬥還沒有結束。在這宗案件裏，法律仍然站在畢加索這邊，所以，畢加索給羅蘭?杜馬的指示相當明確：拒不承認她所提出的任何主張。他曾經對杜馬説過：“與那些女人們給他生的孩子相比，他的作品應該更有資格作他的孩子。”1970年，弗朗索瓦絲在紐伊裏與研製小兒麻痹症疫苗的著名科學家喬納斯·薩克博士（Dr. Jonas Salk）結婚。同年，格拉斯法院受理了她親子認證訴訟。畢加索對一位法庭記錄員説：“他們已經得到了我的姓氏，難道這還不夠嗎？” 甚至就連他自己的律師也這樣認為。就在這時，一個戲劇性的轉捩點出現了。曾對弗朗索瓦絲和她的那本書提起過訴訟的梅特爾·扎伊德（Maitre Izard）主動提出，願意幫她打這場官司。這位扎伊德先生不僅是法蘭西學院的院士，而且還是法國赫赫有名的大律師。弗朗索瓦絲説：“這太不尋常了。起初，我還以為這又是畢加索的一個陰謀。他想通過這種方式使我的孩子們永遠得不到應得的權利。但是，當我與他見面之後，我感覺到他是真心想幫助我。他認為當初畢加索就不應該阻止我的書出版；現在，他否認孩子的權力也是極其不公平的。”六個月後，扎伊德死於心臟病。弗朗索瓦絲説：“失去他真是件令人傷心的事情，但是，他能夠加入到我們的陣營中來也的確讓人感到高興。他改變立場，站到我這一邊來的事實證明了人的心理因素還是很重要的。” 另一位曾經在出書的那場大戰中與她對簿公堂的律師薩裏亞克仍然站在畢加索那一方，不過，對於弗朗索瓦絲堅定的目標，他卻大加讚賞：“弗朗索瓦絲極為關心孩子的將來。這是她面前的當務之急。她打這場官司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使孩子們獲得應有的權利，使他們的生活步入正軌。對於她，除了讚美之詞，我別無他言。正如我對她説過的：‘我對曾經發生過的事深表遺憾。’” 許多人不僅對畢加索生活中發生的一切表示遺憾，更對他現在的藝術狀態深表惋惜。1970年5月，在亞威農的帕普宮舉辦了畢加索上一年的作品展。這次展覽惡評如潮，許多畢加索愛好者們都對此發表了措辭尖刻的評論。就連畢加索的忠實崇拜者，收藏家道格拉斯·庫珀也毫不客氣地批評説：“我駐足於畫前，審視良久，除了看到一個臨死的瘋老頭在信手塗鴉之外，一無所獲。”畢加索曾經稱讚過上帝的無形無態，可是現在，他自己卻放棄了一切已經成形的風格和繪畫技巧，取而代之的粗野的裝飾性的藍色、紅色、橘黃色以及揮之不去的色情成分。
就在展覽開幕的當月，巴黎的一場大火將”洗衣船”燒為灰燼。畢加索繼續著他那蹣跚的腳步。他曾經説：“哪怕是我吐的一口痰，人們也會收藏起來，裝框裱好，當成一件偉大的藝術品出售。在那些把他當作偶像崇拜的人們當中，許多人已經到了近乎癲狂的地步。後來，亞威農又舉辦了一次畢加索作品展。這次展出的是畢加索在1970年秋至1972年夏這段時間裏創作的作品，展出的201幅畫全都是畢加索親自挑選出來的。在談到這次展覽時，拉斐·阿爾貝提（Rafael Alberti）寫道：“奇跡，奇跡，奇跡。如此之多的奇跡。這是畢加索有生以來最磅薄，最觸目驚心的一次展出……他描繪的可能是核戰之後的種種場景……畢加索發明瞭孤掌可鳴的方法；他可以一個人在鬥牛場裏表演鬥牛，他將鬥牛士的利劍插入自己的肩胛骨，結束自己的生命；當騾子拖著他的屍首繞場一週之後，他又突然在廣場的中心復活了。”[圖090] 1971年，10月25日，畢加索靜悄悄地度過了他的九十歲壽辰。雅克琳給德維聖母院裝了部電梯，作為送給他的生日禮物。除此之外，他還從法國政府那兒得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禮物：總統本人將親自為在盧浮宮大畫廊展出的八幅畢加索的畫揭幕。他對皮儂夫婦説：“和我説話的時候，要放尊重點。我的畫就要被挂到盧浮宮去了呢！你們説，盧浮宮裏其他的畫家會不會因此而生氣呢？他們會不會在夜裏跳出來，把我轟出去呢？”這當然是他在打諢逗趣。然而，在大多數時間裏，他都是痛苦不堪的：“他們想要什麼——謝謝嗎？”他會説這並沒有改變什麼，甚至可以説，毫無意義。對他而言，他真正關注的對象並不是這些。 他真正關心的只有死亡，可是他卻不準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這兩個字。布拉薩伊于1971年拜訪了德維聖母院之後，給《費加羅報》寫了篇文章，標題相當有氣勢：“十年之後，畢加索將迎來他的百歲壽誕”。 布拉薩伊寫道：“有一點是我必須指出，而我們也必須承認的。那就是，畢加索絲毫沒有被年邁打倒，他身上始終洋溢著年輕人的蓬勃朝氣和青春活力——我們今天之所以還能為這位九十高齡的老人慶賀，完全是雅克琳?畢加索的功勞，或者説，他就是她的傑作。”就在布拉薩伊向全世界宣佈畢加索發現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同時，他也借此表達了自己對雅克琳的崇敬之情，而且，這種感情呈現出一種幾何關係的增長趨勢：雅克琳離成為這位偉人的寡婦的日子越接近，這種崇敬的感情就越甚。在充分讚揚了她作為秘書所表現出來的出類拔萃的工作能力之後，他總結説：“冷靜，平和，忠心耿耿，她就是畢加索晚年的最佳伴侶。”這位著名的攝影師讓雅克琳給他看看她拍攝的畢加索的近照，因為他認為：“她拍得相當不錯，很漂亮。” 雅克琳回答説：“可是，布拉薩伊，我已經好些年沒都拍過了。我根本就沒有空閒時間。我的時間全用來照顧我的畢加索先生了。” 在與羅蘭·杜馬一起去巴黎的途中，畢加索在尼斯機場對一位記者説：“我的工作負擔太重了，連一秒鐘都抽不出來。所以，我根本就沒時間想別的。”他的話與雅克琳的話如出一轍。他們倆要同心協力，玩一場捉迷藏的遊戲。這是一場瀰漫著濃重的悲劇色彩的遊戲。但不管怎麼樣，他們都已經下定了決心，要用繁忙來扼住死神的咽喉：他忙於工作，她忙於服侍他。他説，對那些比他年輕三、四十歲的朋友們來説，他可能是個“老頭兒”，可是對他自己而言，不是每個人都説“他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加精力充沛”嗎？他的老朋友們都已經作古，除了帕拉爾。畢加索從不讓來拜訪的這位老朋友留宿，因為他生怕這個比他還老的老頭會突然死在自己的家中，讓他也染上“不祥的晦氣”。可是，每逢只要有朋友的死訊傳來，他又會裝出一幅滿不在乎的樣子，絮絮叨叨地説：“你們不應該把年齡和死亡等量齊觀。這兩者間並沒有任何聯繫。”
蘇格拉底曾經教導我們，應該每天都“練習死亡”，以人生之大限衡量每日之小死。畢加索則日日夜夜，馬不停蹄地練習自欺欺人，練習蔑視死亡。絕望的他就像抓救命稻草那樣，緊緊地抓住畫家的身份。對他而言，畫家的身份不僅是他對抗死亡的盾牌，圍墻，護身符，更是他的全部。為此，他特地親自出馬，挑選了為他掌控這道巨大防線的最佳人選——雅克琳。這道防線的核心策略就是工作——不惜一切代價地瘋狂地工作，即使要以犧牲好的作品為代價，也在所不惜。“我的狀態每況愈下，一日不如一日，”在為數不多的幾次清醒的時候，他曾經這樣説過，可是，他決不會讓這種想法破壞他的防線：“我必須工作……我必須畫下去。” 從1970年1月到1972年3月的這段時間裏，他創作了最後的156幅銅版畫。這其中，有40幅是從他收藏的11幅德加的單版畫中得到的啟發，畫的都是妓院裏的情景。他從中拿了一幅給布拉薩伊看。布拉薩伊寫道：“畫上的女孩們只穿了晚上穿的藍色長襪圍著鴇母。那是一個穿著一身黑衣服的悍婦。她們擁抱她，親吻她的面頰。畢加索解釋説：‘這是德加的代表作之一，《夫人的節日》，你認為怎麼樣？’”或許是因為德加畫出了畢加索再也無法做到的事情，為了報復，他把德加畫成了一個陽痿的窺淫癖者，正在偷窺那些炫耀滿是疤痕的女魔頭們的身體。畢加索對皮埃爾·戴克斯説：“德加要是看見自己變成這副模樣，一定會氣得想踹我的屁股。”如果説德加還只是受到了嘲弄，那麼，在這40幅變體銅版畫中，畢加索的厭女癖可謂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在畫裏，妓女們身上的那個可憎的孔被無限的放大，赤裸裸地展現在每一個人的面前。 畢加索對帕梅林説：“你過著詩人一般的生活，而我卻活得像個囚徒。”[圖968]1972年，6月30日，他看著自己的臉，直視正逐漸吞噬自己的恐懼，並把它畫了下來。那是他的最後一幅自畫像。[圖970]第二天，皮埃爾·戴克斯來看他。畢加索對他説：“我昨天畫了幅畫。在這幅畫中，我覺得已經觸及到了某種東西……這是我以前從未畫過的。”他拿起那幅畫舉到自己的面前，然後又把畫放下了，不置一詞。畫中的臉面色凝重，除了溢於言表的痛苦之情外，還充滿了最原始的恐懼感。這張臉與他長期以來一直佩戴的那個愚弄了無數人的面具極其相似。其實，他畫的就是他內心的驚恐，以及那由他一手造成的痛苦。然而，讓他更加痛苦的是，他仍在源源不斷地製造這種痛苦。兩個月後，他的第一個孫子帕布裏托騎著摩托車來到了德維聖母院，想看看他。他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證，可仍然被拒之門外。年輕人執著己見，堅持要件畢加索，結果被放出來的惡狗撲倒在地，就連他的摩托車也被人扔進了水溝。 帕梅林説：“我們從來不談論他的健康，他只和雅克琳談論這個問題。”因此，當1972年秋天，畢加索因肺部充血而住進醫院的時候，皮儂夫婦倆對此一無所知。幾天后，他們去德維聖母院拜訪時，既沒有人應門，也沒得到任何解釋。事後，他們才收到了雅克琳寄來的一張卡片，上面寫著：“一切平安”。 除此之外，再無他言。而這時，巴黎傳出了畢加索已死的謠言。 12月，畢加索在給皮儂夫婦打電話時，斷斷續續地説道：“你們對我已經失去了興趣。我很清楚，我的存在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早前，他曾經指責皮儂愛丁托萊托（Tintoretto）甚于愛他，因為他現在更願意去威尼斯看那個人，而不願留在德維聖母院陪他。現在，只要一想到他們可能不會在德維聖母院和他一起過除夕，他就近乎崩潰：“為什麼？可是為什麼？……白癡！來吧！”雅克琳的態度和他一樣，總是説：“來啊，不要給自己找麻煩！快來吧！” 12月31日早晨，他們來了。這時，吉裏斯一家也已經從巴塞羅那趕來了。雅克琳異常的緊張，以至於帕梅林都覺得她時刻處於“崩潰的邊緣”。當所有的人都匯聚在畢加索的床前時，雅克琳大聲叫道：“今晚，我們開舞會！”畢加索覺得全都是因為他，她才會變得如此的竭斯底裏。於是，她一齣去，他就説：“她根本不知道我現在的情況，她就只看見我這個人。”雅克琳將事實的真相深藏起來，現如今，對她來説，謊言就是事實，事實也就是謊言。只要她一回到屋裏，就會反覆地説：“今晚，我們開個舞會！”畢加索也附和著説：“是啊，是啊，我們今晚還要跳舞呢。”事到如今，就連畢加索也再也無法對行將就木的身體發出來的危險信號置若罔聞了。然而，他卻依然緊緊地攥住那張用以保護自己的假面具，不肯松手。就在皮儂夫婦離開他的臥室之際，他們還聽到畢加索囑咐雅克琳：“告訴他們，不要把我生病的事告訴任何人。”
在畢加索的意識裏，面具是絕不能丟的，可是他的身體已經精疲力竭，無力再支撐下去了。就在那個陰鬱的除夕之夜，意識終於屈服了，控制權也由此而落到了身體的手中。房子裏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為什麼要開這場他根本就無法承受的‘舞會’？”皮儂夫婦十分納悶：“為什麼不讓他安靜片刻呢？”畢加索用憤怒對他們心中的疑惑表示認同。他對他們説，他現在誰都不想見，只想一個人安靜地待著，想點事情。每個人都應該去尋找自己的快樂，只不過他現在哪兒都不想去——他根本就不想動。這就是現實。然而，雅克琳卻完全置身於現實之外，她做的一切純屬無事生非。畢加索接著説道：“對我而言，獨處已經變得很困難。我還得走路，喝水，吃飯，‘不能就這樣放任自己’；這些意味著什麼——難道就是好醫生和好的建議嗎？我現在什麼都不想要，就想一個人安靜地待著。” 現在，畢加索已經厭煩了曾經為隱瞞死亡所做的一切，無論是別人的努力，還是他自己的，都厭煩了。他厭倦了一切謊言，欺騙以及自欺欺人。可是，雅克琳卻覺得遊戲還沒有結束，他們應該還能度過一段“美好時光”。所以，他又重新戴上了面具，與雅克琳手挽著手，一起走進電梯，去樓下參加舞會。他的律師安特比和妻子也從戛納趕來，加入到眾人之中。“怎麼樣？我們打扮得還不錯吧？”畢加索指著自己的晚禮服，説道。起初還感到有些不自在的皮儂夫婦，現在也變得有些蠢蠢欲動，開始愚弄起自己來：“那個走進來的畢加索正是我們所熟知的畢加索。除了聲音略顯蒼老之外，他依然是那麼活躍，高興，驕傲得就像一位征服者，和過去的他簡直沒有任何差別……我覺得他已經完全康復，可以做任何事情了。一切又都恢復到最初的樣子——恢復到鼎盛時期的畢加索了。” 事實上，他只收復了幾寸失土而已——但這已讓他有足夠的力氣戴好面具，迎來1973年。他最後的那張自畫像一直被捲起來，收藏在臥室隔壁的那間黑暗的畫室裏。那一年，他惟一的作品就是改畫了《玩鳥的人》（Character with a Bird）。這是一幅源自於倫勃朗《馴鷹者》（Falconer）的變體畫。在他的畫中：“馴鷹者那原本機警的目光變成了木偶似的呆滯的凝視，目光中充滿了恐懼”——與那張自畫像中的凝視如出一轍。 4月1日，他寫信給特蕾絲，説她是他惟一愛過的女人。他是否又重新看到了當初那個與他第一次見面的少女？——美麗與純真的化身，並與他一起踏入禁區。在那裏，無拘無束的性愛真的可以帶領他們二人到達一個更高的境地嗎？或許，那封信只是魔鬼墨菲斯托在愚人節開的一個玩笑，只是為了將她栓得更緊而編造的一個謊言，目的就是為了讓她更加迷惑，並在束縛她的十字架上再多釘個釘子，讓她無法掙脫？也許，他是出於習慣才寫了這封信；或許，他真的説了實話。 4月5日，也就是皮儂的《赤色裸女》展出的前一天，他給皮儂打電話：“繼續下去，不要放過他們！……畫各種各樣的裸女，裸女，畫出更多的裸女！……再把她們都展示出來！”他繼續斷斷續續地説：“連綿起伏的乳峰，還有像大山一樣氣勢磅薄的屁股。” 當男人們結束了男人們之間的談話後，雅克琳接過電話，對帕梅林説：“你看，一切正常吧。” 4月8日是個星期天。一大早，雅克琳就給巴黎的皮埃爾?貝爾納（Pierre Bernal）挂了電話。貝爾納是畢加索的心臟科醫生。天還沒亮，她的電話就把他給吵醒了。她的聲音聽起來冷靜而平淡：“你什麼時候來看我們？你會來過復活節的，是不是？” “不，5月份之前都不行。” 貝爾納回答説。“我過完復活節後得去趟美國。” “那麼晚啊……”雅克琳説話的語氣出賣了她：她一大早打電話，説明情況不妙。 “你是不是想要我現在就來？” 貝爾納問道。
"是啊，就是想要你馬上來。知道你要來，他會很高興的。他很想見你。你來嗎？”貝納爾醫生搭乘頭班飛機趕赴尼斯。當他到達德維聖母院時，當地的醫生弗洛朗?朗斯（Florenz Rance）已經在那裏了。他幾乎每天都會來這照顧畢加索，用他的話説這是“出於一種責任感，就像照顧法蘭西的國王”。 畢加索穿著一件嗶嘰呢睡衣，痛苦地靠著枕頭，坐在床上，呼吸顯得有些困難。他將手伸到醫生面前，只見手指發青，而且腫脹得厲害。儀器檢查出來的結果證實了貝納爾醫生憑職業眼光作出的診斷。雅克琳穿著一件紅色的長長的晨袍，在屋裏踱來踱去。凱瑟琳和米格爾在另一間房子裏等著。心電圖顯示，兩肺都有雜音，而且左肺還大面積充血，情況十分危險。 貝納爾醫生説：“我進門，一看見他，就知道他已經不行了。他什麼都沒問我，根本沒意識到自己就快要死了。在隔壁的房間裏，我試圖想讓雅克琳明白情況很不妙。” 雅克琳説：“我們曾經搶救過他。現在你們都來了，我們會把他救活的。他沒有權力這樣對我，他不能就這樣離開我……”整個上午，她就像念咒語一樣，不停地重復著這幾句話：“他沒有權力這樣對我，他不能就這樣離開我……” “雅克琳，你在哪兒？”畢加索在臥室裏大叫。雅克琳立刻出去了，房間裏就剩下貝納爾醫生和凱瑟琳兩個人。貝納爾醫生把她母親拒絕接受的那句話又重復了一遍：“你知道，情況很不妙。” “我看得出來。”凱瑟琳回答説。 “他不能這樣對我……”雅克琳仍不停地念叨，那樣子與其説是對旁人而言，倒不如説是自言自語。 他的心和肺在迅速地衰竭。他想説話，可是那口氣卻總也提不上來。他的話隨著急促的喘息散播到空氣中，聽起來更像是在哀號，很難聽懂。他提到了阿波利納爾，仿佛到了一個離德維聖母院很遠很遠的地方，仿佛回到了過去，進入到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不一會，他又回到了臥室裏：“雅克琳，你在哪兒？”他轉過頭，對貝納爾醫生説：“你不結婚是不對的。結婚很好。”這之後，他開始語無倫次，説的話也開始變得顛三倒四。 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裏，他的呼吸出現痙攣，可他仍掙扎著，使盡一切氣力，喘息著。11點45分，貝納爾醫生發現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便給他注射了一陣強心劑，並立刻進行心臟按摩，同時，他還讓米格爾給他做人工呼吸。無效，他便又讓雅克琳給他打了一針，可依然沒有任何作用。“我無法讓她相信，他已經死了，”醫生説：“可是，我還是合上了他的眼睛。” 這時，屋裏有人咳嗽了一聲。雅克琳立刻跳起來，大喊道：“一定是他。”於是，她逼著醫生再次給畢加索測脈搏。然而，屋裏一片寂靜，只有窗外的玫瑰花擦著窗戶，發出陣陣沙沙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