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鑽石》週刊6月3日一期刊登自由撰稿人中島惠的一篇文章,題為《為什麼中國人患上了智慧手機依賴症》,文章摘編如下:
“現金?我已經不帶現金出門了。的確,2月過春節時取了1000元,現在錢包裏還有300多元。因為在餐廳付餐費和在便利店購物時,都可以用智慧手機結算,所以已經不用現金了。再説從錢包裏掏零錢也麻煩。”我4月下旬來到久違的上海時,一位姓王的朋友不經意地對我説。
大約從一年前開始,在中國的城市裏,用智慧手機付款已經變得很自然。據我所知,中國迅速發展到這種程度,進入“脫現金社會”,對於日本人來説還是很難想像的。
在中國,智慧手機開始爆炸性普及是從2013年底開始的,那時距離現在不過才三年左右。在這期間,出現了售價1000元以下的低價位智慧手機,用上了4G通信系統,智慧手機機體也變大,還不斷出現了很吸引人的APP。當然日本的智慧手機也有很多APP,但大多是限于“遊戲”的內容,並不涉及對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
而中國的智慧手機APP很多都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計程車不足的北京和上海,呼叫計程車的APP是必需的,此外還有可以即時支付各種公共費用的APP。不僅如此,你可以不用排隊,不用去銀行,不用到遠處購物。總之,在人口眾多,城市規模大,服務業從業人員素質差別大的中國,利用智慧手機就可以簡單地解決問題。其便利、輕鬆超過了日本人的想像。
中國人頻繁使用的是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用於結算的APP。2016年中國通過智慧手機支付的金額,換算成日元已達到了600萬億日元(約合36.8萬億人民幣)。
在有些店裏,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都可以使用,有些店只能使用其中的一種,而消費者往往會下載兩種APP。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支付APP,甚至連街頭的報攤、餐飲攤點都可以用智慧手機付費。
到現在,在大城市恐怕很難找到不能使用智慧手機結算的商店,一旦人們習慣了這種便利,就變得離不開手機。
如果是在日本,去任何零售店,店方都會準備好現金零錢,店員的素質幾乎都達到了一定水準,也不用擔心假鈔問題,對智慧手機的利用度不如中國高不僅僅是因為社會基礎設施不完善。但是在中國,因為存在上述不便,所以反而智慧手機發展迅猛,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超越了日本。
此外,中國人具有容易被新事物吸引的好奇心,還有很強的攀比心理,別人在做的事情,自己也要去嘗試。這是短期內“智慧手機依賴度”上升的原因之一。
如果沒有智慧手機,就不能使用方便的APP,一下子就會給日常生活造成妨礙。最近人們從事商務活動初次見面時,都不交換名片了,而是習慣把對方添加到微信朋友圈裏。不僅是購物時支付款項,與家人或朋友預約見面,與有工作往來的人進行業務聯絡,全都可以利用智慧手機。
可以一邊走路一邊打電話或發資訊的智慧手機,對於急性子的中國人來説是很適合的工具,經常可以看到有人邊走邊用手機進行語音聊天,因為這比發資訊的速度更快。據説現在還利用微信搞輿情調查或者發送通知,如果沒有智慧手機和APP,就會跟不上時代。
其結果,除了睡覺時間以外總也離不開智慧手機的“手機成癮者”增多,誇張一點説,已經開始出現“手機重要性僅次於性命、手機與身體一心同體”的情況。
我最早感覺到中國人對智慧手機的依賴,是在2014年初。在北京和上海乘坐地鐵時,放眼望去,車廂裏幾乎所有人都在看手機或者刷屏。那個場景作為“此前見所未見的情景”鮮明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2014年,在人口不到14億的中國,使用智慧手機的人約為5.5億。自那以來僅僅兩年半,使用智慧手機的人已經達到八億至九億。到現在,堪稱“手機依賴症”的對手機的熱衷絲毫不減。
不過,隨著對智慧手機“依賴症”的加劇,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對於不能使用智慧手機的老年人和農民工來説,智慧手機的普及拉開了與他們的差距,社會生活正變得越來越不便。
有沒有智慧手機、能不能熟練掌握有用的APP使用方法,會給生活品質帶來很大的差異,導致嚴重的“智慧手機差距”,而這在五年前的中國是不存在的。在獨居老人增多的上海,圍繞智慧手機的問題將來可能成為社會問題。
據中國媒體報道,今後智慧手機上的APP不僅能使個人用來進行支付、預約、購物等等,還將在教育、醫療、行政機構、交通、保險等領域用來擴大服務。
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中國社會在“擁有智慧手機”的前提下已經起步。只要居住在中國,恐怕就避不開智慧手機。我這次在上海採訪時,深深地體會到這一點。(編譯/劉潔秋)
(責任編輯: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