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和華為公司，堪稱當代商業史上的傳奇。

　　1987年，年滿43歲的任正非和5個同伴集資2.1萬元成立華為公司，利用兩台萬用錶加一台示波器，在深圳的一個“爛棚棚”裏起家創業。

　　28年後，華為公司由默默無聞的小作坊成長為通信領域的全球領導者：2015年營收3950億元人民幣，凈利潤369億元，增速均達30%以上。作為華為領軍人物，任正非從一名中年創業者成為全球知名企業家，深深影響了許多人……

　　華為走過了怎樣的創業、創新之路？成功密碼是什麼？“28年只做一件事”的任正非究竟做了怎樣“一件事”？有著怎樣的心路歷程？在他看來，當下的深圳乃至中國應該如何創新驅動發展？政府需要築牢哪些堤壩？

　　帶著一系列問題，新華社記者近日走進位於深圳龍崗坂田的華為總部，與任正非面對面，進行了3個多小時的訪談……

　　成功密碼：“堅持只做一件事”

　　記者：當下全球經濟不景氣，華為卻逆風飛揚。華為成功的基因和秘訣是什麼？

　　任正非：第一，華為的發展得益於國家政治大環境和深圳經濟小環境的改變，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們的發展。深圳１９８７年１８號文件明晰了民營企業産權。沒有這個文件，我們不會創建華為。後來，華為發展到一定規模時，我們感到稅負太重，很多同事説把錢分了算了。這時深圳出了“２２條”，提出投資先不徵稅，等到收益後再徵稅，實行了好幾年。這個時候我們就規模化了。

　　第二，華為堅定不移２８年只對準通信領域這個“城墻口”衝鋒。我們成長起來後，堅持只做一件事，在一個方面做大。華為只有幾十人的時候就對著一個“城墻口”進攻，幾百人、幾萬人的時候也是對著這個“城墻口”進攻，現在十幾萬人還是對著這個“城墻口”衝鋒。密集炮火，飽和攻擊。每年１０００多億元的“彈藥量”炮轟這個“城墻口”，研發近６００億元，市場服務５００億元到６００億元，最終在大數據傳送上我們領先了世界。引領世界後，我們倡導建立世界大秩序，建立一個開放、共贏的架構，有利於世界成千上萬家企業一同建設資訊社會。

　　第三，華為堅定不移持續變革，全面學習西方公司管理。我們花了２８年時間向西方學習，至今還沒有打通全流程，雖然我們和其他一些公司比管理已經很好了，但和愛立信這樣的國際公司相比，多了２萬管理人員，每年多花４０億美元管理費用。所以我們還在不斷優化組織和流程，提升內部效率。

　　記者：華為每年花上億美元請ＩＢＭ顧問團隊來幫助管理企業。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價錢改進管理？

　　任正非：你們知道嗎？豐田的董事退休後帶著一個高級團隊在我們公司工作了１０年，德國的工程研究院團隊在我們公司也待了十幾年，才使我們的生産過程走向了科學化、正常化。從生産幾萬塊錢的産品開始，到現在幾百億美元、上千億美元的生産，華為才越搞越好。我們每年花好多億美元的顧問費。

　　我們走出國門、走向全世界的時候，什麼都不會，不知道什麼叫交付，全是請世界各國的工程顧問公司幫助我們。第一步就是認真學習，使公司逐步走向管理規範化。現在我們正在自己往前一步，就想再做得更簡單一些、更好一些。

　　記者：華為有沒有弱點？

　　任正非：有。華為公司３年前應該快垮了。為什麼？因為大家有錢了，怕苦了。我們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大家都想在北京買房、陪小孩，都想在好地方呆。我們就琢磨：為什麼不提升一線作戰的人的待遇呢？我們確定非洲“將軍”的標準與上海、北京的標準不一樣，年輕人在非洲很快就當上“將軍”。你在非洲幹，就朝著這個非洲“將軍”的標準，達到了就是“將軍”，就可以拿“將軍”的錢。現在我們的非洲員工根本不想回來。

　　記者：創新能把華為領向一個怎樣的未來？

　　任正非：比如４Ｋ高清電視，現在北京、深圳都還做不到，但四川全省連邊遠農村用的都是４Ｋ高清電視，就是我們和四川電信合作做的。４Ｋ電視會把頻寬、資訊管道撐得很大。手機很快也是２Ｋ了，也會把資訊管道撐大。這麼大的管道一定要有人來做！４Ｋ現在還沒有到來，ＶＲ（虛擬現實）就要到來了，還能互動，流量會遠遠大於４Ｋ。這是阻擋不住的社會發展趨勢，也是巨大的戰略機會。香港、澳門馬上也會實現。四川的實踐證明，普通的農村也可以享受很高的頻寬。

　　堅守“上甘嶺”：“中心是有理想”

　　記者：華為成長過程中，正逢中國房地産爆發，您是否動搖過？

　　任正非：沒有。沒炒過股票，沒做過房地産這些東西。

　　記者：沒有誘惑麼？

　　任正非：沒有。那時，公司樓下有個交易所，買股票的人裏三層外三層包圍著。我們樓上則平靜得像水一樣，都在幹活。我們就是專注做一件事情，攻擊“城墻口”。

　　記者：是怎樣形成這樣一種文化的？

　　任正非：傻，要總結的話就是傻，不把錢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理想就是要堅守“上甘嶺”。錢不是最重要的。

　　記者：華為為什麼不上市？

　　任正非：因為我們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為理想和目標而奮鬥。守住“上甘嶺”是很難的，還有好多犧牲。如果上市，“股東們”看著股市那兒可賺幾十億元、幾百億元，逼我們橫向發展，我們就攻不進“無人區”了。

　　創新者窘境：“即使有‘黑天鵝’，也是在我們的咖啡杯中飛”

　　記者：歷史上很多大公司幾乎在一夜之間倒閉了，就像在《創新者的窘境》裏寫的一樣。您有沒有這種憂患意識？

　　任正非：至少在大數據傳送這個領域不會出現這種狀況。即使有“黑天鵝”，也是在我們的咖啡杯中飛。我們可以及時把“黑天鵝”轉化成“白天鵝”。我們內部的思想氛圍是很開放自由的，“黑天鵝”只會出現在我們的咖啡杯中，而不是在外面。我們這裡已經匯集了世界主要的技術潮流。

　　記者：您對華為的未來比較樂觀，但是您自己也在強調“下一個倒下的是不是華為”，為什麼？

　　任正非：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公司也會懈怠，我們增長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增長完了以後會不會變懶呢？我們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第二，我們國家一定要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物權都有物權法保護了，至少智慧財産權要等同於物權。國家要保護智慧財産權，才能有發明。

　　記者：前段時間您和愛立信簽訂了一個專利交叉許可協議？

　　任正非：是的，簽訂後我們公司高層歡呼雀躍，因為我們買了一張世界門票。我們一個普通員工寫了個帖子，説“我們與世界握手，我們把世界握到了手中”。

　　如果我們保護原創發明，就有很多人去做原創，最後這個原創就會發展成産業。

　　修寬航道：“主航道只會越來越寬，寬到你不可想像”

　　記者：企業間的競爭其實挺殘酷的，但剛才聽您講到和國外的競爭對手可以自如地對話，這是怎麼做到的？不是都講企業競爭搞焦土政策嗎？

　　任正非：那是別人説的焦土政策，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華為是小公司的時候就很開放，和別人總體都是保持友好的。為什麼我們在國際市場有這麼好的空間？因為我們智慧財産權的“核保護傘”建立起來了，這些年我們交了那麼多的智慧財産權費給別人，當然我們也收了非常多的專利費，和那麼多公司簽了專利交叉許可協議，這本身就是友善、尊重別人嘛。我們現在發展速度比別人快，進入的領域比別人深，我們還要顧及世界的發展。

　　記者：華為都是在主航道作戰，那現在主航道是越來越寬了呢，還是越來越窄了呢？競爭對手是越來越多了、越來越強了，還是怎樣一個情景？

　　任正非：主航道只會越來越寬，寬到你不可想像。我們現在還想像不出未來資訊社會是什麼樣子。我們只是把航道修寬了，在航道上走各種船，遊艇啊、貨輪啊、小木船啊，是別人的，運營商也只是收過路費。所以我們要跟千萬家公司合作，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

　　管住“兩條堤壩”：“政府最主要還是建立規則”

　　記者：在深圳，政府和企業的關係怎樣？您對政府有什麼建議？

　　任正非：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較好的一點，是政府基本不干預企業的具體運作。法治化、市場化，其實政府只要管住這兩條堤壩，企業在堤壩內有序運營，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還是建立規則，在法治化和市場化方面給企業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記者：深圳創新型經濟如何走在全國前列？

　　任正非：深圳就是要率先實現法治化、市場化，這方面要走在全國前面。打智慧財産權官司，法庭要公正判決。

　　記者：過去有一個階段，珠三角地區被稱為“世界工廠”。您怎麼看這些年珠三角走的世界工廠之路？這條路對創新發展、創新驅動有怎樣的價值？

　　任正非：２０多年前你來華為看，會覺得華為是家快關閉的工廠。我們是利用兩台萬用錶加一台示波器在一個爛棚棚裏面起家的。我們曾經也是落後工廠，落後到比珠三角的加工廠還可憐。

　　演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現在珠三角大量勞動密集型産業轉到東南亞去了。你不能只看珠三角有少數高科技公司成功了。高科技公司也是在“低科技”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你只要給他條件，他就會改進自己、趕超自己，慢慢就會發展。高科技公司也需要“低科技”的零部件。

　　記者：也就是説，如果沒有這些基礎製造業的支撐，所謂高科技也是沒有基礎的？

　　任正非：是的。我們的高科技是由多少“低科技”組成的？每個零件都是高科技嗎？不可能。我們的産品是由多少零件組成的？以前買這些零件，我們都是付人民幣，到東莞提貨，現在是付美金，到東南亞提貨了。

　　走向繁榮：“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

　　記者：您覺得現在抓住國際機遇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重點應該是在哪些方面？

　　任正非：第一，減稅，先把稅減下來。減稅可以帶來企業持續減負，從而增加更多投資和創新，企業有錢搞研發，這樣就可能得到休養生息和喘息的空間，産業就能做大，稅基也大了。第二，改變勞動和資本的分配機制。華為這些年勞動與資本的分配比例是３：１，每年經營增值部分，按資本與勞動的貢獻設定一個分配比例，勞動者的積極性就起來了。

　　記者：創新跟改革開放是什麼關係？

　　任正非：創新就是釋放生産力，創造具體的財富，從而使中國走向繁榮。虛擬經濟是工具，工具是鋤頭，不能説我用了五六十把鋤頭就怎麼樣了，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我們還是得發展實體企業，以解決人們真正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為中心，才能使社會穩定下來。

　　記者：有人説這些年改革的動力有弱化的現象，您怎麼評價？

　　任正非：我認為如果每個人都抱著一夜暴富的想法，實現不了，它的動力就弱化了。但真真實實的是，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轆轤籬笆狗都沒有變，你怎麼能變成“富二代”呢？如果我們抱著一種努力創造、緩慢健康成長的心態，每個人的滿意度就提升了。

　　戰略耐性：“沒有理論的創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記者：美國矽谷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國創新的希望何在？

　　任正非：高科技領域最大的問題，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沒有理論基礎的創新是不可能做成大産業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論基礎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長時間。我們搞科研，人比設備重要。用簡易的設備能做出複雜的科研成果來，而簡易的人即使使用先進的設備也做不出什麼來。

　　記者：中國有可能成長出許多個“華為”嗎？

　　任正非：可以的。第一，小企業做大，就得專心致志為客戶服務。小企業特別是創業的小企業，就是要認認真真、踏踏實實，真心誠意為客戶服務。小企業不要去講太多方法論，就是要真心誠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賣出去的。只要真心誠意去對客戶，改進品質，一定會有機會。不要把管理搞得太複雜。第二，先在一個領域裏做好，持之以恒做好一個“螺絲釘”。第三，小公司不能稍微成功就自我膨脹。我始終認為企業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發展。

　　泡沫經濟對中國是一個摧毀，我們一定要踏踏實實搞科研。一個基礎理論變成大産業，要經歷幾十年的功夫，我們要有戰略耐性。要尊重科學家，有一些人踏踏實實做研究。如果學術研究泡沫化，中國未來高科技很難有前途。不要泡沫化，不要著急，不要大躍進。沒有理論的創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們公司在世界資源聚集地建立了20多個能力中心，沒有這些能力中心科學家的理論突破，就沒有我們的領先世界。中國必須構建理論突破，創新才有出路。小改、小革，不可能成為大産業。

　　記者：您説的理論創新是指基礎研究？

　　任正非：理論創新比基礎研究還要超前，因為他寫的方程也許連神仙都看不懂，就像愛因斯坦一百年前寫的引力場方程，當時誰也看不懂，經過許多科學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終於證明理論是對的。很多前沿理論突破以後，人類當時都不能理解。

　　記者：華為聘用的國外科學家很多？

　　任正非：我們海外研究所的科學家大多是外國人，所長是中國人，所長就是服務。我們“2012實驗室”現在有700多位科學家，今年會到1400多人。

　　記者：高科技發展應該以基礎理論為支撐？

　　任正非：有理論創新才能産生大産業，當然有技術創新也能前進。日本一個做螺絲釘的小企業，幾十年只研究螺絲釘，它的螺絲釘永遠不會鬆動，全世界的高速鐵路大都是用這個公司的螺絲釘。一個螺絲釘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研究。我去過德國的小村莊工廠，幾十年就做一個産品，打出的介紹圖不是説銷售了多少，而是佔世界份額多少，村莊企業啊！

　　記者：就您在華為成長過程中的感受，我們國家在未來一輪經濟週期怎樣才能“搶佔”高新技術的一席之地？

　　任正非：首先不要有“搶佔”這個概念，一搶，就泡沫化。就是踏踏實實做基礎，融入世界潮流，與世界一同發展，分享世界的成功。

　　未來三十年：“一定會崛起非常多的大産業”

　　記者：有人説深圳走上了創新驅動發展的道路，其中的一個動力源就是華為？

　　任正非：未來資訊社會的深度和廣度不可想像，未來二三十年將是人類社會發生最大變化的時代。伴隨生物技術的突破、人工智慧的實現等等，未來人類社會一定會崛起非常多的大産業。

　　我們面對著極大的智慧財産權威脅。過去二三十年，是從落後通信走向寬頻通信的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現多少大公司，美國思科、谷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蘋果，中國沒有出多少，就是因為對智慧財産權保護不夠。未來還會出現更多的大産業，比如ＶＲ虛擬現實，中國在這些産業是有優勢的，但是要發展得更好，必須有十分苛刻的智慧財産權保護措施。

　　記者：您覺得中國應該建設和發展怎樣的一種商業環境？

　　任正非：我認為中央提出新常態是非常正確的。我們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適當發展慢一點，有發展品質才是最根本的。

　　有個專家説，投資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個鋼鐵廠，再建一個鋼鐵廠，又再建一個鋼鐵廠，規模就做大了；第二種叫普羅米修斯投資，普羅米修斯把火偷來了，有了火才有人類文明，這就是創新突破。我們國家提出要沿著創新之路增長經濟，是正確的。外延式增長，投資越大産品越過剩，價格越來越低，投資效果越差。

　　記者：在您看來，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機遇，同時面臨的大風險是什麼？

　　任正非：我覺得，中國經濟沒有想像中那麼大的問題。主要是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中國的情況還是比別人好的，只要不讓假貨橫行，就出不了大的問題。

　　防範危機：“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的競爭力”

　　記者：您覺得深圳未來的危機在哪？

　　任正非：很簡單，１４０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茲堡，有鋼鐵。７０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有汽車。現在，世界的中心在哪？不知道，會分散化，會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的競爭力。而且現在有了高鐵、網路、高速公路，活力分佈的時代已經形成了，但不會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記者：華為是深圳本土成長的企業，您對深圳的城市發展比如國際化、改革開放等有怎樣的期望？

　　任正非：深圳房地産太多了，沒有大塊的工業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業的發展，每一個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間發展。

　　我們國家最終要走向工業現代化。四個現代化，最重要的是工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來換取工業的成長。現在土地越來越少，越來越貴，産業成長的可能空間就會越來越小。既然要發展大工業、引導大工業，就要算一算大工業需要的要素是什麼，這個要素在全世界是怎麼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載了多少産值，這些産值需要多少人，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設施。生活設施太貴了，企業就承載不起；生産成本太高了，工業就發展不起來。

　　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錢就能投資的”

　　記者：對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有沒有一些建議？

　　任正非：首先中國要建成法治國家，企業在國內就要遵紀守法。你在國內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頭破血流。所以我不支援中國企業盲目走出去。制度對社會的影響不會立竿見影，會幾十年一百年慢慢釋放影響。第二，要學會在中國管理市場經濟，在中國你死我活地對打，還活下來了的話，就能身強力壯地出去跟別人打。中國要加強法律、會計等各種制度的建設，使自己強盛了走出國門。不然企業走出去會遇到非常多的風險，最後可能血本無歸。所以我認為，中國企業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錢就能投資的。（記者趙東輝、李斌、劉詩平、蔡國兆、彭勇、何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