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5年4月就加入Uber的柳甄在入職滿100天后終於願意面對媒體採訪。

　　對於在2013年年底就進入中國市場的Uber而言，柳甄所擔任的Uber中國戰略負責人一職似乎有點姍姍來遲。但由於Uber全球以城市為中心的特殊組織架構，柳甄在Uber中國所扮演的角色頗為微妙。

　　為什麼是柳甄？

　　在柳甄確認履新Uber中國戰略負責人之前，Uber在這一職位的合適人選尋覓上花費了不少時間。

　　於是，第一次公開亮相之後，柳甄的個人履歷和她的中國戰略負責人職務同樣成為媒體的追問的重點。

　　加入優步之前，柳甄在一家美國矽谷的律所做了10年律師，主要從事高科技企業融資、並購、上市、中外合資業務。五年前，優步誕生，成為她的客戶之一，在2015年4月她加入Uber實現了職業轉型。

　　“我跟Uber是一個相互了解的過程，包括我跟Travis Kalanick(Uber創始人)相互之間的了解和信任，不是簡單的一個面試就完成的，是一個長期的觀察。”據柳甄透露，在管理風格上她跟Travis Kalanick經常談的是怎麼解決問題。“大家是拿數據説話，對於一些沒有數據的事情，就看解決了什麼樣的問題，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有什麼樣的突破。我覺得不能用外國網際網路公司來看中國，高效執行和往前發展的重點就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

　　但Uber的打法並不像一般的國內網際網路公司，反而是歐美公司偏好的打點策略，在管理上更像一個非中心的城市化的管理團隊。

　　“其實Uber更像是一個工具，給予最大限度的自主經營權，所以我們80%的經營決定全部是由當地的總經理來完成的。而Uber美國更多的是像戰略投資人，負責提供基礎設施、工具、邊界條件，讓他們在這裡更好地為他們的城市服務。”在柳甄看來，Uber當地的管理團隊的許可權非常大，包括補貼的設置、價格的設置、怎樣去找司機、怎樣去找乘客、做什麼樣的市場活動等全部是由當地的團隊來決定的。

　　事實上，由於Uber在全球都是以城市經理為經營中心點，在組織架構上，柳甄只負責中國區總體戰略，每個城市的地區經理不必向她彙報具體工作，而是向亞太區運營負責人彙報。

　　Uber中國如何本土化？

　　雖然在具體業務運營上，柳甄並不太過問，但中國戰略負責人一職的重要性在於Uber中國的特殊性。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不同於Uber在全球各地的設置，在法律架構上，Uber中國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網際網路公司架構單獨運作。

　　“(Uber中國)的伺服器現在全部都在境內，數據也在境內。我們已經取得了相關的網際網路經營的資質，我們希望Uber中國在法律結構方面、經營管理方面全部都做到本土化。”柳甄解釋道。

　　值得注意的是，Uber近期被媒體集中報道計劃面向中國的投資者籌資，並在未來會考慮Uber中國在A股上市。

　　柳甄這次明確表態“融資非常順利”，“合適的時候會進行公佈”，但對於具體細節，並未給予過多披露。

　　而這背後，作為跨國企業身份的Uber與中國相關部門的能否順利溝通一直是外界猜測的重點。

　　柳甄認為這是外界的誤解。實際上每一次政府部門的約談Uber中國都有參加，Uber中國的各個管理層跟中國各級政府都保持了順暢的溝通，也沒有感覺政府對專車平臺的監管在加緊。

　　按照柳甄的表述，交通運輸部在制定《網路預約計程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過程中也曾向Uber中國徵求意見。“(即將出臺的《網路預約計程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這將是Uber本土化的一個里程碑。之前各個企業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管理辦法的出臺意味著有了行業準則，讓企業發展時有了方向和框架。”

　　即將上線多人拼車業務

　　在柳甄看來，如果想在中國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那麼作為一個技術公司，最重要的第一是産品，第二是執行力。“對於Uber而言，一直都在遵循著‘化繁為簡’這樣一個原則。出行本身就是一個特別簡單的事情，所以我們一直在産品上做減法。”

　　在具體産品策略方面，柳甄表示，優步有四不做：第一不做搶單業務；第二不做預訂業務；第三不做目的地預設；第四不做現金支付。

　　此外，據柳甄透露，Uber計劃9月在中國推出多人拼車類服務UberPOOL。

　　作為Uber推出的新型出行服務産品，UberPOOL于2014年8月在舊金山上線，此後又在紐約、洛杉磯等城市推出，如今UberPOOL已經佔到Uber在舊金山總訂單量的50%。該産品通過大數據演算法，將路線相近、同方向的乘客進行即時匹配，拼車共乘、分擔費用。

　　按照Uber方面提供的資訊，Uber已經進入中國的17個城市。

　　“競爭對手從來不是我們的標桿，也不是我們做經營策略和經營決定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我們的擴張會有很多參考的指標，目前而言最重要的其實是看這個城市總經理的經營能力和管理能力，會向我們已經有的重要運作城市的四週去擴張。”柳甄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