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看到統計數據，沒有人知道有那麼多法院已經入駐淘寶。

　　3月8日，在網路司法拍賣研討會上，“淘寶司法拍賣”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2月，全國已經有21個省（區市）入駐淘寶網司法拍賣平臺，入駐法院近700家，完成近9萬次拍賣。其中，浙江、江蘇、福建、河南、貴州、北京等6省市全部法院都已入駐淘寶網司法拍賣平臺。

　　拍賣平臺的拍品包括車輛、機器設備、住宅、廠房、商業用房、商位、土地、股權、經營權、礦權、林權、工業原料、廢舊物資、海域使用權、排污權、船舶、商標、活物、樹木等，幾乎涵蓋了所有涉訟資産。

　　這個始於2012年浙江省兩家法院的嘗試，正在被越來越多的法院接受。

　　在一些法院工作人員看來，通過網際網路進行司法拍賣，解決了多年來在司法拍賣中一直難以解決的老大難問題。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翟晶敏曾多年分管司法拍賣工作。他告訴記者，在法院嘗試利用網際網路進行司法拍賣之前，基本採用的是委託拍賣的方式，就是委託一家拍賣公司對訴訟資産進行拍賣。這種司法拍賣方式不公開不透明，違標串標現象嚴重，受眾面窄，腐敗高發，佣金太高。

　　“上世紀90年代末之前一直是法院自行拍賣，因為總出現腐敗問題才改成委託拍賣，但效果也不好。”翟晶敏説。翟晶敏告訴記者，2012年延慶有一塊土地進行司法拍賣，700萬元的拍賣起價，結果流拍後來法院在報紙上登出了資訊後以2400萬元的價格成交。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褚紅軍也有著同樣的感受。由於委託拍賣存在大量的尋租空間，這位副院長為此經常睡不著覺，“一齣事就是一窩”。

　　“委託拍賣環節太多，平均算下來，做一次拍賣需要6個月，效率低、成交率低、價格低，流拍率卻高。” 褚紅軍説。

　　2013年，江蘇省開始嘗試將司法拍賣搬到網際網路上，截至2014年2月28日，該省三級法院全部入駐淘寶網。

　　按照褚紅軍提供的數據，2010年，江蘇省法院司法拍賣成交金額為40億元，2014年，在嘗試網路司法拍賣後，這個數字變成了127億元。2014年11月，江蘇當地法院拍出3.5億元的房屋土地及附屬設施，創下迄今該省網路司法拍賣史上最高金額紀錄。

　　“淘寶司法拍賣”的統計數據顯示，浙江省在去年網拍率達到93%，拍賣成交率高達89%，比傳統委託拍賣提升19%；成交拍品平均溢價率高達42%，比傳統委託拍賣提升25%。

　　不過，這樣的發展也帶來一些困擾。褚紅軍就感覺到了壓力。

　　“不論是學術界還是實務界，對網路司法拍賣一直都有質疑的聲音。”褚紅軍説，有一種聲音認為，網路司法拍賣存在合法性問題。

　　早在2012年浙江省兩家法院首次嘗試通過淘寶進行司法拍賣後一個月，中國拍賣行業協會就發表聲明稱，這種做法不符合拍賣行業相關法律法規，一旦推行開來，將對拍賣市場的正常秩序造成極大影響。

　　2013年，江蘇省嘗試網路司法拍賣後，這種質疑依然存在，褚紅軍曾接到相關部門轉發來的行業協會的情況反映，“措辭非常激烈”。

　　“新出臺的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有一個條文規定法院可以自行組織拍賣，但是並沒有明確規定網路司法拍賣這種拍賣方式。”褚紅軍説，通過網路進行司法拍賣，導致很多委託拍賣的公司業務受到影響。

　　褚紅軍給出的數據顯示，去年，江蘇法院民事案件、經濟案件的案件總量達到132萬件，執行案件42萬件，涉及司法拍賣的量非常大。“很多拍賣行原來是做法院的委託司法拍賣，靠這個吃飯的，突然之間一紙規定所有的司法拍賣全部網上拍賣，對業務的衝擊太大”。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肖建國一直在關注網路司法拍賣。2013年，他曾帶領一個團隊到浙江進行了半個多月的調研。在他看來，網路司法拍賣已經形成一種潮流，得到了社會公眾的廣泛支援。

　　“法院多年來一直受到司法拍賣中出現的種種弊端的困擾，卻沒有找到出路。”肖建國説，網路司法拍賣是一個創舉，不僅是將司法拍賣中的腐敗現象進行斬斷隔絕，還把法院司法程式，尤其是執行程式的蓋子揭開了。

　　在他看來，任何情況下，司法拍賣權都是由法院壟斷性地行使，不能因為採用了網際網路的方式就説淘寶沒有拍賣權，因為行使拍賣權的仍然是法院，淘寶只是提供了平臺而已。

　　“民訴法修改之後，網路司法拍賣合法性問題的爭議可以畫上句號了。”肖建國説。

　　今年2月，網路司法拍賣被寫入《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意見》，意見提出“加大司法拍賣方式改革力度，重點推行網路司法拍賣模式”。

　　在很多法院法官看來，儘管網路司法拍賣已經得到最高法院的認可，但還不足以解答社會對此的疑問。

　　“畢竟現在最高法沒有制定關於網路司法拍賣的具體規定。”褚紅軍説，現在仍然缺乏具體法律規則的支撐，這是目前困擾網路司法拍賣的最大問題。

　　不過，對這一點，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孫亦閩相對樂觀。他告訴記者，最高法院2015年的工作要點裏面有6項司法解釋，其中網路拍賣司法解釋是今年要完成的。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徐昕則表示，特別希望最高法院能夠儘快制定操作規程，解決現實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