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觀察｜警惕抑鬱症患者被忽視的認知困境

2025年世界精神衛生日全國宣傳主題為“人人享有心理健康服務”，旨在促進對常見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的正確理性認知，減輕社會歧視和防止“污名化”。然而現實中，公眾對抑鬱症等常見精神障礙的認知，仍與疾病真實的面貌存在較大差距。

在多數人的認知裏，抑鬱症是“情緒感冒”，是持續的低落與悲傷。然而，真實的抑鬱症，是一場席捲情感、認知與軀體感受的全面風暴。它不僅讓人失去快樂，更蠶食著患者的思考能力、行動意願，甚至扭曲他們對自我的認知。

10月10日，第34個世界精神衛生日，記者在2025世界精神衛生日綠絲帶系列活動——“煥新認知，重回美好”公益科普活動暨抑鬱症患者藝術作品展現場，通過對兩位抑鬱症患者和他們家人的掙扎、努力康復故事的採訪以及專家解讀發現：抑鬱症，遠比想像中複雜。

看見我，而不只是看見我的問題

1995年出生的杜蔚因為長期的工作與生活壓力，在去年冬天確診重度抑鬱症，但她卻始終陷在自我懷疑的漩渦。“我真的有病嗎？”這種懷疑並非因為她症狀輕微，而是因為她的表現與大眾對抑鬱症的刻板印象不同。

“我並不像其他抑鬱症患者一樣擁有嚴重的軀體化症狀。偶爾情緒正常，甚至與朋友相處時能感受到快樂。”這種“不一致”加深了杜蔚的自我懷疑。親友“想開點”的勸慰反而加劇了她的自責：“為什麼我會生病？是不是我心眼兒太小，過於敏感？”她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在利用疾病逃避現實。“我對自己感到厭惡。我懷疑自己沒有生病，只是為了逃避困難找藉口。”杜蔚説。

之後，杜蔚感到自己的社交功能開始受損。如同“祥林嫂”般不斷傾訴痛苦，時常讓她擔憂朋友是否已對自己心生厭煩。“但很快，我又會因這些對朋友的無端揣測陷入內疚。”認知功能下降加劇了痛苦，“有時與人交談，我難以理解對方意思，感覺自己遲鈍、笨拙。”

“我整天躺在床上睡覺，媽媽覺得我太懶了。”家人的不理解使情況雪上加霜，“一切都令人疲憊，我累到不想跟任何人任何事産生任何交集。”然而，獨自一人時，杜蔚又會覺得自己或許只是懶惰，缺乏自律，“可能我需要學習一下時間管理”。

她不停地更換醫院和醫生，一遍遍地詢問醫生自己到底是否患病，又或許只是為了逃避問題和困難在找藉口？醫生告訴她：“你從進門開始，就一直在反覆詢問，質疑自己是否患病，其實我已經很多次回答過你的問題了，你確實生病了。你很難受，你應該相信自己的感受。”

與杜蔚的自我懷疑不同，封小達已經戴著“抑鬱症”的標簽生活了12年，最嚴重時他曾一度退學。

封小達的成長環境充滿不穩定因素：“小學二年級時，母親被診斷為抑鬱症。”父親每日朝六晚九工作。作為雙胞胎中的哥哥，封小達被迫承擔照顧妹妹、理解母親的責任，壓抑真實感受，“必須像成年人般承擔各種情緒”。

封小達向記者回憶小學放學時的場景：“一推開門，我就看見母親很無力地癱倒在沙發上，雙手垂落，默默流淚。”年幼的他撲入母親懷中，母子相擁而泣，他並不理解母親為什麼痛苦。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自己、對母親都産生了更多疑問，“我會惱羞成怒：為什麼你總是生氣？為什麼總是不快樂？”母親持續的悲傷讓封小達痛苦不堪，而母親也同樣無法理解他的痛苦。

高三時，封小達內心所有壓抑的痛苦徹底爆發。開學首日，他拒絕到校。封小達告訴記者，那段時間，家人極端的做法讓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回到校園正常學習。

“看見我，而不只是看見我的問題。”封小達講出了許多抑鬱症患者的心聲。很多抑鬱症患者的身邊人，他們都只看到這個人變了，變得跟以前不一樣，變得問題頻出，卻看不見那個痛苦至無法行動的“人”本身。

情緒低落背後是認知、社會功能的嚴重受損

氣溫驟降的秋冬季是抑鬱症的高發時段，但因季節性情緒失調而産生的“抑鬱情緒”卻並非都是“抑鬱症”，北京回龍觀醫院中西醫結合科病區主任、副主任醫師呂夢涵向記者解釋：“季節性情緒失調或是情緒抑鬱並不能簡單等同於抑鬱症。前者往往誘因明確，並且通過安慰等，當事人的症狀很快會得到緩解，不會對生活造成很大障礙，他們通常也無自殺傾向。後者症狀則更為嚴重，飲食、睡眠、精力、情緒等均會受到影響，持續時間兩周以上，對當事人生活造成很大影響，並且無法自行得到緩解，需要醫生和藥物的輔助。”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首席專家鄭毅認為，“公眾對抑鬱症還存在普遍認知偏差。情緒波動不等於抑鬱症。抑鬱症狀發生率約30%-50%，但抑鬱症的患病率僅3%-6%。”

“抑鬱症表面是情緒疾病，但情緒背後是認知功能與社會功能的嚴重受損。”鄭毅向記者強調，抑鬱症包含三大核心症狀：情緒問題、認知問題（自我評價降低、認知功能下降、思維遲緩）以及行為問題，如運動遲緩或激越煩躁。

鄭毅特別強調認知功能損傷的危害：“認知功能是我們對社會、世界的判斷，認識與溝通的腦功能，主要表現為注意力集中程度、記憶力、執行功能、做事效率以及對事物的判斷加工能力。”這些認知功能損傷症狀在抑鬱症早期即可能出現，卻最易被忽視。

“常見情況是，抑鬱症患者通過藥物治療，情緒往往快速改善，但動力不足、認知未恢復，患者會産生更錯誤的判斷，認為自身徹底損壞，疾病無法治愈。”治療方面同樣存在誤區，鄭毅教授告訴記者：“傳統評估只關注自殺意念是否緩解等，實則患者可能仍效率低下、功能不全。”抑鬱症患者真正的康復應包含情緒緩解、認知功能恢復與社會功能重建。

抑鬱症的恢復期比較長，鄭毅談道：“急性治療期約8-12周，鞏固治療期約6個月，維持治療期需兩年以上。”他特別強調抑鬱症復發率高達“50%-85%”，持續治療至關重要。同時也注意不可隨意停藥，“抗抑鬱藥不具有成癮性，會産生藥物依賴的觀點是錯誤的。若突然停藥，會導致嚴重的‘撤藥反應’”。

被理解、被接納是抑鬱症患者功能重建的關鍵一步

封小達的病程轉折發生在從澳大利亞留學歸來時。“回國前一個月我已無法下床”，更嚴重的是，“我睡的床塌了一角，我都沒有力氣修復，甚至無力將床墊移到平地上，我就在傾斜的床面上一直躺著”。

當他向母親求助時，出乎意料地，她立即回應：“如果實在難受，現在、立即回來。”這與封小達過去的經歷截然不同：“過去母親只接受我以良好的狀態出現，十分拒絕接納我的糟糕與痛苦。”

回國後，封小達發現母親開始學習心理學知識，“她嘗試理解我”，儘管這種理解最初僅是機械重復地在抑鬱症家屬微信群喊口號，比如“有求必應，無求不擾”，但逐漸地，“我發現她開始允許我、接納我的碌碌無為和平庸。”封小達説。

這種“允許”體現在具體行動中。封小達確診抑鬱症後出現嚴重進食障礙：“我會暴飲暴食後再催吐，吐完再吃。因為我深度抑鬱臥床時，總感覺與世界隔著一層厚牛皮，對我來説，催吐帶來的痛苦是喚醒我存在感的最有效方式。”

觸動他的是，母親不再阻止他催吐，而是“陪伴在側，不加阻攔，甚至陪同進食”。這種陪伴産生轉變性影響：“我能感受到她的理解，她開始允許我、接納我停留在痛苦糾結的狀態，她不再試圖解決我身上的問題，而是真正與我並肩，給予支援。”封小達説。

“有一次，母親在午飯後回屋摟著我入睡，1米9的我與1米6的母親，我蜷縮在她懷中。”封小達告訴記者，這種被母親擁抱的體驗讓他十分有安全感，“讓我體驗到了久違的、純粹的母愛。”他説。

隨著家人的陪伴和理解，封小達開始進行自我認知的重構。“我開始不再用受害者敘事來思考問題。”這種認知轉變是康復的關鍵。“以前，母親替我找過很多精神科專家，但我拒絕就診，認為她在控制我。後來我逐漸意識到這是我自己的事，並且我希望自己變好。”

封小達最終重拾生活的熱情與動力：“我今年騎行了2000公里，從山東到浙江。”他的感悟充滿了希望：“人生無法選擇起點，但可選擇未來如何生活。即便起點較他人艱難，需承擔困難的人生課題，我仍能決定自己的幸福。”

鄭毅強調，抑鬱症患者自救首先需正確認識疾病：“要在情緒背後識別症狀，不忽視疾病表現，也不過度敏感。”他建議，可使用PHQ-9等專業量表進行初步評估，但明確“量表不能替代醫生診斷”。

針對認知障礙，鄭毅表示，可通過專業認知訓練來改善，同時社會功能逐步恢復至關重要。他特別強調：“保持治療信心”，治療過程中“避免過度用藥，及時與醫生溝通調整方案”。

抑鬱症是涉及情緒、認知和軀體多方面的系統性疾病。封小達與杜蔚的經歷，鄭毅與呂夢涵的講解，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唯有撕掉“情緒低落”的單一標簽，看見背後複雜的認知損傷與軀體困境，理解患者作為“完整的人”的痛苦，才能實現真正的療愈。這不僅是醫學問題，更是一種深刻的社會認知。當社會與個體都能學會“看見我，而不只是看見我的問題”，我們才能為身處陰霾中的人，點亮回歸正常生活的道路。

封小達在患病期間加入了“渡過”抑鬱患者社區，跟病友互相分享、交流經驗。如今病情好轉後，他開始在“渡過”擔任志願者，幫助更多病友。（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杜蔚、封小達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 記者譚思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