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關中國將允許商業銀行在處置不良資産時實施債轉股改革的傳聞，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然而，針對可能實施的銀行機構債轉股改革，究竟會給中國的金融風險控制以及實體經濟發展等關鍵問題帶來什麼影響，學者們存在大量的不同意見甚至不乏質疑。這些擔心並非沒有道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當下在推進債轉股改革過程中可能面臨的種種問題與挑戰。

　　然而，我們不可狹隘看待銀行債轉股改革可能帶來的問題和風險，而要從更為廣闊以及長遠的視角，來看待債轉股改革對構建與中國實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相適宜的金融體系，以及對重塑經濟增長動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具有的獨特價值。

　　第一，針對銀行機構的債轉股改革，是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落實混合製改革戰略任務的重要抓手。當前，國有企業面臨更為突出的一個發展困局就是高負債高杠桿率。在製造業中，國有企業的負債率杠桿率不僅要遠高於民營企業，而且與後者相反，近年來其負債率杠桿率還處於逐步上升的通道之中。國有企業部門面臨的高負債率高杠桿率，既對其正常的運作乃至可持續發展能力造成了非常突出的負面效應，也對正在推進的國有企業混合製改革帶來極大阻礙。因此，就國有企業部門的高負債率高杠桿率這個癥結對症下藥，不僅僅是重新塑造國有企業正常經營機制、理順國有企業適應市場競爭環境的核心舉措，也為後續推進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改革抓手。

　　第二，針對銀行機構的債轉股改革，是貫徹和落實當前中央部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去産能戰略的重要舉措。客觀來看，導致中國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面臨持續通縮壓力的核心因素、困擾中國當前經濟結構調整內生能力和經濟增長新動力機制加速形成的重要阻礙，都指向製造業以及某些重點行業存在的産能過剩。製造業部門的産能過剩，不僅僅抑制了企業的正常盈利能力，也阻滯了企業以提升産品品質和勞動生産率為主的投資動力，更為嚴重的是，會擾亂和削弱催動製造業精益製造能力體系的構建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在這些壓力和挑戰之下，中央部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針對實體經濟部門當下所發生的這些癥結和困局精準發力，通過主動去産能策略，來化解和消除阻礙實體經濟部門轉型升級的核心因素。

　　如何尋找到與國情和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能夠切實化解去産能中所遇到的銀行不良資産以及銀行風險的改革途徑，是事關當前中央部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去産能戰略能否有效貫徹和落實的重要舉措。依據中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各項現實約束條件，我們認為，通過推進銀行機構的債轉股改革，應該是與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階段特徵、實體經濟的現實需求以及金融體系的既有結構特徵相適宜、符合國情的改革舉措。

　　第三，推進銀行機構的債轉股改革，是逐步緩解中國當前實體經濟的高負債高杠桿困局，穩步化解中國局部性乃至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如果僅僅將銀行機構的債轉股改革，停留在是否可以完美解決去産能所引發的銀行不良貸款的討論與爭執方面，這種簡單的爭論和狹隘的思維，可能低估了中國推進銀行機構的債轉股改革，對解決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困局以及防範和化解局部性金融風險乃至系統性金融風險，所具有的重要價值以及可行路徑的探索意義。

　　製造業部門長期存在的高負債高杠桿率，一方面，會造成銀行不良貸款率的累積和銀行風險的放大，導致銀行通過自身業務創新來應對和匹配中國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融資需求的難度加大；另一方面，會使得中國實體經濟部門引發的金融風險都集中于銀行機構內部，導致銀行體系的脆弱性，容易使得銀行體系風險成為引發中國局部性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導火索。在這種特定的情景之下，要維持中國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就必須通過推進以間接融資為主轉向直接融資渠道為主的銀行業務創新以及金融體系的改革突破，打破中國製造業企業由於高負債高杠桿率所造成的發展困局，從而通過金融體系自身的全面改革和創新，來逐步消除和化解由銀行體系風險引發的局部性乃至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土壤基礎。

　　第四，實施銀行機構的債轉股改革，是構建與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水準相適宜的金融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開啟中國金融大改革的突破口。中國當前在推進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和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過程中，所遇到的突出難題是，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機構偏向於自身利益訴求和風險控制能力的短期化貸款行為，嚴重脫離了以産品品質提升、資本替代勞動型勞動生産率提升、精益製造體系構造以及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等為主的製造業企業投資活動，對金融體系的長期化外部融資需求。換而言之，就是中國銀行機構的貸款行為和實體經濟的外部融資現實需求之間，存在了突出的貸款期限結構錯配現象。因此，客觀來看，中國現階段以銀行機構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已經不適宜中國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的內在需求。

　　對於中國當前的金融改革而言，既符合經濟發展階段和金融體系既有基礎，也符合中國以製造業立國的戰略目標。應該著眼于破除銀行機構的短期化貸款傾向和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所需長期貸款之間的嚴重不匹配現象，將改革核心落在構建與製造業轉型升級和長期甚至超長期貸款需求相相容的金融體系，最終創造出與中國製造業産品品質提升、資本替代勞動型勞動生産率提升、精益製造體系構造以及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等為主的高品質投資活動內在需求相匹配的、以銀行機構為主的金融體系格局。因此，針對銀行機構實施的債轉股改革，應允許和鼓勵銀行體系的混業經營改革，乃至取消禁止商業銀行不能投資非銀行企業、不能直接持有企業股票的現行規定，這是打破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不相容困局的關鍵突破口，也是全面開啟中國金融改革的關鍵突破口。

　　中國不能再一味盲目追隨發達國家金融市場化、金融自由化導向的金融體制改革老路。按照我們的理解，當前即將推進的針對銀行機構的債轉股改革，正是破除當前銀行體系和實體經濟之間貸款期限結構嚴重錯配矛盾的關節點，是開啟中國金融大改革的突破口。因此，我們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因為懼怕債轉股改革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問題和挑戰，而否認這一改革對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塑新經濟新增長動力的獨特價值。而是要善於思考和解決債轉股改革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挑戰，構建真正與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相適宜的、具有中國優勢的新型金融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