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官方近日正式提出“供給側改革”，中國經濟改革的主流視角正在從“需求分析”轉向“供給分析”。18日在北京舉行的“《財經》年會2016”上，“供給側改革”成為討論中國經濟的關鍵詞，從經濟的長期增長動力入手，提高勞動力、創新、制度等要素的供給成為經濟學家討論的熱點。

　　近日舉行的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首次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稱“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一概念為“十三五”經濟改革提供了新的視角，經濟決策的出發點將從重視擴大需求、進行短期刺激，轉向重視要素供給，進行結構性改革。

　　“分析長期趨勢的框架，應該是從供給側出發。之所以經濟下行，原因是供給側發生了問題，包括勞動力供應的變化，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全要素生産率增速的下降”，在論壇發言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表示。

　　吳敬璉認為，從需求側也就是“三駕馬車”去解釋，認為增長或産出是由需求總量決定的，這種需求總量的變動往往是短期的，或者週期性的。而從供給側、從增長的動力包括新增勞動力、新增資本和效率去分析，則可以看出一個長期的趨勢。

　　他表示，當前沒有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原因在於存在體制性障礙，答案是要通過改革消除這些障礙。要使得明年的經濟情況獲得改善，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特別是通過創新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表示，供給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創新力量、制度體制安排等，前面三項在經濟體中等收入階段之前，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過了中等收入階段以後，更多需要強調的是後面兩項，即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

　　要提升要素的有效供給，必須在改革方面有一系列的考慮，賈康表示，比如在人口政策和人力資本培育方面，應對現實問題，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放開兩孩，後續還將動態優化整個人口政策和人口發展戰略。

　　“中國現在一定要抓住不放的是制度的供給”，賈康強調，比如正在實施的簡政放權，減少審批，這些改革措施的績效真正體現出來，必須結合體制框架，才能真正轉變政府職能，降低運作成本，減少資訊不對稱，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激發制度潛力和活力。

　　“人口紅利”的消失，帶來中國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進而造成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認為，“十三五”期間，中國勞動力供給不足和結構性問題還將進一步暴露出來，面對這一困難，戶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紅利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穩定農民工就業，就可以提高勞動參與率，保持勞動力的繼續轉移，增加資源配置效率，保持全要素生産率的持續增長。

　　産能過剩是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嚴重瓶頸，對此，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白重恩認為，儘管有些行業有嚴重的産能過剩的問題，但並不是總需求不足，而是供給的結構不能滿足需求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挑戰，這就要求對供給結構進行調整。一方面要通過傳統産業的技術改造，資産重組，使它恢復青春，繼續發揮作用。另一方面，要培育新興力量，逐步替代傳統産業的衰減。

　　“明年一定需要推進供給側的調整和供給側的改革，特別是要推進工業結構的調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表示，鋼鐵、水泥、煤炭、油氣、有色金屬、玻璃等上游産業的利潤下降幅度最大，利潤下降也最明顯。上游板塊要進行比較大力度的結構性調整，這種調整要跟國有企業的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還要建立有效的過剩産能退出機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