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政府採取一系列穩定股市的重大舉措之後，海外輿論出現兩種聲音：一種是肯定中國政府穩定市場信心，由中央銀行為股市注入流動性的行動，並且看好中國經濟增長趨勢。另一種是指責中國政府過度干預市場，比較典型的是英國《金融時報》，列舉了七項罪責。同時，一些跨國金融機構相繼表示與“做空中國股市”無關。

　　究竟該如何看待市場正常調整之外的“做空因素”？是否此次大調整只是因為“杠桿資金”過度？是否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改革進程真的與股市漲跌無關？是否做空者真的那麼純潔無暇？

　　筆者認為，只要您認真讀了上述這幾個問題，就可以有一個初步的答案了。

　　此次中國股市遭遇劇烈下跌，投資者信心遭遇重創，政府出手穩定市場是及時的，也是必須的。常駐中國的美國經濟學家勞倫斯·布拉姆説，中國政府需要迅速行動，令市場重拾信心。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曾銳生認為，政府高層的做法大致正確，“大膽的干預比零碎的措施更能穩定市場”。

　　當然，也有人不認同這是一場危機。筆者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是站著説話不腰疼。

　　在充分認知股市“有漲必有跌”這個一般原理的基礎上，我們有必要探究影響市場因素正常發揮的部分，也有必要探究借市場手段之名行傷害市場之實的部分。對於惡意操縱市場行為的部分，既不要無限度擴大，也不要無限度縮小，更不能當鴕鳥、視而不見，也不能當十二三歲的小姑娘，羞羞答答不敢談。

　　此輪中國股市劇烈下跌，既有過去歷次劇烈下跌的影子，也有一些新的因素。筆者認為，四支惡意做空中國股市的力量在同一時間段“合流”，充分利用了創業板泡沫聚集的機會，為此次股市下跌加上了較重的籌碼。從本質上説，惡意做空中國股市的力量其實也是破壞市場穩定發展的力量，需要加以排除。

　　第一支做空力量的確是境外機構。一些跨國投行做空中國早已長期化，藉以影響中國境內金融市場。配合做空中國，他們一般會散佈中國銀行壞賬危機、地方債務危機、房地産危機，還有南海危機，甚至有時炒作執政危機。其主要手段是，利用境外設立的金融工具如“超短新華富時中國25指數ETF （ProShares UltraShort FTSE/Xinhua China 25 ETF ）”、“新華富時中國A50指數期貨”做空。雖然其成交金額不一定很大，但卻是一些人呼風喚雨的工具：境內一些機構經常將其作為風向標。

　　近期多個國際投行表示自己無力做空中國內地股市，因為中國股市沒有給他們放行。美國《華爾街日報》6月10日報道稱，目前在中國建立大規模空頭頭寸是件頗有難度的事。筆者認為，他們不能大規模入場做空，與其長期在場外做空並不矛盾。

　　《華爾街日報》的同一篇報道還説，著名的做空專業戶、紐約對衝基金尼克斯聯合基金公司掌門查諾斯押注中國股市下跌差不多已有5年時間，但此間中國股市與全球許多市場一樣，都經歷著穩步上漲。如此市況令查諾斯的日子變得艱難。初看這個報道，做空中國股市的人似乎還很委屈，但這反而證明了，做空中國的行為早已長期化。

　　第二支做空力量是內部投機力量。他們不但集中做空，也集中做多，這也是中國股市內部的一個毒瘤。

　　按常理説，做多做空都是市場行為，但動輒稱“今天是散戶最後一次逃生機會”、“某月某日某時要全部清倉”，並把這些説法作為正式通知發給客戶，還開通快速通道，應屬於明顯的操縱行為。他們做多和做空時，往往同步散佈謠言，謠言的製作往往有鼻子有眼。

　　有的投資機構通過串謀，集中資金優勢，聯合多個甚至數十個賬號一致行動，製造拉抬或打壓單只或多只股票的價格，就是操縱行為。在股市期貨推出後，這些機構還進行期現市場聯合操縱。

　　當其集中力量以這種非法方式做空時，就屬於惡意做空。

　　第三支力量是一部分跟風的中小機構。這類機構並無投資主見，對國家宏觀形勢、金融政策、産業政策研究甚少，其投資原則就是“跟對莊”，癡迷于“小道消息”，對謠言的傳播推波助瀾。他們十分渴望市場有大的波動，以便做差價牟利，對國家金融秩序的穩定毫無興趣。

　　第四支力量是在境內配合、跟隨外部做空者的機構和個人。他們的特徵是以“完全徹底的市場化”為大旗，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方向，否定金融監管當局依據我國現階段市場發展情況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幾乎對每一條新政策都做負面解讀，一律以美國標準來定是非。他們還極力拉攏各路同盟軍。他們的作用就是攪亂輿論，順手牽羊。這支力量也是謠言的主要發源地。

　　這四支做空中國力量的“合流”，能夠在股市上得以發力，既與我們的制度存在一些缺陷有關，也與我們在市場經濟理論建設上存在嚴重不足有關，也與我們的執法力度不足有關。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大型投行機構缺乏獨立定價權，在很多時候缺乏自信，簡單參照國際定價體系，簡單參照國際金融市場指標。如果這個問題解決好了，上述四支力量就自動疲軟了。這個問題到了該解決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