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新産業和新業態的發展前景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需要金融體系在重復試錯過程中完成投資項目的篩選和融資。通過引導和改變市場預期，甚至要借助於金融市場上的“羊群效應”，才能為成長中的新産業和新業態提供充分的融資支援。利用大規模投資來克服新産業和新業態在成長初期所必然面臨的投資成功率偏低的問題。在這樣的邏輯之下，金融擴張領先於實體經濟擴張具有必然性，是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要求。新産業和新業態的高風險，傳統産業和業態的衰落，加之金融內在缺陷導致的流動性向實體經濟的滲透性偏低，導致資金“脫實就虛”的流動以及各種泡沫的接連發生。但這也意味著，在我國經濟的大調整期，必然伴隨著失衡的積累乃至泡沫的出現和破滅，宏觀經濟和金融的波動和風險必然加大。隨著我國跨境資本的雙向流動性顯著上升，我國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性面臨更大的外部衝擊。

　　在目前的情況下，央行資産負債表是我國金融體系暴露于金融開放和跨境資本流動的主要渠道，金融體系的其他部門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直接暴露程度相對較低。人民幣加入SDR及其引領的金融大開放，將會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使得我國國內金融體系全方位地直接暴露在國際金融衝擊之下。缺乏深度和廣度的國內金融市場會放大內生金融衝擊和外生國際金融衝擊的影響。過去幾年中，從銀行體系到銀子銀行體系，再到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金融泡沫和金融動蕩在金融體系不同部分之間“擊鼓傳花式的”傳導和蔓延。所有這些都凸顯了金融穩定性在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意義。

　　世界經濟再平衡過程與我國國內經濟再平衡過程的相互交織，降低了我國繼續推行出口-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出口和投資為主要調控對象的宏觀經濟政策在“穩增長”方面的效果必然下降，負面影響和後遺症也隨之加大。因此，在宏觀經濟政策框架中應該更加關注政策調控如何通過消費渠道去影響宏觀經濟的動態平衡。供給側管理或者結構調整，在加速淘汰落後過剩産能和培育新産業的過程中，要面對短期必然出現的“創造性破壞效應”。在舊産業業已退出、新産業尚未補進的所謂“主導産業真空”狀態中，整個社會的就業和收入等必然會出現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要積極的需求管理為整個社會提供福利托底。這同樣要求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從生産導向和長期導向轉變為消費導向和短期導向。

　　供給側改革在根本是一種制度性調整，通過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競爭淘汰産能過剩的低效産業、篩選和培育新興産業。在這樣的改革思路下，具有很強的結構效應和市場扭曲效應的財政政策，應該避免直接介入甚至主導結構調整過程，而是針對結構調整期必然出現的短期陣痛，通過收入轉移和社會保障支出等為社會福利托底。這就意味著針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性問題，應該更多地依靠貨幣政策手段，並且貨幣政策操作要從以非市場化的數量型工具為主轉向以價格型工具為主，通過影響價格來影響貨幣和金融資源的配置。

　　面對經濟新常態下的種種深刻變化，過去一段時間所出現的宏觀調控效果下降和強政策刺激帶來嚴重後遺症的問題，並不是政策鬆緊縮程度、具體工具選擇和傳導機制方面的問題，而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整體性問題。因此，我們認為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所需要考慮的政策再定位，不只是政策鬆緊程度或政策刺激力度的簡單調整，也不只是政策工具的調整和政策傳導渠道的完善，而是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整體性調整，尤為重要的是政策目標的再定位、政策調控宏觀經濟動態平衡關係的著力點的重新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