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

　　公共政策以鼓勵創新、扶持創業為導向，本身不存在什麼問題。問題在於創業家不是扶持、培養、激勵就能涌現的。某種程度上講，喬布斯也好，比爾·蓋茨也好，乃至更早以前的愛迪生，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創新天才，不存在改善政策就能使之更快涌現或是涌現出更多的這樣的叛逆型天才的可能。政策再好，培養不出下一個喬布斯。

　　培養喬布斯，並不可行，但複製貝爾實驗室，就更具可行性。貝爾實驗室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産出先進科技成果（包括理論成果、實用發現、新技術與新材料）數量最多、也最為密集的創新機構。從電晶體，到通信、通訊領域你能想像的幾乎所有新技術、新材料及理論架構，包括蜂窩電話、通信衛星、太陽能電池、光纖、長途電視傳輸系統、高清電視、傳真機、按鍵電話、鐳射器、數字數據機，C和C++語言、數據庫及分組技術、網路管理與作業系統、UNIX作業系統等，都來自這家研究機構。在二戰期間，正是因為貝爾實驗室的加入，才使得原子彈之外的盟軍其他多項前沿武器研究，快速趕超德國和日本，並最終起到了更快終結戰事的積極作用。

　　從20世紀20年代初創，到20世紀80年代因為反壟斷的理由分拆，貝爾實驗室一直是全球最為頂尖的創新研究機構，涌現出默文·凱利、比爾·肖克利、克勞德·什農、約翰·皮爾斯、比爾·貝克等一大批不同時代的天才科學家。這樣一家創新研究機構，何以能夠在長達60年的時間內始終長盛不衰，以精妙的眼光篩查出最具潛力的創新天才，還能為這些天才創造絕佳的創新環境？貝爾實驗室為何能夠一方面高效地轉化利用各項革命性的創新科技，創造豐沛的商業成果；另一方面在商業與研發創新之間建立起隔離墻，確保天才科學家們不受侵擾，不需要去考慮人際關係、公司收益、股民利益等他們根本不屑搭理的問題？

　　在當下的中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已成不可阻擋的踴躍浪潮，越是如此，越應當避免創新的短視化（滿足於能夠一時變現的殺手級應用的漸進式創新），越應當借鑒貝爾實驗室的機制，創造出類似的創新環境，更好地驅動和支撐激進式創新。

　　《紐約時報雜誌》撰稿人、《快公司》雜誌編輯喬恩·格特納所著的《貝爾實驗室與美國革新大時代》一書，以史詩般的文體向讀者呈現了貝爾實驗室的光輝歲月。作者通過對大量檔案材料和歷史記載的梳理，根據貝爾實驗室一大批頂級科學家在世期間留下的口述史資料，寫成此書。

　　貝爾實驗室創辦初期，吸引了一批對星系、電話線路、電臺、無線設備感興趣的年輕人。這些人都親手組裝過無線設備，注重自然世界，善於借助現有資源用創新的方式而非因循守舊去面對困難，再予以解決。貝爾實驗室的第一代創新核心默文·凱利，親自招聘了後來大放光彩的肖克利、菲斯克、伍爾裏奇、湯斯。貝爾實驗室創立之初，也開啟了學術交流傳統，不在貝爾實驗室工作的頂級學者或實驗室專家，都會獲邀為員工講授最新的科學發展，建立了寬鬆友好的學術交流空間，而這成為了新思想的觸發源頭。

　　貝爾實驗室成功的一大秘訣是，建立起高度開放和包容的環境，讓各學科專家能夠盡情施展才華，能夠建立起彼此之間友好的協作關係。這在通信、通訊領域至關重要，化學家團隊研究更便宜的新型保護材料，從塑膠到橡膠，再到各類金屬，防止電話電纜因雨水和冰凍侵擾而中斷使用；另一些化學家團隊則要努力改進保護層和電話線間的絕緣部分；電子學方面的工程師專注研究回聲、信號延遲、失真、資訊反饋等問題。為了管控和協調多學科研究進展、應用探索，貝爾實驗室的數學家沃爾特·休哈特還發明瞭後來人們熟知的品質管理體系。

　　很多情況下，新發明是瞬間出現的，發明家往往會有令人吃驚的頓悟，但這個世界上，更多的發明是各種力量積聚到一定程度，逐漸變得更為清晰，再獲得更多人、更多力量的助力，最終噴薄而出。考慮到當代科學、科技應用發展的多學科化、複雜化趨勢，可以認為，貝爾實驗室這樣的寬鬆集體制，更可能成為催生偉大創新的體制環境。儘管20世紀70年代，小作坊式、個人英雄主義驅動下的創新浪潮，一度蓋過了貝爾實驗室及與之同類模式的創新機構的鋒芒，但到了後來，所有的獨行俠，包括最最不羈的喬布斯、比爾·蓋茨、扎克伯格，以及谷歌的三巨頭，都組建起了效倣貝爾實驗室的院所創新體系。

　　貝爾實驗室的天才科學家們親手打開了人工智慧的大門，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意識到電腦、網路、人工智慧將非常徹底的重組社會。1951年，默文·凱利就預測，“未來的網路會在許多方面與人類大腦和人類神經系統的生物變得更為相似，這是其黑暗的一面”。這個實驗室的很多元老而今還任職于谷歌、微軟等科技公司，或者是曾作為老師、導師的角色引領新時代的弄潮兒涉足創新。我們應當銘記貝爾實驗室，記住這所實驗室天才科學家們的功勳，也需要把他們的擔憂和警示放在心頭。

　　書名：《貝爾實驗室與美國革新大時代》

　　作者：（美）喬恩·格特納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