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1月15日文章】題：移民天才的秘密———顛倒的世界激發創造性思維(作者埃裏克·韋納)

　　縱觀歷史上的知識巨人和藝術巨匠，很快就會注意到一個不尋常的現象：他們中很多人是移民或難民，從雨果、W·H·奧登、納博科夫到塞爾維亞裔美國科學家特斯拉、居裏夫人和弗洛伊德。這個偉人榜上排在首位的是天才中的天才：愛因斯坦。1905年是他的“奇跡之年”，他發表了至少4部突破性的科學著作。這些成就是在他從德國移居到瑞士之後取得的。

　　當今移民話題缺失的就是這一回避不了的事實：大批卓越人才在外國開花結果，尤其是美國，新移民充滿創新熱情是它的一個鮮明特徵。今天，外國出生的居民在美國人口中僅佔13%，但是他們獲得的專利佔全美的近三分之一，他們中的諾貝爾獎得主佔美國的四分之一。

　　原因何在？遠走他鄉———不管是不是出於自願———能造就創新天才？

　　如果不得不給予解釋，我們通常採用一種令人滿意的説法：來到異國他鄉的移民雖然衣衫襤褸，但是他們意志堅定，渴望成功。移民工作勤奮。移民有支援他的家庭和祖國更大的關係網為後盾。

　　這是一種鼓舞人心的做法———但是具有欺騙性。強烈的動機可以解釋為何移民和難民在他們選擇的領域獲得了成功，但是解釋不了他們為何具有非凡的創造力，解釋不了他們的天才。

　　“打破常規”是創新前提

　　最近的研究給出了一種很有意思的解釋。幾項研究都證明了“打破常規”在智力發展中的作用。一旦打破常規，我們的世界就會天翻地覆，時空線索就會失去平衡。

　　2011年，荷蘭心理學家西莫內·裏特爾牽頭搞了一項研究，研究結果發表在美國《實驗社會心理學雜誌》上。研究人員讓一部分研究對象按照“錯誤”的順序做早餐，另一部分研究對象按照常規準備早餐。第一組研究對象———打破常規者———總是表現出更多的“認知靈活性”，這是創新思維的前提。

　　這表明移民的創新能力不是因為他的抱負而是因為他處在邊緣。很多移民擁有心理學家奈傑爾·巴伯所謂的“斜透視”能力。脫離自己熟悉的地方，他們從一個角度看世界，而這種新的視角使之能夠超越僅僅有才幹的人。用哲學家朔彭豪爾的話説：人才能夠擊中別人無法擊中的目標，天才能夠擊中別人看不到的目標。

　　弗洛伊德就是一個典型。小時候，他和家人隨著移民潮從奧匈帝國的邊陲來到維也納。在1913年前，這座城市土生土長的當地人不到其人口的一半。弗洛伊德試圖融入這座城市。他穿皮短褲，玩當地的塔羅克紙牌，但是作為猶太移民，他一直沒有得到完全認可。他是一個局內的局外人，與主流的距離，足夠遠，能以新的眼光看世界，又足夠近，能宣傳自己的思想。

　　瑪麗·居裏生在波蘭長在波蘭，但對自己的祖國缺乏求學機會感到失望。1891年，她24歲時移民到巴黎。開始生活很艱難；白天學習，晚上當家庭教師。不過，兩年後她獲得了物理學位，這是她光彩照人的科學事業的開始，她後來兩度獲得諾貝爾獎。

　　“經驗開放性”最為重要

　　賓夕法尼亞大學認知心理學家斯科特·巴裏·考夫曼説，當然，像居裏夫人和弗洛伊德這樣的具有超常創新能力的人物有很多特質，不過他們的“經驗開放性”最為重要。這對整個社會似乎也適用。

　　比如，日本這個國家，歷來屬於世界上最封閉的社會。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迪恩·西蒙頓對日本580年到1939年的歷史進行了研究。他在美國《人的性格和社會心理雜誌》上發表文章，將日本不同時期(從移民、國外旅行等)獲得的“額外文化輸入”與醫藥、哲學、繪畫和文學等領域的成就做了對比。西蒙頓發現了一個始終如一的相互關係：日本越開放，成就越大。

　　西蒙頓認為，外來的新思想未必直接激發創新。它們的存在只是一種刺激因素。有些人開始看到自己很多文化習慣的隨意性，對新的可能性持開放心態。他説，一旦你認識到還有另外一種做事或思考的方式，那麼各種新的渠道就會向你打開。他得出結論説：“認識文化的多樣化有助於解放心智。”

　　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在古希臘，享有部分公民權的外僑對這個城邦的輝煌成就做出了很大貢獻。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從衰落中的拜佔庭帝國招募了最優秀的人才。即便不請自來的“額外的文化輸入”，就像英國統治下的印度，有時也會激發創造力。文化的混合帶來了19世紀末的“孟加拉文藝復興”。

　　裏特和她的同事2014年在英國《創造力研究雜誌》上發表的研究報告説，人們不需要直接參與打破常規來提高自己的創新思維。這表明即使非移民也可以從新移民的不同之處受益。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文化碰撞都有好的結局，也並非所有的移民都能成為天才。逆境能激勵一些人成為偉人，也會讓一些人絕望。不過，在我們糾結于自己的移民和難民政策時，把歡迎進入視為開明的利己行為而非施捨才是明智之舉。一旦創新之風興起，我們將呼吸到更令人興奮的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