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輝

　　資本市場和衍生品市場構成了現代經濟的基礎。資本市場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繁榮，而衍生品市場則把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匯聚起來。對於衍生品市場而言，最重要的金融工具就是期權。而今，幾乎所有公司的財富和金融市場的穩定性都依賴於數學模型。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和對衝基金紛紛採用數量交易策略和衍生産品組合，他們招募了大量名牌大學的理工科博士和教授充任量化金融工程師，為其複雜多變的金融産品建模並控制風險。這些工程師們有著一個網路時代的稱呼——“寬客”。

　　在所有明星寬客中，估計沒有誰能比伊曼紐爾·德曼的經歷更為傳奇。這位出身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物理學高材生，曾站在世界物理學界的最前沿，並得到過李政道、波利卡普·庫施、利昂·萊德曼、傑克·斯坦伯格、梅爾·施瓦茨等眾多諾獎得主的親炙；他在不惑之年轉投華爾街，後來成為高盛的常務董事，並且是著名的高盛量化策略小組的領導人。于兩個幾乎完全不同的領域遊走，成就了他職業生涯獨有的精彩。

　　德曼年輕時即對物理學內容充滿激情，同時也對現實懷抱有著極度渴望。激情與渴望貫穿了他的生命，當然，失望也是常態。在十六七歲時，他希望自己成為另一個愛因斯坦；在二十歲出頭的時候，他覺得能夠成為第二個費曼就已經足夠；又過了兩年，他覺得能夠成為李政道就可以了；然後，他開始羨慕隔壁房間能夠出國參加研討會的博士後……他對自己的期望，呈現著大多數人都必然經歷的“時間衰減”，也恰如金融股票期權隨著到期日的臨近所表現的逐漸失去潛在收益那樣。

　　在能源危機爆發之初的1980年，他終於向客觀環境屈服，成為離開物理學界大潮中的一分子，加盟了貝爾實驗室。對於一名浸淫于學界20多年的物理學家而言，進入工業世界無異於墮入刑罰之地，只能為了錢而非興趣工作。在貝爾實驗室的商業分析系統中心，他只是龐大的科層體系中的一個小角色，不僅焦慮與壓抑如影隨形，更讓他無所適從的，是官僚作風和低效率的環境。因此，當高盛向他招手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來到了華爾街。

　　華爾街從來就不是一個學術之地，高盛亦然。但是，在成為“寬客”之後，他居然如魚得水，沉醉於通過數學來呈現紛繁複雜的人類活動，運用數學工具來賺取利潤。同時，他也享受高盛的競爭氛圍。高盛有著特殊的企業文化，與其他公司相比，更多一點紳士風格，更多一點人文關懷，更能包容思想的多樣性，更少一些論資排輩。在高盛，只要有所專長，就能與眾不同，只要有所貢獻，就能獲得尊重。因此，儘管他進入高盛時已經年過四十，卻仍有一種重返青春的感覺。

　　興趣是最好的導師，志趣相投的同事則是事業取得成功的最佳夥伴。費希爾·布萊克是他在高盛遇到的最好的領導，也是最好的老師和同事。這位終其一生都沉迷于均衡理念的天才，是第一批由金融學術界投奔華爾街的學者，並且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利用市場本身的均衡條件發明瞭迄今為止金融業界影響最大的布萊克-斯科爾斯-默頓模型。費希爾獨特的個人魅力和行事風格，不僅感染了德曼，也激發出他更多的熱情。費希爾與他合作開發了至今仍被業界廣泛採用的布萊克-德曼-托伊模型，並且提示他量化模型中沒有考慮到的其他一些因素，讓他懂得世界是難以名狀的、複雜的。更為可貴的是，在他離開高盛到所羅門兄弟公司經歷了糟糕的一年後，費希爾仍以包容之心接納他“二進宮”，並接替了自己在高盛量化策略小組的領導職位。毫無疑問，費希爾是德曼不平凡的寬客生涯中所遇到的最重要的人。

　　在高盛，德曼不厭其煩地對各種量化模型進行延展、調校，追求將各種期權産品設計得更為精細。他詳細描述了自己工作的全過程，也展示了期權領域的激烈競爭。當諸如障礙期權、股票最大價格的期權、股票平均價格的期權、回望期權、超表現期權、期權的期權等奇異期權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一次發明出來的時候，只是將理論界向前推進一步罷了，而十數年後，新期權結構化産品的發展已經像一場軍備競賽。任何創設了客戶廣為接受的産品的公司，在其他公司複製産品設計之前，都可以從領先優勢中獲取利潤；而競爭者們往往在幾個月內就能倒推出一個産品的設計理念，加上一些新花樣，再把産品推向市場。

　　如果説布萊克-斯科爾斯-默頓期權定價理論的誕生為世界提供了智慧的基石，促成了金融學領域的一場具有顛覆性意義的革命，那麼德曼就是這場革命所催生的華爾街新貴——“寬客”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員。隨著金融學的方法論從以哲學思辨和歷史描述為主，過渡到以定量描述和模型檢驗為主，寬客們遊刃有餘地不斷完善和創新投資策略，運用數學金融工具使金融市場變得更有效率，所創造的財富也令人瞠目。

　　量化模型一直在不斷進化和完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經濟數據的統計分佈存在所謂的肥尾效應，理論上很罕見的事件，比如數千年才會發生一次的小概率事件，卻會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寬客們將秘密性、高杠桿和高危險的貪婪與傲慢組合在一起，也必然會形成高風險的有毒混合物。而對模型的錯誤理解、膚淺的應用、不考慮它們的局限性、過於簡化的假設和限制條件等，都會讓人産生風險已經被消除的幻覺，以至於當災難襲來，所有的應對都顯得無能為力。正因此，許多人將2007年的金融危機歸結為首次由量化模型所引發。

　　但是，將任何失常歸罪于量化模型，都是錯誤和不負責任的，就好像把重大交通事故歸罪于牛頓運動定律一樣。正如德曼所指出的那樣，“模型就是模型而已，是對理想化世界進行玩具一樣的描述”，“任何數學模型都不能捕捉到人類心理的複雜精密”。而之所以會引發嚴重的後果，或許僅僅在於人們過度相信了形式和數學的力量，過度地放縱了自己的貪婪和慾念。

　　德曼于2000年被國際金融工程師協會選為年度金融工程師，成為第一個獲得這一獎項的實務工作者。2003年，他離開高盛，重返哥倫比亞大學成為一名教授和金融工程項目負責人。“返璞歸真”後，他對金融學家和物理學家之間的區別作了回顧：物理學家轉行成為金融學家後，並不過多指望他們的理論，而很多經濟學家卻天真地這樣做；物理學家能夠清楚地知道基礎性理論和現象學模型之間的區別，而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卻從來沒有見過真正一流的模型。

　　那麼，為什麼物理學方法在金融學中難以很好地發揮作用呢？或許也正如德曼所説，在物理學裏，你是在同“上帝”下棋，它並不經常改變規則；而在金融學裏，你是在同“上帝”創造出來的人類下棋，這些人憑藉他們短暫的判斷來對資産進行評估。真實的金融和人類世界與物質世界不同，比我們用來了解它的任何模型都要無限度地更加複雜。

　　毫無疑問，《寬客人生》是一部充滿誠意的自傳作品。德曼對自身從業經歷作了完整的呈現，也對自己由一個物理學家轉型為金融學專家的心路歷程有著透徹的剖析。這是一個關於天才、奮鬥和創新的故事，是一個關於科學家發現華爾街、華爾街接納科學家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關於人們應該如何正視自己、正視貪婪的故事，儘管今天的華爾街已經不乏這類故事，但由一位寬客“鼻祖”式的量化金融大師娓娓道出，自然有一番別樣的風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