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觀察

　　□金旼旼

　　大牛寫小書，專家解讀大眾問題，近些年似乎成為美國經濟學界的風潮。而結果往往都出乎意料地好。和前幾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兩位經濟學教授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有異曲同工之處的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泰斗安格斯·迪頓也熱衷於解答公眾疑問：為什麼有的國家更富有、更健康？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頒獎詞裏面強調，迪頓在消費、貧窮和福利方面的研究意義非凡。在設計促進福利和減少貧困的經濟政策前，決策者需要了解個人消費選擇，而迪頓的研究打通了這個環節。可以説，迪頓的研究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集迪頓研究之大成的是他2013年出版的大作《大逃離：健康、財富和不平等的起源》(中信出版社2014年譯本題為《逃離不平等：健康財富及不平等的起源》)。在這本360頁（英文原著）的書裏面，迪頓的視野橫掃全球，縱跨250年曆史，試圖探究為何有的國家變得更加富有、更加平等、國民更加健康，而有的國家卻掙紮在貧困中難以脫身。他的研究話題直擊全球發展經濟學的核心。

　　和前兩年大火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類似，這本書之所以大火也頗得益於其“政治正確”。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當西方普遍對自己的制度設計和發展道路感到灰心，當來自中國的挑戰日趨嚴峻之際，這種打通西方文明發展“任督二脈”、重拾西方自信的著作大受歡迎，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所謂西方文明發展的“任督二脈”，其一是縱向來看，西方文明的進步主義並未終結；其二是橫向來看，西方依然在為全球發展提供可靠的經驗。

　　《大逃離》一書所討論的話題是人類是如何在過去250年裏逃離疾病和貧苦，因此其基本論調閃耀著進步主義光芒。1900年以來，全球每人平均預期壽命大幅提高了50%；儘管人口大幅增加，但平均生活水準大幅提升；全球生活水準低於日均1美元水準的人口比例從1980年的42%大幅降至14%；雖然在很多國家貧富差距有所擴大，但由於亞洲快速脫貧，全球整體貧富差距仍在縮小。迪頓在書中寫道：“情況在不斷好轉，並且是大幅好轉。”

　　這種樂觀的進步主義精神可以説是西方自啟蒙時代以來文明發展的最根本動力。正如德國哲學泰斗康得所説：“勇於去求知（Dare to know)！要有勇氣去利用你自己的理性。”可以説，無論是盤尼西林的發現，還是城市排污系統的發明，無論是政治民主制度的建立，還是經濟學的誕生，無不是這種理性進步主義的産物。

　　不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這種樂觀的進步主義精神遭遇了重大挫折。首先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一再出現重大危機，尤其是席捲全球的次貸危機。其次，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下，全球不平等現象日趨嚴重，這導致曾一度蔓延全球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此外，美國兩黨紛爭極大弱化了美國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令曾預言“歷史終結”的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福山也開始反思美國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灰色的2008年之後，西方尤其需要迪頓這樣的泰斗級人物再次提醒他們，未來可以更好，西方文明的進步主義未死。

　　世界是否會變得更美好？迪頓的答案是：是的！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才能變得更好呢？正如《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認為，國富國窮的根本原因不是地理位置、氣候條件、資源儲量，而是政治制度。迪頓也認為國家富有、國民健康的關鍵並不在於這個國家是否有資源，而是是否有良好的政府治理。從這一點上來説，他依然認為西方的制度文明在促進發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對於困擾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問題，迪頓的觀點也更為微妙。他並沒有像《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左翼經濟學家皮凱蒂那樣仇視不平等現象。他認為，不平等有利有弊，過度不平等可能會導致公共服務缺失並損害民主制度，而過度平等則一樣會扼殺社會發展動力。“成功會導致不平等，你當然不想扼殺成功。”他在獲獎後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如是説。因此，他反對皮凱蒂建議的對富人徵稅以補貼窮人，他也並不認為導致目前不平等加劇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存在問題。

　　基於類似的理由，迪頓堅決反對對貧困國家進行國際援助，因為這種援助會弱化政府改善治理、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稅收的動力。在迪頓看來，後進國家要想發展，關鍵在於改革制度，並建立開放型經濟。

　　顯然，這樣的結論是西方讀者所樂於見到的，但也包含了部分人類可以共用的發展經驗。事實上，增強治理能力建設、持續深化改革、進一步打造開放型經濟，中國目前正在銳意推進的這些改革舉措也都符合迪頓的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