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觀察

　　□劉麗娜

　　現在談論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機，是不是有些早？

　　如果從2007年夏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算起，最近一輪全球金融危機迄今曆時已8年。目前，經濟學界的判斷是，世界經濟處於金融危機後的深刻調整期。換句話説，就是在艱難復蘇之中。人們似乎不再熱衷討論金融危機的根源與成因問題了。不過，無論調整期，還是復蘇期，其實並不能完全排除再次危機的可能。

　　近期的中國股市又給投資者上了一堂生動的風險課。而歐洲大陸則繼續被一波三折的希臘債務危機煎熬。

　　中國股市且不説，希臘危機究竟會不會傳染並引爆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無疑還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

　　此際，重讀幾年前備受關注的《這次不一樣——800年金融危機史》一書，又有了新的體會。

　　2009年，時任馬利蘭大學經濟學教授卡門·萊因哈特與哈佛大學教授肯尼思·羅格夫合著推出了這本研究全球金融危機史的著作，一經問世，該書就引起廣泛討論，並在幾年內頻繁被學界引用。儘管後來該書曾因數據問題引起過國際爭議，但整體而言，仍不失為一本研究金融危機史的必讀書。

　　書中收集整理的數據量之巨，堪稱恢弘。儘管有些數據受種種因素的影響，可能難免草率，但作者巧妙地在時間與空間軸中抽取典型案例加以輔助敘述，形成立體感，令人信服。作者強調在歷史中“捕捉那些容易被遺忘的‘罕見’事件”。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數據上的缺憾。在研究全球金融危機史的眾多著作中，學者們往往把此書的學術價值與金德爾伯格30多年前出版的《瘋狂、驚恐和崩潰：金融危機史》相提並舉。

　　不過，有一點需要指出，再龐大的數據集也只是時間的截圖，置於漫漫歷史長河，亦不過滄海一粟。在種種金融危機的表現形式中，作者首要探討的主權債務違約問題在最近鬧得沸沸颺颺的希臘債務危機上再次得到鮮活印證。

　　研究顯示，從18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希臘為代表的部分歐洲國家曾持續發生主權債務違約。眼下，希臘危機已臨近又一個關鍵時點——7月5日公投。已經走投無路的希臘政府把決定權交給民眾，期望希臘人民通過公投挽救自己的命運。但話説回來，到最後，國際債權人的影響仍然是關鍵的。不過，出資的債權人需要明白，以前採取的讓希臘緊縮的藥方已經徹底失敗。

　　不久前，剛給聯合國撰寫了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報告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就對希臘的國際債權人感到不滿。他認為，希臘需要的是一個推動增長和創造就業的刺激經濟方案，而不是一味的緊縮。自2010年以來，希臘經濟已經萎縮了大約25%。斯蒂格利茨説，削減開支是個巨大的錯誤，希臘的國際債權人到了承認錯誤的時候了。

　　“他們有刑事責任，”斯蒂格利茨不惜放出狠話，對所謂的“三駕馬車”（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央行）大加批評，“造成這樣的衰退就像是刑事責任。”這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敦促債權人減免總計大約3000億美元的希臘債務，並向希臘政府提供刺激經濟的資金。他警告説，如若不然，這會繼續加劇希臘衰退，損害歐元信譽，並最終傳染至全球。

　　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則從另一個角度評論希臘危機，“歐元的創造就是一個錯誤，”他在近日的《紐約時報》專欄上如此説，“歐洲根本就不具備成功的單一貨幣的前提條件。”希臘已經走上一條不歸路。

　　對於希臘危機，不管對事情本身的看法有多大分歧，思想者們至少在一點上存在共識，那就是，對於重大歷史事件的判斷，最需要的元素是時間。

　　儘管危機的類型不斷轉換，但金融危機總是會週期性爆發。即使對發達國家而言，也不能輕易作出它們已經遠離金融危機困擾的判斷。2007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經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再回到全球金融危機史的視角，為何危機一再發生？

　　萊因哈特與羅格夫認為，這歸根到底是人的本性。人們總是週期性地變得過於樂觀，總是認為技術創新、制度變革以及經驗累積能夠使得經濟擺脫金融危機的困擾，即“這次不一樣”(This Time Is Different)。事實上，在1929-1933年大蕭條、19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1990年代東亞金融危機以及2007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市場上總是充滿了“這次不一樣”的樂觀論調。然而無情的事實是，沒過多久，上述樂觀論調總是被金融危機又一次無情地碾碎。正如兩位學位所指出的“技術在變，人的身高在變，時尚也在變，但政府和投資者自我欺騙的能力並沒有變”。

　　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在總結金融危機的教訓時曾引用了作家馬克·吐溫的一句名言：“歷史不會重復自己，但會押著同樣的韻腳。” 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下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時間。如果執政者能夠足夠理性，控制得住本性中的恐懼與貪婪，也許危機就再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