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經濟體制改革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實質性問題而展開。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馬克思曾説過，資金是經濟活動的第一推動力。金融資源不僅是各种經濟資源的重要構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在現代經濟運作和發展中，金融資源配置的取向、格局和方式直接引導和制約著其他經濟資源的流向、流速、佈局和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説，金融體系改革不僅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且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進程和成效等有著至關重要的機製作用。

　　金融體系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在關係決定了，一方面金融體系改革應緊緊圍繞經濟體制改革的取向、重心和內在要求而展開，應緊緊圍繞中國經濟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客觀需要而展開，因此要始終堅持服務於實體經濟運作和經濟發展這一基本點；另一方面，金融體系改革又必須充分發揮經濟改革中的先導作用，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上，通過調整和改變金融資源配置的取向、流速和格局，引導其他經濟資源的配置狀況調整和改變，提高資源配置的整體效率，由此，既充分反映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作用，又充分體現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對應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而言，強調的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這一經濟體制中的核心問題。在金融改革中，這一核心問題也是存在的，同時由於金融領域中盛行審批制，這一問題更加突出更加嚴重。就此而言，金融體系改革需要正確處理好貨幣政策調控、金融監管與充分發揮金融市場在配置金融資源方面決定性作用之間的關係，凡是市場機制能夠發揮作用並且能夠解決的問題，應交給金融市場去解決，不應由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代勞，以改變政府部門越位、缺位和錯位等問題。

　　但在中國金融體系改革中也還存在另一個特殊且突出的問題——間接金融為主的體系。所謂間接金融為主的體系，是指金融運作和金融發展中的各種金融資源主要通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運用存貸款機制進行配置的格局。截至2014年9月，中國金融90%以上的資源通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運用存貸款機制（或類似于存貸款機制，如信託、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銀保合作等）進行配置，由此提出了金融體系改革中一個根本性問題：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金融體系改革的方向上，是走一條繼續堅持間接金融為主從而依然由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發揮配置金融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之路，還是走一條改革間接金融為主的體系，從而發揮金融市場在配置金融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之路？如果是前者，實際上談不上金融體系的改革，所涉及到的主要是一些單項金融改革的內容；如果是後者，則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將是金融體系重新再造的過程，它將深刻影響到金融體系的各個方方面面。

　　有關金融體系是商業銀行主導還是資本市場主導（或稱為“是以銀行為基礎還是以市場為基礎”）的討論，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美國金融創新。此前，美國金融體系中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配置的金融資源佔主體地位；但在上世紀80年代金融脫媒的背景下，隨著直接金融的快速發展，以銀行信用為基本機制的存貸款在金融總資産中所佔比重快速降低，美國金融業界（包括實務界和理論界）提出金融體系向何處去的問題。一些人認為，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在吸收存款中處於硬約束狀態，在發放貸款中處於軟約束狀態，這決定了它們將是20世紀的“金融恐龍”（即行將滅亡）；另一些人強調，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應加快業務轉型以適應資本市場的發展。此後30多年，美國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貼近資本市場發展的內在要求，積極展開産品創新，有效實現了資産結構調整、業務轉型和盈利模式的轉變，構建了以資本市場為基礎，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現代金融體系。

　　在歐洲大陸，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後，以德國為代表的商業銀行也在快速實現資産結構調整、業務轉型和盈利模式轉變。在存貸款佔比快速降低的條件下，積極拓展非生息業務，充分運用各種金融機制，根據客戶要求變化和資本市場發展要求，將業務重心轉向了存貸款之外的各種金融産品運作，在專業化的基礎上建立了全能銀行業務模式。

　　中國儘管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就提出了，要大力發展債券，提高直接金融比重，但15年來，間接金融為主的金融格局並無根本改變，且有著越加嚴重的趨勢。近年來，這種以銀行信用為基礎、以存貸款為主體的金融體系缺陷暴露得更加突出，不僅引致了經濟和金融運作中的一系列矛盾和弊端，而且給經濟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留下了一系列嚴重的隱患，為此，間接金融為主的金融體系已到非改不可的程度了。

　　中國的金融體系改革，要發揮資本市場在配置金融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由此，必須改變以銀行信用為基礎以存貸款為主體的間接金融架構，建立以“直接金融為主、間接金融為輔”的現代金融體系。